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洪秀全等人為核心的組織者剛開始是利用“拜上帝教”來愚弄深受剝削和壓榨的底層人民來起義的。起義之初，提出的口號“無人不均勻，無人不保暖和天下人田，天下人耕”得到了廣大底層人民的響應，得到了飽受壓迫的人民的廣泛支援，所以勢如破竹，打得清軍毫無招架之力，迅速席捲了大半個中國，一路北上攻破了南京並建立了太平天國政權。

攻打下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國後，本應繼續努力，利用大好形勢趁機北上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統一天下。可是這個時候以洪秀全為首的核心人員卻被眼前的大好形勢遮住了眼睛，迷失了初心和喪失了鬥志，開始了紙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和殘酷內鬥的節奏！雖然也派出了以林鳳祥和李開芳為首的2萬多人北伐軍和在北方活動的捻軍呼應，可惜只是虛張聲勢，致使北伐軍全軍覆沒，喪失了大好形勢。

緊接著洪秀全和楊秀清的矛盾越來越深，權利的鬥爭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階段，於是洪秀全密調韋昌輝和石達開進京，開始了“天京之變”，韋昌輝和秦日綱將楊秀清一派2萬多人屠殺，並對石達開也起了殺心，逼迫石達開出走天京，造成了嚴重的分裂。為了穩住局面洪秀全又殺掉了韋昌輝和秦日綱為自己洗脫罪名，派人去召回石達開，但石達開已然看清洪秀全的真實嘴臉，率軍南下出走最後在四川大渡河安順場被俘犧牲。自此太平天國開始了衰敗！

雖然在此以後，以洪仁玕為首的一批有識之士也推出了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來維繫政權，但是腐朽的太平天國已然喪失了底層人民的支援，人們發現這個政權又是另一個清廷。此時的洪秀全對洪仁玕也不信任派自己的兩個哥哥對洪仁玕各種刁難和掣肘，並且為了苟延殘喘大肆封王，到了太平天國晚期居然封了2700多個王，軍隊的將領哪還有什麼凝聚力和戰鬥力。

太平天國軍隊中本來就有很多的降將，他們當初就是為了貪圖榮華富貴投奔的太平天國，後期又為了自己的前途又開始投降清軍。這種降將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大多帶著自己的部隊成建制主動投降，光一次性投降五六萬人這種就有好幾起。

比如納王郜永寬、保王童容海等等投降時都是在部隊建制完整，兵力雄厚的情況下。從頭到尾沒有和清軍進行一次戰鬥就主動乞降。當這些投降事件發生時，雖然有以陳玉成、李秀城為首的一批忠於太平天國事業的將領勇敢地站出來，對背叛者進行阻撓甚至戰鬥，但大多都無濟於事。

而這些太平軍降將往往為了獲得清軍勢力的信任，同時也為得到升官發財的資本，不惜對自己昔日曾經一起並肩作戰的同袍痛下殺手，絲毫不顧及昔日情分。

總之信仰的缺失加上人民基礎薄弱和內部高層的內鬥，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是必然的！

因太平天國末期，中下層的官兵已經覺醒：太平天國初期，以洪秀全為主的太平天國主要領導人以宗教為手段，糊弄天下受苦受難的百姓，說天下人都是天父的兒女，都應該平等，都應該均貧富，都是國家的主人。可是隨著太平天國取得階段性的勝利，定都南京之後，以天王為主的太平天國諸王，生活腐敗，爭權奪利，不顧下層官兵和老百姓的死活。

天王洪秀全自從定都天京之後，後宮廣納嬪妃，整天泡在美色之中，從此步不出宮，衣不解帶，比歷史上任何君王都荒淫，東王楊秀清及以下的二千多天國王爺，也有樣學樣，驕奢淫逸，女狀元傅善祥都成為東王楊秀清的玩物。但是，底層的天國士兵卻要男女分營，連最基本的夫妻生活都不被允許，宋儒去人慾的宣傳沒能做到的事，太平天國強行令士兵做到。

另外，太平天國規定農民生產的產品都歸天庫，事實就歸天王為首的諸王享受，真正飯做到是四海無閒田，農夫又餓死。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領導階級爭權奪利，東王楊秀清實權在握，但還不滿足，東王楊秀清假扮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自己為萬歲。洪秀全聯合北王韋昌輝，殺了楊秀清東及以下官兵一萬多人，後來洪秀全又殺了北王韋昌輝，史稱＂天京之變＇。

天京之變之後，太平天國由盛轉衰，士兵也看清了太平天國領導階層的騙人嘴臉，精神上的信仰也就崩塌了，所以，太平天國後期，出現幾萬人集體投降清朝也就不奇怪了，因為太平天國的統治階級比清朝統治者更腐敗，更不人道，是利用宗教騙人的人渣。

農民起義不論規模多大，結局只有一個，失敗，作鳥獸散。沒有一個政黨，沒有一個有共同信仰的領導核心，戰士們也沒信仰，只求眼前利益，清政府撒一點魚餌，就會出現向清政府投降的現象。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還是請有關專家回答為好

“得民心者得天下”。因為太平天國末期當權者心裡沒有絕大多數人民的飢食冷暖，只顧自己利益小集團中少數人燈紅酒綠的享受，整天過著紙醉金迷的腐敗生活，徹底失去了民心，所以失敗是大勢所趨，才到處岀現萬人棄暗投明，這在任何朝代都是很正常的！

因為太平軍取得勝利後，高層領導驕傲自滿。擺官架子，比之前皇帝的架子還大。認人為親，發展親屬勢力。驕奢淫疫。腐敗行為比之前皇朝還更甚。失掉軍心民心！土崩瓦解在意料之中。丟失了起義前的初心。

最主要的問題：民眾最起碼的生理需求——吃飯問題也得不到天國當局最起碼的保障，對後期太平天國的發展構成了嚴重影響。

首先，國庫虛空，財力薄弱，財政已嚴重入不敷出。1853年剛入城時，聖庫存銀最高達一千八百餘萬兩，可半年後就只有八百餘萬兩，到1854年3月份則只剩下“銀三十餘萬”（《張德堅.賊情彙纂》p278)，以後下降更為嚴重，已經完全無以為繼了。時人都清晰地判斷出，僅賑災一項就“所費浩繁，一年已萬餘金，恐難持久”了（《太平天國資料》）。

其次，物資短缺，糧食極度匱乏，民眾口糧供應不斷減少。據估計，聖庫存糧，在1854年初，有谷一百二十七萬擔，米七十五萬擔，可到三月份時僅剩下十餘萬擔，到五月就只有下令全城吃粥（《張德堅.賊情彙纂》p278～279)。

天京城內在1853～1854年一年之中，男人口糧供應至少下降了50%～66.7%；女人口糧供應至少下降了50%～62.5%。其中，精壯男女的口糧下降幅度最大。如果與謝介鶴記述的“賊初入城，發糧無數，來取者即與之” （《太平天國資料》）的無限額供應情況比較，其下降幅度則無法計算。而且口糧“均以稻代，悉令人食粥，否則殺”。1860年，糧食危機更為嚴重。“金陵城中糧盡，食草根樹皮，破在旦夕”。

到1864年天京淪陷前，“合城具（俱）食甜露”，洪秀全就是因食“甜露”而中毒身亡。嚴重的糧食危機，導致軍心浮動，“逃走者多，新附者少”，叛變投降者也逐漸增多。曾國藩在一封信中寫道：“繁昌、南陵、蕪湖各賊頗有投誠之意”，其重要原因就在於這一帶“米糧甚少，陵賊首不肯少為接濟……前此鄉民之甘心從賊者，不得不急圖反正以為就食之計”（《曾國藩書牘：卷一》）。

再次，由於戰亂和大災不斷，太平天國轄區內瘟疫流行，無法控制。呈現出時間長、範圍廣、程度重、死人多的特點。其中以江蘇、浙江、安徽等省為最。各種自然災害、糧食危機和瘟疫肆虐，成為比清軍更為可怕，更不可戰勝的強大敵人。上海《北華捷報》在社論中就情不自禁地歡呼：“長毛（太平軍）已被自然界的凜冽神威征服……長毛的進軍已被人類所無法控制的天然障礙阻止住。”

可見，日益嚴重的糧食饑荒、瘟疫流行和自然災害，不僅使民眾的生理需求得不到保障，而且已經對太平天國的發展構成了極大的危害。

太平天國出現如此嚴峻的生存危機，其原因主要有連年戰爭的破壞，自然災害的侵襲，清軍的肆意搶掠等，但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太平天國自身。孫中山先生曾指出：“華人民遭到四種巨大的長久的困難：饑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財產的毫無保障……其實，中國所有一切的災難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統的貪汙。這種貪汙是產生饑荒、水災、疫病的主要原因。”

後期太平天國各級官員利用職權，趁機勒索，加重苛派，貪汙自肥，中飽私囊，對民眾進行無情盤剝。在上層，洪秀全、楊秀清、李秀成等也貪婪地聚斂財富。一個外華人記下了東王府的情況：東王“以天下的珍奇瑰寶、美味嘉餚來充塞他的宮室殿堂；那裡有最上等的酒漿，質地最精良的藥品，還有西洋樂器，等等。總而言之，凡是太平天國境內所有至精至美的物品，他無一不可以隨心所欲，縱情享用”(《太平天國史譯叢：第2輯》p74)。

在下層，各級官員更是窮兇極惡，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在安徽，“到後期，附加稅和臨時攤派明顯增多，加重了人民負擔”。在蘇南、浙江不少地區，所收賦額亦“並未比清制減輕，甚至加重的事實”計有紅粉捐、軍需捐等各類雜捐共34種。（酈純《太平天國制度初探：下冊》）“款目繁多，民間負擔加重”。

不少的將領及混進鄉官隊伍的地主胥吏，利用權力，橫徵暴斂，以飽私慾。如陳炳文為造王府，向人民徵收磚瓦捐；常熟謝家橋軍帥歸二“召屬下重徵厚斂，勒索十萬浮餘，自謂無枉鄉官之名……百姓怨毒已深”，反映了太平天國與人民關係之緊張。

1860年以後，蘇浙地區所收捐稅上繳者“不過十之二，三，已能足額，餘盡入己”絕大多數被私人貪汙。1860年，太平軍陳炳文部的汪心耕一夥，總理嘉興糧餉，利用公款、公物，假借公營的招牌經營商店，獲取暴利後攜款潛逃。常熟錢桂仁竟釋出告示：“如佃農匿田抗租……本人處斬。”強行收租。

1862年，借慶賀李秀成生日之名，向嘉興的濮院鎮和新塍鎮分別派捐六百元和三、四百元，後者還加犒賞軍隊銀元寶六十隻。1862年，安徽、江西等地捐稅猛增。一個小銅匠作坊的憑照費，也高至二元，即便“擔柴只雞”也要交稅。

甚至連天京城內也無一倖免，洪秀全的家族“滿城逢屋查過，有米銀物合其用，任其取用，不敢與爭，日日按戶查尋，男女不得安然”。為非作歹，肆意勒索，使得“城市和鄉村都是一片荒涼”。

太平天國正因為利用並滿足了民眾“生存的第一個前提”，因而譜寫了一曲高歌猛進的輝煌樂章。同樣，也正因為太平天國喪失了民眾“生存的第一個前提”，因而最終奏響的是一首教訓慘痛的歷史悲歌！

　　（二）民眾安全需求與太平天國的衰亡。

太平天國後期，隨著封建化程度的不斷加深，整個社會秩序混亂，治安形勢惡化，生活環境惡劣，民眾的生產勞動和生命財產受到極大的威脅，安全需求得不到保障，甚至遭到嚴重破壞。突出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亂用重典，濫用酷刑，濫殺無辜。動不動就“點天燈”、“五馬分屍”。參護李鳳先路遇東殿兵部尚書候謙芳沒有讓路，“東王坐殿吊他質訊”，並判以“死罪”。韋昌輝的哥哥與東王妾兄爭住宅的小事，也被判以“五馬分屍”。“凡反草通妖之人……通館通營皆斬首”，“不遵條規當娼者，閤家剿洗”。

天京大屠殺，殺楊秀清及部下數萬人，殺人如兒戲。面對如此淫威，連翼王石達開都恐懼得“惶悚流汗”而最終“負氣出走”，那更何況一般的普通民眾呢？因此，天京事變後出現“軍民之心散亂”的危機正是廣大民眾人人自危、失去心理上的安全感的最好說明。

第二，太平軍紀律廢弛現象十分嚴重。由於會黨隊伍、土匪、地痞、流氓、清軍的敗兵潰勇大量湧入，太平軍被嚴重腐蝕了，流匪習氣加劇。虐待百姓、燒殺搶掠、姦淫之事時有發生。民眾的“屋舍被毀，財物被掠，耕牛被宰”，直接破壞了社會生產力，惡化了太平軍與老百姓的關係。忠王在自述中就記述了自己部下李昭壽部、陳坤書部和輔王楊輔清部及英王所部“害民燒殺”，“擾亂民間”之事。

侍王李待賢在分析浙江一帶土匪群起原因時說：“皆因眾兄弟殺人放火，勢逼使然，非盡關百姓之無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第1輯》p34)

甚至連天京城內的守衛軍也參加土匪行列，天京城內“盜賊峰張，逢夜間城內炮（槍）聲不絕，搶劫殺人，全家殺盡，搶去家內財物”，其中“以清軍之降附者，尤為兇殘貪暴，絕無人心”，擄掠姦淫者“大抵以湘鄂皖贛等籍人”最為嚴重。

1862年，面對蘇州“良民流淚來稟”，李秀成也只有望天興嘆，毫無辦法。儘管在太平軍“害過之處所”，李秀成“無不差官前去復安，給糧給種，招民給本錢而救民命”，但仍無濟於事。軍紀如此敗壞，加劇了太平軍的腐敗，瓦解了軍隊戰鬥力，連清方都認為太平軍是一群“烏合之眾”，“比於初起時衰矣”[湘軍志：篇六]。

1860年，太平天國統治區域內的一位“鄉民”是這樣表明他的政治傾向：“不論咸豐或者天王做皇帝，對我們都沒有什麼關係，只要讓我們過和平安靜的日子就夠了”，並且“這是一般人民的普遍意見”。此話反映出天國後期民眾不再像從前那樣安居樂業了。太平天國已嚴重地失去了民心，喪失了民眾的支援，連地主階級人士也認識到，“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豈能久之理？”

第三，維持地方治安，保一方水土的鄉官殘害百姓，為虎作倀，墮落成為危害社會、危害百姓的罪魁禍首。以蘇浙地區鄉官為例：常熟、無錫、蘇州、崑山、錢塘、仁和、象山、慈溪、海寧、寧波、奉化等地的鄉官，“多市井無賴”，“半皆市井無籍之徒” (庚癸紀略：捲上；辛壬瑣記.太平天國資料)。

大量資料表明，太平天國後期的鄉官大部分由地主、士紳、胥吏、流氓、土棍、地痞充任。這些人利用職權、橫行霸道、胡作非為、殘害百姓。他們不僅自己強行購買田宅，“佔民田，毀廟宇”，還幫助地主強行收租，為虎作倀。桐鄉鄉官鍾良相要求佃民“不得抗欠”；常熟鄉官錢桂仁規定佃農“霸租、抗糧”，“犯者處斬”；石門鄉官鄧光明鼓勵地主對抗租的佃戶放膽控告；周莊鄉官費玉存竟把太平天國派來的監催銀米的官員“縛而沉諸河”。

這些殘害百姓的行為和保護地主的措施，不僅遭到許多太平軍將士和廣大農民的激烈反對，激起各地不斷髮生抗租鬥爭，原有土地關係沒有被廢除，太平天國農民政權已完全蛻變為地主階級政權了。

第四，對地主團練武裝和地方流氓土匪武裝不進行堅決鎮壓，反而採取拉攏安撫，甚至委任加封政策。如對蘇浙地區諸暨的包立身、湖州的趙景賢、蘇州的徐佩瑗、常熟的龐鍾璐、無錫的華翼綸、江陰的王元昌等地主武裝團練以及吳江費玉成的“槍船”等流氓土匪武裝都加以放縱。

其中，徐佩瑗和費玉成還被封為撫天侯和鎮天侯。這些土匪惡霸、地痞流氓橫行一方，魚肉百姓，無惡不作。“裡中無賴，從賊為鄉官，敲詐逼勒，無所不至，土匪乘之，駕船劫掠，土紳殷富，輒被擄以勒贖。

由此可見，太平天國後期整個社會秩序陷入一片大動盪和大動亂之中。治安形勢惡化，生活環境惡劣，民眾的生產勞動和生命財產受到極大的威脅。但更可悲的是，得不到保護的廣大民眾已經從衷心擁護太平天國變為以太平天國“為仇”了。

總之，失去控制和失去民眾支援的太平天國在後期已陷入空前的社會危機和民眾信任危機之中。正如侍王李侍賢在一封信中所分析那樣：假如目前情況繼續下去，“將死無葬身之地”。很顯然，太平天國的結局也只能以悲劇而告終！

　　（三）民眾歸屬、相愛需求與太平天國的衰亡。

太平天國後期，隨著政權的不斷封建化，曾經人人嚮往的具有強大凝聚力的“理想家園”逐漸失去了團結互助，平等友愛，相互信任，家庭溫馨的光芒，又回到起義前廣西的老路上去了。主要表現在：

第一，確立了森嚴的封建等級制度，打破了兄弟姐妹平等，建立“公平正直之世”的幻想。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頒佈了一套“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禮制。從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間，等級異常森嚴，貴賤愈加分明，從天王到兩司馬，共分16個等級。君臣上下有了天淵之別，甚至連稱呼、服飾、儀仗、衛隊、輿馬等都有嚴格的規定，不準逾越。

天王洪秀全外出，用轎伕64人；東王楊秀清外出，用轎伕48人；連最下級的兩司馬外出，也有轎伕四人。天王外出，侍從儀衛之官就有1621人。東王外出，“役使千數百人，如賽會狀”。諸王出行，官兵必須迴避道旁，高呼萬歲或千歲，“如不迴避，冒衝儀仗者，斬首不留”。洪秀全在《幼學詩》中詳細規定了君、臣、家、父、母、子、媳、兄、弟、姊、妹、夫、妻、嫂、嬸、男、女等“道”，嚴格要求各歸其位，按“道”行事。洪秀全變成了“生殺由天子，諸官莫得違”的“一人垂拱於上，萬民鹹歸於下”的天下至尊，這哪裡是當年救民於水火，親近可人的“洪先生”呢？

第二，緣於廣西的地域觀念越來越濃厚，不同省、府、縣、鄉、裡籍的人在太平天國中的地位，待遇等方面相差甚遠。在政治上，史載太平天國的各級領導“多廣西人”，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

據羅爾綱先生的鉅著《太平天國史》記錄的《前期百官人物表》、《後期王爵人物表》、《天朝朝將、神將、主將人物表》、《六等爵人物表》的統計情況看，除極少數人是外省籍外，絕大多數為廣西籍和廣東籍人。

在太平天國的女官當中，也概莫能外。女官“顯秩悉授廣西婦女”，管理和監督其他省籍的婦女。而兩湖、江蘇等省籍的婦女則只能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在生活待遇方面，在天京，從咸豐三年夏到咸豐四年夏，婦女的糧食供應量減少了一半。在軍事方面，兩廣籍戰士充當主力。呤唎記載，李秀成的精銳衛隊“全部來自忠王的故鄉廣西省，大多數是山區的苗（瑤）族。

在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中之所以形成洪秀全、馮雲山集團和楊秀清、蕭朝貴集團的矛盾和鬥爭，也與地域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絡（因洪、馮同為廣東花縣人；楊、蕭則同為廣西桂平人）。在太平天國後期，這種地域觀念發展成為各自為政，佔山為王，軍隊的將領各自擁有地盤。如陳玉成在安慶，李秀成在蘇杭，李侍賢在金華，楊輔清在寧國等。“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彼此“各守疆土，招兵固寵，不肯（輸）將國庫以固根本” (《太平天國：第2冊》p847)，“各顧自己，不顧大局”。

曾國藩在致胡林翼的信中為此幸災樂禍：“璋（林紹璋）、？（洪仁玕）、忠（李秀成）、侍（李世賢）各逆，皆貌合神離，積怨甚深。”我們知道，廣西土客械鬥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狹隘的地域觀念和宗族觀念在作祟，洪秀全在發動起義的過程中，曾對此進行過大力鞭撻。但在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曾經用來吸引廣西民眾的“天下一家”的說教，“何得存此疆彼疆之私”的豪言壯語，同鄉“則愛之”，異鄉“則憎之”的大聲痛訴，以及“客家本地總相同”的莊嚴承諾，在太平天國的現實生活中統統化為烏有，引起兩廣省籍之外將士的強烈不滿。在支援鼓勵石達開出走的將領中，“大多數似乎是定都天京後加入太平天國的兩湖三江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第三，血緣宗法關係的不斷加強，造成太平天國將士離心，人心冷淡，政治日趨腐敗。突出表現在洪秀全任人唯親，重用同姓，排斥打擊異姓。

洪秀全自天京事變後，特別是1860年以後，對外姓將領便不再信任，猜疑不斷。對於石達開，在天京事變後雖然迫於形勢，封其為聖神電通軍主將，提理政務，但心存疑忌，故又封他的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為安王和福王，以牽制石達開。洪秀全的不信任和猜疑使石達開“疑多將圖害，百喙難分清”而被迫出走，獨立作戰。李秀成在自述中指出：“翼王與主不和，君臣而忌，翼起狽（猜）心，將合朝好文武將兵帶走，此誤至大”，更導致“軍民之心散亂”。

這也標誌著太平天國對民眾歸屬感的徹底破裂。對於英王陳玉成，洪秀全僅因其曾說過他為政不公，競連下“聖詔三道，聖旗一道”，借皖北戰局的失利將其爵職革去。對於忠王李秀成，則更表現出洪秀全對外姓將領的不信任和變化無常。

1857年，因李秀成建議他罷黜貪利昏庸的洪仁達和洪仁發，肅正朝綱，體恤世人，洪秀全大怒之下，便革了李秀成的爵職。1859年，懷疑李秀成“定有變意”，斷絕李秀成退往天京的後路，差點中了叛徒李昭壽的挑撥離間之計。1864年，在天京城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危急情況下，拒絕李秀成“讓城別走”的合理建議，反而斥責“爾不扶，有人扶”，不僅歪曲了忠王的一片忠心和苦心，而且更嚴重的是使天國喪失了最後一線生機。

洪秀全不信任外姓將領，其思想根源就是封建“家天下”的血緣宗法思想。正是這種思想才重用了“既無才情，又無算計”的兄長為王。洪仁玕雖有才幹，但無資歷，無戰功，不服眾，重用他總攬朝政，反而激起眾多將領的不滿，“人心格而不服，各心多有他圖”，造成“人各有心，心各有志”的分崩離析的局面。洪秀全當年猛烈抨擊的“同姓則愛之”，“異姓則憎之”的理論也變成了空洞的說教，失去了吸引力。李秀成痛心地指出：“我主用人不專，信人之不實”導致“讒佞張揚，明賢偃避，豪傑不登”，這注定了洪秀全必然成為孤家寡人，獨力難支。

第四，太平天國高層領導成員之間關係不斷惡化，矛盾日益尖銳，並最終演變為“天京大屠殺”。定都天京後，領導成員之間那種“寢食必俱，情同骨肉”的親密無間以及“敝衣草履，徒步相從”的樸質作風多被拋棄，代之而起的則是對權利名位的追求，“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楊秀清“自恃功高，一切專擅”[張德堅.賊情彙纂]，“威風張揚，不知自忌”，對太平軍將士，隨意加以杖責和處死，王長兄洪仁發、北王韋昌輝、燕王秦日綱、興國侯陳承路、衛國侯黃玉昆等高階領導人都受過其杖責，甚至連洪秀全也差點難逃一杖。

楊秀清的專橫跋扈，加劇了他與洪、韋、石、秦等的矛盾。楊秀清“逼封萬歲”，洪秀全“密詔殺楊”，終於釀成“威逼太過，此三人（韋、石、秦）積怒於心，口順而心不息，少怒積多，聚成患害，積怒仇深”而殺之的天京事變。兄弟相殘，無異於在天京演出了一場廣西土客之間“陵（凌）奪鬥殺之世”的大械鬥。

東王、北王以及數萬名太平軍將士的屍骨和鮮血充分說明了“理想天國”仍然是“強犯弱，眾暴寡”，“爾吞我並”的“乖漓澆薄之世”，與當年土匪橫行、土客械鬥的廣西社會沒有兩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對洪秀全“以愛人為心，教人為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無情嘲諷。從此，太平天華人心渙散，軍心動搖，許多將士對前途感到悲觀失望。“天父殺天兄，總歸一場空，打打包裹回家轉，還是做長工”的歌謠，正表明了廣大民眾對天國歸屬嚮往的徹底破滅，表明了太平天國對民眾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親和力的徹底瓦解，表明了民眾精神支柱的徹底破裂。太平天國也隨著這首悽楚悲滄的哀歌走到了歷史盡頭！

【參考文獻】

《太平天國文書彙編》、《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太平天國全史》

太平大國洪秀全開始不理朝政，聽信眉讒言。在南京做為太平天國的都城，驕淫玩樂。加上一些清朝諜影重重，部隊決少一心為太平天國，拯救可以擔當的人。換句話說，就是缺少左臂右膀。決少可以為了太平天國基業能夠，橫刀立馬的人。太平天國，沒有了一個正確發展方向。人們思想開始了自由主義的傾向。

這都是洪秀全自立為君王，後為皇上而造成的，洪秀全，驕淫跋扈。慢慢身體不支，染上重病。開始，在南京安樂窩內，歌舞昇平。

在其他地方，太平軍一些與敵方作戰主將，得不到來自，南京的體恤和關懷。各自為戰，成人一盤散沙。令清軍看到太平軍找到軟肋。各個擊破，而殲之。

石達開帶領數十萬眾，敗走金沙和大渡，也是為眾將士，大批逃亡和叛軍成千萬。創造了條件。石達開，就是看不慣太平天國江山的秋色，做出了他率部出走的決定。致使太平國數十萬眾，力量遭到損失。

太平天國有唯一的李秀成小將，和一些親屬女眷，在同清軍進行決鬥拼殺。因為，洪秀全沒有安排好接班人，所以，在李秀成被清軍俘虜，而不能前來增援南京，洪秀全的忠心女眷被戰S的情況下，江山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被清軍攻破。可恨又遺憾的是早幾個月頭裡，洪秀全已病故了。他不知道他所犯的錯誤！

一，太平天國是透過拜上帝會集結的人心，然到了後期，上層人物自己暴露了上帝是騙人的幌子，楊秀清謊稱自己是天父下凡，令人難以相信，終於被殺了。廣大官兵不再相信教義了，沒有信仰的聯結，甚至有上當的感覺，當然就出現大量投降的現象。

楊秀清

2，楊秀清、韋冒輝相繼叛變洪秀全後，天國一片衰敗景象，石達開心灰意冷，帶領幾十萬人出走，整個天國已成昨日黃花，儘管後來湧現出陳玉成、李秀成兩個年輕有為的統帥，然後畢盡江河日下，大勢已去，天國高層沒有主心骨，沒有楊秀清那樣一聲呵到底的統帥，陳玉成與李秀成儘管開始很團結一心，終難免由於上層看待不一，出現相互猜忌，出現了可悲和結局。

石達開

3，曾國藩廉潔自律，老成持重，有勇有謀，剿撫並用，加上湘軍越戰越勇，太平軍已聞風喪膽，出現大量集體投誠的現象。1858年，韋俊受韋昌輝叛變的影響，逼迫率幾萬人投降，1860年，張志公率萬餘人投降，陳安升率4000人投降。投降成了大勢所趨。

總之，依靠迷信的教會籠絡人心，發動起義，終究是不會長久下去的。洪秀全作為最高領袖，佔領天京後，貪圖享樂，大權旁樂，不能積極進取，不能團結各王，一鼓作氣打下江山，後期又寵信洪氏家族人員，大量封王，失去民心，完全顯示出農民階層的狹隘心胸，終難成功。轟轟烈烈而起，悽悽慘慘而終，合乎歷史發展的軌跡。

陳玉成

太平天國勢如破竹，攻佔南京後不思進取，建立朝庭。因此，爭權奪利，導致了兵無鬥志，將謀求利益。這給清朝喘息的機會，曾國藩組織了湘軍，裝備了洋槍洋炮進行清剿。在這種情況下，那有不敗的道理，最為致命的是石達開，私自率部遠離南京，被全殲於金沙江。曾國荃率軍攻陷南京，太平天國宣告滅亡，如果太平天國乘勝追擊，北上消滅清軍，中國近代史可能改寫，這是歷史沒有如果

太平軍到了後期，形勢已經不是太好了。

有不少太平軍的軍官帶著部下投降，甚至轉過來同原來的戰友作戰。究其原因，我覺得或許有如下幾點:

（1）打下南京後，太平天國領導層貪圖享樂，內訌嚴重，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實力，也讓很多有識之士不再看好太平天國的前途。

（2）太平天國採用的是“拜上帝教”作為自己的起事依據，與中華傳統的儒家文化並不相容，很多讀書人倒向了清政府，一支隊伍沒有讀書人參與進來，很難成功！

（3）太平天國沒有對自己的隊伍進行必要的改造，到了後期，軍紀渙散，意志消沉，普通士兵不知為何而戰，大多是為了填飽肚子。這樣的情況下，一旦軍官投敵，士兵一般就跟著去了。

（4）清軍也改變了策略，從原來的剿變成了剿撫共用，對投降的太平天國軍人加大了誘降力度。

總而言之，太平天國從轟轟烈烈到失敗，教訓很多，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他們沒有脫離農民起義的宿命既:要麼失敗，要麼改朝換代自己當皇上。

因為太平天國末期，太平天國中央高層揮霍享受，爭權奪利，天王洪秀全才德不配其位，對下層官兵過分苛刻，下層官兵不少人對起義失去了美好的希望，所以經常出現好幾萬人向清軍投降的現象。

更準確的講是向湘軍投降，

因為此時的清庭只是腐骨一根。

這些人主要是看清了天國的天朝的腐敗和衰亡。

是一些明白人！

首先太平天國的人都是老百姓農民起義，在封建王朝的統治下長期受到壓迫，時間長了也就有奴性了，被俘虜了很容易就投降，清朝將領都是正規軍，軍紀嚴明不會輕易投降，其實主要原因還是由於清朝當時屬於正統軍隊。太平天國的前景不被看好。當時官僚圈都不認為太平天國具有改朝換代的能力，最終是會被消滅的。投降這樣註定滅亡的政權不但到時身敗名裂，親人家族也有被清算的憂慮，不如為清朝“盡忠”划算。太平天國的理論不被接受。

“三觀”不合拍；太平天國最初是以“拜上帝會”為名發起的農民運動，這種非西非中的奇葩“宗教”，糊弄無知老百姓還行，但清朝真正信“上帝”的人對太平天國視為“邪教”，連外華人都不承認太平軍的信仰。而清朝社會此時已經是一個受中國儒家思想佔領的國家，對於太平天國以宗教名義起義很反感。認為太平軍與傳統、禮法等都發生牴觸。即使太平天國想投降，清朝上層社會都會把他們視為異端，根本不可能接納起義軍。

當軍官的即便大字不識，眼界也算開闊點，自然不會相信太平天國那一套半洋半土、以跳大神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拜上帝教理論，對投降存在極大的心理障礙。雖說當時清朝稍稍有一些腐敗，但是怎樣都比一個叛軍要好得多，這就好像水滸傳當中宋江作為梁山的頭領，卻無論如何都想要歸順朝廷一樣，也就是說叛軍永遠是叛軍，在根深蒂固的古代思想當中，他們還是都想到正統的軍隊下去當官服役的，所以大勢所趨的情況下，投降的將領就比較多了。當然除了這種主要因素以外，還有以下幾點：

1、太平天大陸部腐敗

金田村起義一爆發就一呼百應，很快就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洪秀全便在金田村建立了太平天國，太平軍一鼓作氣攻下了南京改名為天京並定都於此。洪秀全定都天京之後便自稱為天王，並封了東西南北翼五王。一開始的太平天國政權領導者們一心為民眾，太平天國的政權也勢頭日盛直逼清政府，清政府多次圍剿但都以失敗告終，洋人也看中了這個政權想要扶植為自己的傀儡，被洪秀全義正言辭的拒不久之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們彷彿變了人一樣，他們不再處處為民眾著想，開始貪圖享受，天王洪秀全開始廣建宮殿充實後宮，他不再聽取別人的諫言只喜歡聽奉承之語，其他領導者也是整天沉迷於爭權奪利，甚至自相殘殺。其實太平天國到了後期內部是比較腐敗的，包括洪秀全在內的幾個主要首腦人物，都慢慢的過上了奢侈享樂的生活，不再像當初剛剛起義的時候那麼充滿鬥志了，就像黃石公所說的那樣：“上無常操下多疑心，輕上生罪，如下無親。”就是說暑家看到領導都這樣了，他們就會升起一些懷疑的心情，這些疑心也會慢慢的加重，這時只要一個機會，他們就會離開。首先，戰略上的保守，可以說是太平軍後期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情況，在於“天京事變”後，太平軍的戰術則從銳意進攻，演變成了戰略防禦，造成這樣的情況，同洪秀全個人有著很大的關係。變亂之後，洪秀全將太平天國劃分成為了一個又一個地盤的形式，而在地盤中，將領可以掌管這個地區的賦稅。由此可見，這個時候的洪秀全還是很有心思，做周天子的。

　　這種保守的戰略，使得太平軍後期的戰術趨於僵化。這樣的情況在於，大多數的太平軍都駐守在了許多無關緊要的城池，這極大的削弱了太平軍的機動性，使其陷入了與清軍不斷的對耗中。同時，這也導致了當時許多太平軍將領之間，心生間隙。以至於在太平天國第二次西征的過程中，李秀成手中雖然握有數量可觀的軍隊，卻無心救助受困已久的安慶，反而醉心於開闢富庶的江浙地區。當然，這樣的情況只是太平軍後期作戰的一個冰山一角。

太平天國的失敗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領導人本身，如果領導人能夠迷途知返，任憑清政府怎麼和洋人合作也不會被區區五萬軍隊所覆滅，可惜歷史不能重來，它不會給任何人悔過的機會。

2、管理機制不到位

當時的太平天國確實一度非常風光，與大清的交戰當中也勝過很多次，不過他們的管理機制卻非常不到位，比如說他們前期只要能打勝仗的都被封了王，到最後甚至有數千位王爺，既然都是王爺，那麼他們當然會彼此誰都不服誰，這樣等級階次就不是非常分明，給管理帶來非常大的困難，慢慢的他們也就從內部分裂了。直到1863年天京徹底抵擋不住清軍的進攻，大家都建議洪秀全讓城別走，但洪秀全始終不願意，1964年洪秀全病逝其子洪天貴福繼位，同年七月天京失守，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落下來帷幕。洪秀全出身於農民階級，其思想上的侷限性難以突破，這是致使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洪秀全從小學習的就是儒家思想，深受這種思想的束縛，他提不出科學理論的指導，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這對於他們來說是致命的缺點，也註定了他們的起義長遠不了。太平天國戰略上的失誤有兩點一是流動式的作戰，這種作戰方式在太平天國運動初期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們要進行的是長期作戰，流動式的作戰方式能化解他們一時的危機，卻解決不了長遠的問題。

長期下去，必然對軍隊產生消極影響；另一就是消極防禦，太平天國運動後期面對清軍的瘋狂進攻，洪秀全不願意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去抵抗，軍隊也都一直在消極備戰，這也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洪秀全在政權建立之後的貪圖享樂對手下的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天京中奢靡之風很快就流行開來，整個城中處處散發著腐敗的氣息，除此之外洪秀全漸漸對五大王不信任，他讓五大王相互制衡，到最後甚至到了自相殘殺的地步，從洪秀全放縱五大王自相殘殺那一刻開始就註定了他的敗局。此時的太平天國政權雖腐敗但是此時的清政府又好到哪裡去了呢，清政府從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初期就開始鎮壓，這一鎮壓就是十幾年，從時長我們就可以得知清政府的實力，最後無奈之下清政府開始向洋人獻媚求助，最後洋人答應和清政府一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此時的天平天國使用的武器也是和清政府一樣的大刀長矛，自然是敵不過洋人的長槍短炮的。

3、清朝人才輩出

在清朝末期，雖然政府比較腐敗，慢慢的走向了衰敗，但是當時也可以說出現過非常厲害的領導人物，比如說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就是其中的翹楚，尤其是左宗棠，左宗棠被稱為左公，在當時的清朝非常具有威望，在率領清軍對戰太平天國的時候，左宗棠也是主要的領導地位，所以在左宗棠的領導下，太平天國節節敗退，最後很多將領都選擇了投降大清。太平軍後期的接連失利，同其作戰的對手也有著很大的關係。不同於太平軍前期作戰的對手，無論是腐朽沒落的八旗，還是曾經被打得潰不成軍的湘軍，在經過長年累月的戰鬥後，都儼然成長為了不可忽視的力量。尤其是湘軍到了後來，在不斷的失敗中成長了起來，成為了太平軍最為強勁的對手。

　　其次，西方列強當時對清王朝態度的轉變，也對當時太平軍的作戰產生了影響。在太平天國剛剛興起的時候，其列強對當時的太平軍採取的是不干涉的態度，甚至許多西方列強，都認為清王朝最終將在這場農民運動中，徹底土崩瓦解。但是，隨著西方對於太平天國態度的轉變，則使得列強更加傾向於清政府。諸如，太平軍多次的戰略受阻，都有外國勢力干預的影子。同時，許多外國武裝也以僱傭軍的形式，走上了鎮壓太平天國的路上，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太平軍克敵制勝的難度。歷史就是這樣，太平軍在“天京事變”後戰略上的失誤，以及清軍的逐漸強大等諸多因素。最終使得太平軍，在後期的戰鬥中，逐漸轉變為劣勢，並最終使得自己走上了無可挽回的末路。不過即使是這樣，太平軍14年來的英勇戰鬥，還是值得人們欽佩的。

從太平天國部分將領投降清朝結局看，清朝根本沒有招安太平天國的想法，對於分化瓦解的太平軍將領，也都是策略。從清朝與太平軍整個作戰歷史看，清朝愈打愈勇，他們目的就是徹底消滅太平天國不留後患。從太平天國運動的時間來看，此時清朝已經到了社會矛盾的爆發期，並不只有太平天國運動，還有其他一些小型的農民反抗運動。因此，清朝打擊太平天國運動從不手軟，傾盡國力也要滅掉太平天國。太平天國運動是打著“拜上帝會”的旗幟，這說明西方的宗教已經全面佔領清朝南部地區。但在太平天國壯大時，並沒有哪個西方國家支援過他們。按理說同是西教，西方國家應該出手相幫。但清朝已經向西方國家說明白了，不允許西方國家插手。西方國家不僅不幫太平軍，反而幫助清朝打擊太平軍，這也使太平軍實力受挫。湘軍、淮軍等地方軍都擁有西式武器，太平天國單純靠冷戰兵器根本打不過。太平天國滅亡後，清朝還組織地方武裝對藏匿在民間的殘餘勢力進行剿滅，不讓太平軍死灰復燃。從清朝“徹底剿滅”的目的看，太平軍也不可能被招安。

因為太平天國的領導班子已被消滅一一上至天王洪秀全與幼天王以及忠王李秀成堵王黃文金等天國重臣相繼被俘或死亡！使太平軍成了無頭蒼蠅，人心渙散，沒有了奮鬥的目標和強大的鬥志，致使後期大量地向清軍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