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書房是康熙設立的一個攬權的機構。當時朝廷的政令，由內閣大學士把持，明珠和索爾圖在幫助康慈剷除鰲拜、平定三番時獲得了相當大的權力，他們招權納賄，朋比勾結，康熙雖然身為至尊，其意志也不能得到徹底貫徹，有時候還能避讓他們三分。這是雄才大略的康熙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設立了南書房，表面上看是他讀書寫字的地方，事實上他在此招攬了一大批博學多才的翰林學士，幫助他草擬詔書，參謀政事，原先屬於內閣的權力就這樣一點一滴的流入了南書房，康熙也由此完成了集權的目的。有意思的是，南書房的官員普遍等級比較低，比如高士奇，僅僅是一個從七品的內閣中書而已，和內閣大學士這樣的超一品官員大不相同。康熙如果對其中的人不滿意，可以立刻將其趕走，換一批新的人進來，不至於產生太大的政治波動。所以對這些人來說，除了忠心耿耿的侍候主子之外，不太可能像明珠索額圖那樣侵犯到皇帝的權力。他們更像是皇帝的秘書，而不像是宰相。

南書房，是清代皇帝文學侍從值班之所，設於康熙十六年（1677年）。南書房位於北京故宮乾清宮西南（南書房在乾清門西側，北向；上書房在乾清門東側，北向），本是康熙帝讀書處，俗稱南齋，康熙帝為了與翰林院詞臣們研討學問，吟詩作畫，在乾清宮西南角特闢房舍以待，名南書房。

對於很多帝王來說，在忙於處理繁重國事之餘，與一群文人才子們一起吟詩作畫、探討文史，乃是業餘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點綴。且不論沉迷此道不可自拔的陳叔寶、李煜、趙佶這些“亡國之君”，即使像李世民、朱瞻基這樣的一代明君，也喜好與朝中文士們打成一片。而對於國學功底深厚，且據傳曾匿名參加科考且高中探花（當然只是民間傳說）的康熙皇帝來說，則更是精於此道，且將其規範化、制度化。

康熙十六年（1677年），時年才二十出頭的玄燁就下了一道聖旨“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並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論不能應對。今欲於翰林內選擇博學善書者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很快，張英（著名的“六尺巷”故事的主角）、高士奇兩位朝野上下一致認可的飽學之士就得以脫穎而出，成為了首批伴隨康熙左右的“學術顧問”。顧名思義，南書房並不是一個正式的官方機構，在外人眼裡也不過是康熙閒暇之餘和才子們探討琴棋書畫的文藝沙龍而已。

但不久，南書房的性質就悄然發生了變化，在此輪值的文士們不再僅僅只是陪皇帝賦詩撰文，他們有了更加重要的任務，那就是秉承康熙的意旨起草詔令，參與軍國大事。史書也記載“若特頒詔旨，由南書房翰林視草”。此外，很多各地上報康熙的“密奏”，也要經過南書房之手呈交康熙。

由於南書房“非崇班貴檁、上所親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嚴密控制的一個核心機要機構，隨時承旨出詔行令，這使南書房“權勢日崇”。南書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同時將外朝內閣的某些職能移歸內廷，實施高度集權的重要步驟。康熙帝親政以後，朝廷的權力一則受議政王大臣會議的限制，國家大事需經過王大臣會議，而這些滿洲王公貴族地位較高，有時與皇帝意見發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則內閣在名義上仍是國家最高政務機構，控制著外朝的權力，康熙帝為了把國家大權嚴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決定以南書房為核心，逐步形成權力中心。

清朝畢竟是由滿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自建立之日起，滿族宗室勳貴自持為統治階層，不僅從政治制度上就對漢族官僚多加防範限制（比如清朝很多重要部門都設定滿漢兩套領導體系，而滿族官員往往是實際掌權者），更是對漢族官僚多加鄙夷不予認同，僅僅視其為“高階打工人”般的存在。

康熙作為一代明君，自然深知此種情況任其發展，必然會影響整個漢族精英階層對清朝的認同感從而威脅清朝統治。於是其選拔一些優秀的漢族官僚充任南書房供職，更是讓其參與核心決策，這樣不僅肯定了這些漢族官僚精英們的學識才華，更是讓他們體會到融入“高層權力圈”的滿足和榮耀。

能輪值南書房的，本身就是博學多才的飽學之士，而他們常伴康熙左右參與軍機要務，耳濡目染間也在不斷提高自身的政務水平，從而完成了從“學術人才”到“政務精英”的質變。再加上皇帝“身邊人”這一獨特的身份優勢加持，為他們日後步入朝廷高層打下了堅持的基礎。

南書房的“老前輩”張英後來官居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而高士奇則也位居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後多位朝廷要員如刑部尚書王士禎（“神韻說”的創立者）、禮部侍郎方苞（也是大名鼎鼎的“桐城派”的文壇領袖）、禮部侍郎沈荃（其書法被康熙推崇備至）等也都有過南書房輪值的經歷。可見，南書房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康熙培養帝國高階官員的基地。

很多人覺得，南書房是康熙試圖利用內廷機構去加強皇權的標誌，成為康熙朝實際上的政務中樞。但我並不這樣認為，我個人覺得，康熙朝的政務中樞一直以來都是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內閣。一方面，康熙幾乎天天御門聽政，常年不輟，雷打不動，其實就是在透過這種方式使內閣、六部等機構正常發揮效能，以打破入關前滿洲貴族集團的軍事民主性質，逐步完成官僚機構的封建化。另一方面，在滿洲勳貴內部他又提拔了一些小勳貴，讓他們成為議政大臣以便削弱大勳貴和宗室王公的議政權，諸如索額圖、明珠這些人其實都是在這時候發跡並高升的。

而南書房在康熙的定位中到底應該具備何種職能，事實上是很難說的。因為當時距離清軍入關畢竟才只有幾十年而已，康熙不太可能把一個以漢臣作為班底的機構抬舉為真正的中樞決策機構，但這又並不妨礙他在一個可以允許的範圍內重用漢人漢臣。畢竟從順治、皇太極乃至於努爾哈赤時代開始，重用漢人就已經成為傳統。在這方面，康熙有理由，也有必要比列祖列宗做得更好。

所以，與其說南書房作為一個內廷機構存在其固定職能，倒不如說康熙可能是在利用南書房探索各種制度設定的可能性。可能他會有一些意向性的、模糊的想法，但他不知道這些想法能否付諸實踐，只能說是走一步看一步。換言之，南書房成為康熙絕好的一塊政治試驗田。

我個人認為，康熙設立南書房的最初意圖可能很簡單，就是因為滿臣的文化水平不高，無法滿足康熙對漢文化日益強烈的求學渴望，同時在平定三藩的過程中又產生了大量機要文案工作，而僅靠文化程度一般的滿臣，顯然力難勝任，所以康熙才特意從翰林院裡面挑選一些漢人儒臣入值南書房，一方面可以充作詞臣隨侍左右，講經論道，並不時召來問詢，另一方面也可以幫他去處理日益繁重的文案工作。

可問題是，與漢臣們在南書房朝夕相處的每個日夜，畢竟不能只談風月，語涉政務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而漢臣為康熙日講儒家經典，往往夾帶私貨，自然會在有意無意間引導和影響康熙的治國理念。時間一長，一些聖寵不衰的南書房大臣逐漸也就有了涉足政務的機會和便利，比如康熙會在處理政務的過程中主動詢問南書房大臣的意見，並順手令其代筆，批閱奏摺，草擬詔令。也就是說，南書房大臣往往會在某個特定時間段內成為康熙的機要秘書和高參。從這個角度上看，康熙的確是在試圖利用南書房進行一定程度上的集權，為後來雍正朝建立軍機處提供了思路和啟發。

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康熙朝，南書房大臣就真的躋身於事實上的決策層了。康熙對漢人的提防始終存在，所以他絕不會把漢人真正當成自己人，而對於南書房大臣來說，與聞政事，參與機要，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康熙給他們的許可權頂多是隨侍筆錄，以備顧問而已。而康熙二十八年御史郭琇彈劾高士奇結黨營私一事也給了康熙以極大的警醒，自此康熙對待南書房大臣的態度更加謹慎，他不再設定較為固定的官員入直南書，而是令翰林院、詹事府和國子監每日派四人到南書房輪值，由於每日輪值，人員不盡相同，這樣就大大降低了南書房大臣擅權結黨的可能。說到度，南書房大臣不過是一個兼職，入值南書房的漢臣一般來說都是供職於翰林院、詹事府文人學士，本職品級都不高，這種定位就決定了康熙更多的時候只是把他們看作陪自己吟風弄月的詞臣，而非能獨當一面的朝廷柱石。事實上，康熙始終把南書房當成自己的私屬之所，一個在工作之餘可以放鬆身心的文藝沙龍。南書房的一應費用都是從內務府支出的，與前朝無關，南書房大臣也會搬到宮裡來住，方便隨時伺候，就像是住在主人家裡隨時待命的傭人。

不過，康熙又不能把南書房大臣真的當成服務於內廷的屬官，一方面漢臣與生俱來的自尊讓康熙不能這樣做，另一方面，重用漢人漢臣更是此時康熙在下的一盤政治大棋。當時正值三藩之亂，康熙為了贏得漢人更廣泛的支援，必須要廣收天下士子之心，而清廷想要在中原漢地站住腳跟，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原之主，更大規模的漢化則是他們必須要走的一步。但問題是，漢化到什麼程度最適合，畢竟歷史上不少朝代都因漢化過深而吃虧，更重要的是，那些滿洲親貴們會怎麼想？他們會不會因觸動既得利益而出手反對？所以，康熙選擇在此時設定南書房，可能也是在投石問路。一方面，他不用冒風險授予漢臣更高官職和更大權力，只需將他們之中的佼佼者籠絡到自己身邊，稍微展示其求賢若渴、傾心漢化的禮遇之心，便能以極小的代價打造一個漢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天子形象，從而將這些漢族上層人士爭取過來，擴大其統治基礎。另一方面，南書房也成為康熙引入漢臣勢力以稀釋滿洲勳貴的儲才之所，像張英、張廷玉、陳廷敬等漢人高官都曾進入南書房供職。更重要的是，康熙可以利用南書房牢籠更多漢人之中的學者名流，任用他們完成文化典籍的編纂工作，以便更好地掌控漢化的主動權。

所以，單純說南書房的職能就是加強君權，或是什麼別的單一職能，可能過於簡單。畢竟康熙時代本身就是清廷完成封建化的重要過渡階段，而南書房的設定既是康熙政治試驗的一部分，又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投石問路之舉，我們從中也能窺見他那份充滿謹慎和警惕的帝王心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