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治世。它包括清朝時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從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5年止，歷時130多年，在此期間，由於統治者相繼施行一系列緩和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維護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措施，保證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社會安定，勞動人民得以安心生產，從而使社會經濟從明末清初戰爭的瘡痍中恢復過來，並迅速發展，登上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又一個治世局面，清朝也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 康熙皇帝是康乾盛世的奠基者。康熙皇帝是清聖祖，名叫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年)，清朝入關後的第二個皇帝，因為他的年號叫康熙，所以習慣上稱為康熙皇帝。一位常見到康熙帝的傳教士這樣寫道：“他威武雄壯，身材勻稱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兩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圓，略帶鷹勾狀，雖然臉上有天花留下的痘痕，但並不影響他的英俊的外表。”(白晉《康熙皇帝傳》)康熙帝於1661年繼位，這時他才只有八歲。遵照太后的意見，順治遺詔命索尼、遏必隆、蘇克薩哈和鰲拜四大臣共同輔政。後來，大權只落入鰲拜一人手裡。鰲拜專橫跋扈，居功自傲，結黨營私。康熙帝十六歲時設計捕殺了鰲拜，君權才得以行使。康熙親政後，無論是文治，還是武功，都卓有成績。他對中國歷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首先，康熙帝鞏固和加強了祖國的統一，這也是他對中國歷史做出最大的貢獻。他堅決平定了三藩之亂；加強對南方各地的控制。降服了控制檯灣的鄭成功孫子鄭克塽，使中國重新歸於統一；公元1675年，他派兵驅逐了盤踞在黑龍江流域雅克薩的沙俄侵略者，遏制了沙俄對華侵略的野心。公元1679年，他派代表與沙俄代表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了中俄東部邊界線；平定了回疆、準噶爾等反動貴族的叛亂；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他能夠順應時代的潮流，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表現了雄才大略。自康熙時期至十九世紀中期，中國在北起外興安嶺，南至南沙群島的曾母暗沙，西起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東抵鄂霍次克海、庫頁島和臺灣廣大而神聖的領土內，實現鞏固了全國的統一，加強了中央集權，成為世界上強大的國家。康熙為清王朝的統治和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礎。

其次，康熙注意恢復和發展生產。他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社會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措施。鼓勵墾荒，從公元1671年，陸續放寬墾荒起科年限，並規定墾荒有成績，據開墾多少，給予不同官職，這促進了墾荒的積極性，到康熙末年，全國荒地基本上得到開闢。公元1669年，康熙下令廢除圈地令，以後永遠停止圈地，並規定所圈土地應退還給農民。公元1685年，康熙又規定民間新墾田畝，“自後永不許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貴族旗主的經濟擴張，有利於自耕農民。康熙還下令將明朝藩王的莊田改為“更名田”，免費交給原佃戶耕種，田歸佃戶“永為世業”，變佃戶為自耕農民。為了使農村生產秩序穩定，康熙還把蠲免錢糧作為恢復經濟的經常性的重要措施。除了水旱災害例行全免之外，還往往一年蠲免幾省，一省連蠲數年。公元1701年，又開始把全國各省分為三批，實施“輪蠲”，每三年輪免一次。這種措施一直持續到雍正、乾隆時期，乾隆時因為國家財力充足，還多次進行全國性普免。這種措施，使農民能有餘錢投入生產，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康熙還進行了賦役改革，實行“攤丁入地”，公元1712年宣佈，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額為準。以後“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康熙任用蘄輔等，治理黃河，減輕了水患，注意興修水利；這些都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康熙皇帝適應了歷史發展的需要，進行一系列統一戰爭，使局勢趨向穩定，清政府大為鞏固，又透過一系列的文治，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發展，使華人民過上了一百一十二年的和平生活。再經雍正、乾隆的努力，出現了康乾盛世的繁榮局面。

到乾隆時期，制服了今四川西北部大小金川的反抗，粉碎了新疆地區大小和卓木的武裝暴亂，打敗了廓爾喀對西藏的進犯；鞏固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統治，遏制了西方殖民者的侵略。

在“康乾盛世”時，社會經濟發展非常快。首先是耕地面積迅速增加，至雍正時已達到九億多畝，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加上農業技術的發展，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使全國糧食總產量大大增加。實行了調整工商業的政策，使商品經濟也有較大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興城鎮，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 康乾盛世”把中國封建經濟推到高峰。中國的人口在“康乾盛世”時突破了一億大關。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疆域也是“康乾盛世”時奠定的基礎。

康乾盛世是中國古代史上幾次盛世中的最後一段，和之前的文景之治、光武中興、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相比，康乾盛世最為突出的地方在於中國的人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尤其是康熙平定三藩以後，出臺了一些列的人口遷移政策，鼓勵廣大的人民從人口密集的中原和江南一代遷徙到新疆、青海、甘肅、東北、雲貴川等人煙稀少的當方，從明末清初引進的高產耐旱作物番薯、玉米、土豆等得以在全國推廣，讓中原可以實現糧食一年兩產，解決了以前歷朝歷代華人糧食不足的千古問題，讓華人口第一次突破1億大關。

　　可以說之所以有康乾盛世，一方面是土豆玉米番薯的種植得到推廣，加上清政府的賦稅制度改革，取消了人頭稅，實行攤丁入畝，土地改革有按人頭收稅變成了按土地面積收稅，使農民得到了空前的自由，對於人口的遷移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使廣大的土地資源得到開發。

　　按照“以丁折口”的演算法，分別將清初丁、口比例大致定為1∶4、1∶5、1∶6等，從而根據官方對“人丁”的統計數字1063萬（順治8年，公元1651年）分別推算出清初人口當為4000餘萬、5000 餘萬和6000餘萬。就算是往高了算，程賢敏先生根據康熙末年至雍正十二年間的人口年均增長率逆推出順治八年的人口當為7000餘萬。而康乾盛世才過了不到20年，康熙20年代（1682 年左右）， 華人口就已經約有7000—8000萬，到1700年甚至增長到了大約有9000萬至1 億左右，康乾盛世之前華人口滿打滿算不到八千萬，康乾盛世後人口過四萬萬！人口增長了五倍多，

　　這證明了大清的康乾盛世前所未有繁榮富足，人人吃得飽飯，這是之前的幾段盛世無法與之相比的，而此時的人口過四億！領土接近1400萬，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

　　儘管不同學者的測算方法有所差異，但有兩個共同點：一是都非常重視1741年的人口登記資料，二是學者們都是根據1734年以前統計的人丁數和1741年以後統計的人口資料來測算1740年以前的人口資料。不同的是有些學者採用的是“順推法”，而有些學者採用的是“倒推法”。基於此，本文則採用“順推”與“倒推”相結合的方法，首先根據1662—1734年平均每年增加的人丁數，[10]（P248-252）推算出1735—1741年的人口資料。然後將1741年推算出來的資料和實際資料進行折算，得到一個折算因子。最後按照這個折算因子估算出康熙、雍正兩朝的人口數量。修正後的資料顯示，康熙時期華人口大約從1億增加至3億，與何炳棣、趙文林等學者的測算結果較為吻合，其中乾隆年間人口增長速度最快，年均增加280萬左右（年均增長280萬！年均增長280萬！），是康熙、雍正時期的5倍左右。具體而言，1670年的人口接近1億，為0.99億；1700年人口達到1.04億，1750年人口達到1.8億，1790年突破3億大關，為3.01億。

　　清朝糧食產量：章有義（1991）測算的1812年耕地面積為10.5億市畝，首先將康熙、雍正時期的耕地面積換算成市畝，對於稻穀、小麥等各種糧食作物佔耕地面積的百分比和各種糧食作物畝產，從1665年的1163.7億市斤增加至1795年的2576億市斤，其中18世紀增速尤為明顯，糧食總產量實現了翻番。

　　在番薯、玉米和土豆等旱地高產的作為還沒傳入之前，南方主要靠水稻，北方只要靠小麥，小麥和水稻比較依賴天時，風調雨順的年成可以豐收，面對天災比如洪澇、乾旱、蝗災等因素是無法掌控的，有了這些作物，在廣大的山地丘陵地區都可以實現一年兩產，比如中原地區收完小麥可以接著種玉米，收完土豆可以接著種番薯，即便春季乾旱小麥無收，還可以指望秋天收玉米，這樣就可以大大提升了糧食產量和土地的利用率，在傳統的農耕年代有糧食就可以讓人民富足，可以說康乾盛世的最大功勞，不只是康熙乾隆的政策好，還要歸功於土豆玉米的引進和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