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結論，雅克-路易•大衛是革命時代的積極支持者和推動者。

需要稍微提一下時代背景，法國革命時期是1789年，當時的中國正是康乾盛世，乾隆五十四年。在沒有廣播電視等現代媒體的時代，文字與繪畫是最好的宣傳工具，而因為當時世界普遍識字率不高，文字的傳播與普及，往往不如繪畫更有力量。

在大革命發生的前夕，大衛創作了一副政治色彩很濃的作品，《處決自己兒子的布魯斯》。

這幅畫講述了一個關於革命者的故事：布魯斯是古羅馬時代共和政體的創始者，他的兒子們在政治立場上與他相左，希望恢復帝制。為了鞏固共和政體，布魯斯下令，處死了他自己的兒子們。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幅畫，左邊一言不發的就是布魯斯，右邊是他的妻子和女兒們，畫作表現的，是兒子已經被處決，屍首被抬回家的一幕。

在大革命時代，這樣一幅作品毫無疑問，是可以激發革命者熱情的，布魯斯可以為了革命處死兒子，年輕的革命者當然也可以大義滅親。因為這幅畫的主題過於敏感，它並沒有得到展出，然而隨後不久大革命就爆發了，報紙刊登出了這幅畫被禁止展出的訊息，革命者群情激奮，把這幅畫又公開做了展出，造成了巨大的轟動。

沒過幾年時間，大衛就因為出眾的宣傳能力進入了“國民議會”，當起了宣傳部長。他投票處死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六，還因此與保皇派的妻子離了婚。

1793年，與大衛身處同一陣營（雅各賓派）的馬拉被刺殺身亡，歷史上，馬拉是一個兇狠的角色，主要負責檢舉和逮捕“反革命分子”。那一天，女刺客來找馬拉，說要給他一份反革命分子的名單，當時馬拉正在浴缸裡。據說，馬拉是因為常年在地下道里，患上了面板病，必須經常泡在裝滿藥水的浴缸裡止癢。女刺客見到馬拉之後，趁他不備，用尖刀刺進了馬拉的胸口。

得知這一情況之後，大衛迅速完成了另一幅世界名畫《馬拉之死》，用在了馬拉的葬禮上。

這幅畫表達了多重意思，一方面是用光影突出馬拉的形象，畫面張力彷彿耶穌受難；另一方面，他告訴人們，馬拉深受面板病的折磨，卻在浴缸裡堅持工作，是多麼可敬的革命者；此外，兇刀還在地上，馬拉胸口的傷口清晰可見，敵人之殘酷，可見一斑。

1794年，熱月政變爆發，羅伯斯庇爾倒臺，大衛也被下獄。在監獄裡，他強調自己不是政客，而是畫家，期間還畫了自己的自畫像，在諸多的“機緣巧合”之下，大衛居然在年底獲釋了，而他的朋友羅伯斯庇爾則被送上了斷頭臺。出獄後，大衛老老實實畫起了畫，教了許多學生。1800年，拿破崙讓大衛為他作畫，畫作一共五副，其中一副，相信所有人都看過：

這是關於拿破崙傳世最廣的畫作，畫面中的拿破崙鎮定自若，而且也看不出他的身高不高。其實，在真實的戰鬥中，拿破崙當時騎的是一匹騾子，但是大衛把坐騎畫成了英俊的戰馬。

後來，拿破崙稱帝，大衛又創作了震撼的《拿破崙加冕》，拿破崙倒臺後，大衛流亡比利時的布魯塞爾，1825年，他被馬車撞倒，不幸身亡，結束了自己傳奇的一生。

1789年，法國爆發了大革命，法國宮廷的大廈完全傾倒了。舊制度培養出來的畫家和雕塑家，面臨著不同的政治形勢和新的要求。當然，連續性也還是有的，新一代的畫家中很多人都受到過此前洛可可藝術中華託一派的訓練，古典題材也可以用來表達新思想，革命所追求的理想世界也不同以往了。也有的藝術家對革命的新自由感到歡欣鼓舞，其中一位就是新古典主義畫家雅克·路易·大衛。

大衛曾在布歇的門徒維安的畫室中開始的，布歇受蓬巴杜夫人保護。大衛曾到羅馬旅行，在那裡他的畫風受到影響，後來回到法國後，已經成為了堅定的古典主義者。革命爆發後成了新政治制度的宣傳的喉舌和偶像設計師，但他的藝術卻體現出人到較平和的態度。

大衛的作品《薩賓婦女排解糾紛》描寫的是羅馬歷史上的一個事件，雖然是雙方交戰，但這幅畫表現的卻是一種平和的態度。儘管畫面上的是古代的事，我們可以看到穿著古裝的人在攻克法國的國家監獄——巴士底獄，這標誌是法國革命的開始。正在排解糾紛的婦女在制止革命恐怖的過火行為，表現了薩賓婦女被羅馬人劫持姦汙後如何阻止本本族的男人向羅馬實行全面報復。畫中戰鬥的雙方，動作雄健，極大的借鑑了古典雕塑的姿態和理想的形體。

大衛之所以如此欣然的接受新古典主義風格，原因之一是這符合他的理想。此外，革命者之所以挑選單位做宣傳口舌，是因為大衛把古典藝術和崇高的道德價值結合在了一起，很適合表達政治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