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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陳聖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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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肖邦青史談
春秋戰國時期的王道和霸道，與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意思不同。
所謂王道，實際上就是人們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處理一切問題的時候，按照當時通行的人情和社會，道德標準，在不違背當時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採取的某種態度和行動。
古時指以仁義統治天下的政策，“王道”亦可理解為王走的道路，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法。
霸道，古時指以武力、刑法、權勢等統治天下的政策，與王道是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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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野史著作郎
中國古代“王道”與“霸道”共存並生，關於“王道”與“霸道”爭論最激烈的當屬春秋戰國時期。
所謂“王道”當是大一統的帝王之術，中央集權，由帝王統一發號施令，全國臣服。這種統治思想更利於國家的穩定。西周施行的是分封制度，在分封制下的“王道”便是維護周天子的統治權威，保證宗法制、井田制的推行。春秋前期的孔子一生主張恢復“周禮”其實就是在維護“王道”。
經過春秋戰國的洗禮，到戰國末日早已“禮崩樂壞”的面目全非，此時法家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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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尚思修善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縱橫捭闔，奠定了中國帝王文化的基礎，國家之間鬥巧、鬥術、鬥狠，各用心計，開創了各種學派的原源。
現在的世界簡直就是那時候的一個翻版。
作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幾個大佬，各自演繹自己著自己對“術”的運用。
於是，原來周朝流傳下來的，只有仁政的王道，經過人心私慾膨脹的分化，漸漸形成了幾個流派，他們根據各國帝王的需要，打包批發，而使自己成為商品專業戶，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富貴。
孟子的仁義之道，是如何失去市場的？作為儒家文化的傳承人，孟子問老師子思牧民之道，何為先？
子思說：“先利之。”
就是為人民謀福利才行。
孟子納悶，說道：君主要教給人民的，唯有仁義而已，為什麼說要給他們利益呢？
不懂了！
子思說：“”君王的仁義，就是給百姓謀福利。君上不仁，則百姓不得其所；君上不義，則百姓也崇尚奸詐，這就是最大的不利。
《易經》上說：‘利者，義之和也。’義是因，利是果。又說：‘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利可以用來安身，以崇其德也。這些都是最大的利益啊！”
崇尚仁義道德的結果，竟然是為了利益，這才是儒家文化之道。
也看出，儒家文化也是講“因果”的。
我們不能否定任何一種文化信仰的背後都有其精髓，每一文化信仰的背後都有利益的存在，只不過利益藏了起來，需要我們透過自己的努力，把信仰踐行到一定程度，利益自然隨之而來。
孟子影象
可現代人，往往忽視付出，而急功近利。
《孟子》第一章中講道：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
作為一個君王為國家的利益著想本無可厚非。可是赤裸裸地發問，就顯得太現實了。
孟子一句話就頂回去了：大王何必說利益，我這裡只有仁義，不需要利益。
《孟子》中開宗明義直接闡述義與利的關係，這其實是帝王之術中的“王道”，也就是說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道理。
在這一篇裡，孟子講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你琢磨別人的利，你手下的人也琢磨你的利。
《論語·季氏篇》裡，季孫氏圖謀要攻打顓臾，冉有和季路來告訴老師孔子。
孔子說：“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後來，果然被孔子說中，季孫氏家臣陽虎作亂，脅迫季孫氏，攫取了魯國的政權。
當然，陽虎的權勢也沒有能夠保持得住，他很快也倒臺流亡了。
縱觀歷史，無論幹什麼事，你一個人幹不了，總要有人跟著你幹。
如果你仁義，跟你的人也仁義；如果你逐利，跟你的人也逐你的利。
你所謂的心腹，也不可靠。你選的接班人，正是顛覆你，殺得你片甲不留的人。所以說逐利的人最終會被蕭牆(身邊的人)之內的人逐。
防不勝防。三千年歷史的結論——防不住！
義利之辨，並不是義和利兩個東西擺在面前讓你挑選，非此即彼。
義和利不是並列關係，而是先後關係、因果關係。
《大學》中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也。”
義是本，利是末；義是先，利是後；義是因，利是果。
懂了這個先後次序，就接近於道了。
那麼，行仁義是不是就一定得到利益呢？
不一定！
得不到怎麼辦？
孔子說了：“求仁得仁，何所怨。”
你不要有所期待，也不要翹首期盼，只要埋頭苦幹，憑自己的良知，憑大是大非去做。
後來的曾國藩就很懂這個道理，他說：“只管耕耘，莫問收穫。”
那麼曾國藩得到沒有？
這個大家有目共睹，曾國藩是少有的“立功、立德、立言”的聖賢。
在獲得讚譽的同時，得到了朝廷最高的封賞。
這就是求仁義道德，而得到了利益，利益是道德仁義的附加值。
說明曾國藩已經掌握了孟子思想的精髓，所以才會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懂了，你就成功了！
孟子見魏惠王一心逐利，心中沒有仁義，就告訴他只有義，沒有利。
我們學孟子的治世之道，就是要切己體察，觀照自己，事上琢磨，放到自己的心行之上，做到知行合一。
《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一句名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句話揭露了人們逐名琢利的本質，而這種思想也正是導致歷史不斷流轉的原因。
看看現在的世界形勢，有的國家眼中只有利，為了利不惜打壓別的國家，就算是盟友也不行，照樣薅羊毛，短期來看，這樣做取得了效果，可放眼未來，就難說了，現在世界格局不是正在悄悄變化嗎！
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孟子的戰略思想只有一個，就是行仁政王道，不是去和別國爭利、爭霸，而是把自己的國家搞好。
誠意正心，熱愛人民，自己修道保法，上下齊心，就不用擔心別人攻打進來。
百姓滿意，則近悅遠來，能吸引天下人才和移民，國家自然強大。
在齊國可不可以伐燕這個問題，孟子就是這個態度，燕華人民高興，就攻取；燕華人民不高興，就不取。
商湯開始征伐的時候，往東邊打，西邊國家的人民就不高興，說怎麼打他們，不先打我們呢？往西邊打，東邊國家的人民又不高興了。
為什麼？因為本國統治階級太混球了，得罪百姓了。
因此全天下都願意讓他統治，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孟子說王天下易如反掌，就是這個道理。
商湯是怎麼實行王道仁政的，具體政策不說，看看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吧！
看看他的兩個小故事。
商湯蓋房子，挖地基，挖出一具無名屍骨，於是，商湯停止蓋房子，很隆重很有尊嚴地把這屍骨重新安葬了。
大家就說：“商湯對死人都那麼好，何況對活人呢！”
好的名聲是來自於自己的仁義。
商湯看見一個人張網捕鳥，四面張網，商湯就要求他撤去三面，只留一面就行了，不要一網打盡，不要竭澤而漁。
大家又說：“商湯對鳥獸都那麼好，何況對人！”
周文王的故事，要從他的爺爺周太王說起。
周太王，就是古公亶父，是周氏部落的酋長。
他在位期間，薰育和戎狄進攻周族，想要奪取財物，亶父就給他們。
後來又來攻伐，要取得周氏部落的土地和人民。
民眾非常憤怒，想要抵抗。
亶父說道：“民眾擁立君主，是為了讓君主為民眾謀利。如今戎狄來攻，是為了我們的土地和臣民，而臣民歸我還是歸他，又有什麼區別呢？
你們為我而戰，要殺死很多人的父子，透過這種辦法讓我當國君，我不忍心這麼做。”
於是，亶父帶著家人和親隨離開豳地，渡過漆水和沮水，經過樑山，到岐山下安頓下來。
豳狄的人又全部扶老攜幼，復歸亶父到岐山下。
其他國家部落的人聽說古公亶父的仁德，也紛紛前來歸附。
於是古公改革戎狄的風俗，營造城郭房舍，讓人們分別居住，並設定五關，各司其責。人民安居樂業，都歌頌周太王的仁政功德。
這樣一代代積德集義，到了周文王臨終時，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是周文王並沒有攻取商紂王，因為他覺得時機未到，自己的德積得還不夠，紂王的孽造得還不夠。
等到周武王一代，商紂實在是作死，武王才伐州，一舉得天下。
孟子到處推行他的王道思想——仁政。
但是戰國時期，天下諸侯都推行軍國主義，互相征伐兼併，百姓苦不堪言。
孟子說“王天下易如反掌。”就是不要戰爭，自己施行仁政，人民都願意做你的人民，不願意做別國臣民，這樣如果外敵來侵，大家眾志成城，誓死捍衛，外敵就打不進來。
商湯、周文王都是這麼得到天下的。
孟子的話沒有一個君王能聽得懂，也沒有一個君王願意聽，，雖然魏王、齊王和孟子都有深入的交流，說得也很清楚，兩位軍王呢，也都有雄厚的實力，但是他們都鼠目寸光，只看得眼前利益的爭奪，看不到萬世的利益。
所以，各國君王就被蘇秦、張儀之流玩弄於股掌之上。
戰國結局，還是最能殺人的秦國得了天下，似乎和孟子說得相反。
但是，那殺人的，也被人殺，秦朝的天下十四年就亡了，而周天下延續了八百年！
齊國吞併了燕國，打破了戰略均勢，諸侯各國開始商量救燕國。
齊王問孟子：“諸侯各國蠢蠢欲動，要攻打齊國，怎麼辦？”
孟子說：“天下諸侯本來就害怕齊國強大，如今您的土地又翻了一倍，而不行仁政，那一定會招來全天下的刀兵了。
大王您趕快下令，釋放燕國的老幼，歸還燕國的國寶重器，和燕華人商量，為他們設立新君，這樣才能避免災禍！”
齊王捨不得到手的利益，不聽孟子的話。結果不久燕國到處爆發抗齊鬥爭。
不久齊王在內憂外患中死去。
縱橫家的縱橫捭闔，是看得見的利益最大化！孟子與蘇秦、張儀以及商鞅等有著價值觀上的區別。
孟子說君子處世，是為了救天下蒼生，不是“修得屠龍術，貨與帝王家”，去換取自己的富貴。
因此，孟子的價值觀，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而蘇秦、張儀之流就不同了，他們是來求富貴的，一切看“客戶需求”，你喜歡什麼，我就給你什麼，隨時可以隨需要而變。
當初，蘇秦算得上一個勵志模範，在求官無果的情況下，在家刻苦讀書一年，終於掌握了強大的知識點。
不過他學習是為了當官求富貴，是為了出人頭地，這一太強的目的性使他最後亡於爭名奪利上。
他先去秦遊說秦王兼併天下之術，秦王沒有采納。
一氣之下，他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去遊說其他六國合縱之術。
結果成功了。此時的蘇秦身掛六國相印，儼然如同聯合秘書長。
富貴到手的蘇秦，車馬儀仗排場之大，堪比六國君王。
他就是諭人以利，抓住了六國君王害怕被秦國殲滅的痛點，獲取了一時的富貴。
蘇秦犯了一個大部分男人都會犯的錯誤，在燕國，他與寡居的前任國君燕文公的夫人私通，被新燕王知道了。
蘇秦害怕，找藉口跑到了齊國，在齊國與齊國大夫爭寵奪權，被刺身亡。
這種結局也註定了他合縱術的失敗。
而張儀則透過破壞各國之間的合縱，使秦國逐漸統一天下，而促使秦國強大的則是三十多年以前的商鞅變法了。
而商鞅則更是成就霸道強權的鼻祖。
商鞅是本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史記》記載，商鞅第一次見秦孝公，講的是帝道。這個帝道就有孟子仁政的影子，可孝公實在聽不進去，聽著聽著竟然去見周公了。
第二次進見，商鞅給秦孝公講起了王道，孝公還是沒精神，並且對推薦人京監說，你這是給我找了個什麼人，搞那些迂腐的東西來浪費我的時間！
眼看就要沒戲，商鞅的富貴就係在秦王身上，所以商鞅急啊，他扒拉扒拉貨底子，又請求景監給個機會。
第三次，商鞅講起了霸道，這下秦孝公聽得有點味道了，但是還不到位。
第四次，再講強國之術，這回秦王興奮了，兩人促膝長談了幾天都不厭倦。
景監問商鞅：“你跟大王談了什麼啊？幾次差距這麼大？”
商鞅說，開始講帝王之道，商湯文王的故事，大王一聽成就大業需要幾代人的時間，說太慢了，他不能等，要稱王稱帝就在自己身上實現，哪裡能等得到一百年以後的成就呢！後來講到強國之術，大王才感興趣了。”
急功近利的危害，就如同現在往農副產品里加的“催熟劑”，養豬可以“四月肥”，水果能夠提前上市或者反季節銷售，那些“一月鴨”、“二月雞”，被催生的雞蛋，一直下奶的牛，就如同商鞅之法，能夠快速獲利，可結果呢？不言而喻！
這就是現實，秦王沒有沒有長久的價值觀，商鞅家從自己的戰略商店裡，把快速成功的方法拿出來給他。
秦孝公嫌王道太慢，他的強國之道快不快呢？
我們來比較一下，從周太王到周武王，一共四代人得天下，保有天下八百年。
從秦孝公到秦始皇，一共七代，一百多年得天下，保天下只有十四年，就斷子絕孫了。
王道一點也不慢，但是帝王不懂！
帝王被稱謂：“君主”、“君王”、“國君”，什麼意思呢？應該是“君子之主”、“君子之王”、“國之君子”。更應該用君子之道來對待百姓和治理國家，可事實呢！
什麼是君子之道？
孔子說：“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什麼意思呢？
難道大家都不是從大門出來的嗎？門前就是大道，為什麼大道上沒人走呢？
原來都失“道”了呀！失去了君道。
所以說，有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
義立而王：用“義”做國政，使百姓追求禮義，自己率先垂範，絕不違背禮義，就像孟子說的：“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
誠意正心，一切以仁義為標準，內心就像是巨石一樣堅固。
所任用的人，都是義士，所頒行的法律，都是義法。
這樣，在下位的百姓，都以義仰望於上，國家的根基就奠定穩固了。
信立而霸：“德”沒有達到盡善盡美，“義”也沒有都到位。
但是，天下之理，綱紀要領，也大概有個規模，獎善罰惡有一定的標準，已經取信於天下，各方面的要點，臣子百姓也都基本瞭解。
政令釋出以後，雖然有失敗錯誤對自己不利，地方，也依法行政，不會隨時按自己的利益需要修改規則，欺騙百姓。
和別國契約盟誓也是一樣，一旦承諾，不會發現對自己不利，就反悔棄約。
能做到這樣，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來侵犯。
這些基本標準達到了，盟國必然信賴，就是處於偏僻的地方，也能威震天下，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這春秋五霸，就是明證。
權謀立而亡：要是以追功求利為目的，不主張正義，不維護信譽，唯利是圖，對內欺壓百姓，與民爭利；對外呢，欺詐盟國，追求大利。
內不修德修正，而常欲人之所有。自己的東西不珍惜，老是惦記別人的東西。
這樣一來，臣下百姓沒有一個不以詐心來對付上面的。
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上下分崩離析。敵國會輕視他，盟國會懷疑他，天天陰謀詭計，爭權奪利，殫精竭慮，國家卻走向危弱，甚至滅亡。
中國歷史上，一個國家的中後期都是這樣走向滅亡的。
在孟子、商鞅、蘇秦、張儀先後離世後，經過近百年的分分合合，一會合縱，一會又互相攻伐，秦終於統一天下，這也算得上是大勢所趨。
任何一種思想和力量都要服從於趨勢。到底是孟子的仁義之政更長遠呢？還是縱橫家的利益之趨更現實呢？
如果治理一個國家當然是仁政為先，這要在天下一統的情況下才能進行。
而各國之間都是利益至上的，人的慾望和私利不會服從於仁義，仁義應該服務於利益。
但更深層次地來看，利益來自於仁義，可在既得利益面前那些君王們誰又能智慧地看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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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王道”，是指君主以“仁義治天下”的政策和策略，如孔子、孟子等儒家的主張就是典型的“王道”，道家老莊也是如此。至此後的“無為而治”、“獨尊儒術”及後來的“理學”等等；何謂“霸道”，是指憑藉武力、刑罰統一、治理天下的政策。如法家商鞅、韓非子等法家君主及臣相們就是如此，秦國靠武力及刑法就使秦國強大起來了，仍至秦始皇統一了中國。
至於誰更厲害？從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而言，以“無為而治”至“獨尊儒術”治理國家，漢、唐、宋、明、清均是堅持“王道”治理天下，以仁義道德統治人民時間長；而以“霸道”治理天下，典型的是“秦朝”，但在明朝也採取了“王道”與“霸道”相結合治理天下，如明朝採取了“明禮重刑”的政策治理國家。但“重刑”明顯不妥，則以“仁政”治理天下方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