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無疑是歷史上一個讓人神往而又惋惜的國家。
題主的疑問想必是二戰後西方列強對控制下的兩個德國殘存的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意識清洗，無論德國願意不願意，普魯士遺留下來的那些東西都已經成了敏感而又反動的汙穢垃圾，與其說是德華人內部的排斥與刻意遺忘，倒不如說是代表勝利者的盟軍意志的強制體現。正如東德末代總理——德·梅西爾所言——“東西兩個德國都曾經是盟軍1947年一項決議的執行者，東德的代表人物是1949世代，將普魯士精神斥為法西斯獨裁政權的重要基礎，西德則有1968學運時代，把普魯士的價值觀和美德貶低成蔑視人性。”
而盟軍的那項決議就是《第46號法令》，為了維護德國境內民族平等與安全，在民主基礎上重建全新德國，而宣佈普魯士國家歷來是德國軍國主義和反動作風的支柱。丘吉爾也曾說過“普魯士乃萬惡之源”。
值得慶幸的是，隨著兩德的合併，德國政治自主權的迴歸，對於普魯士的評價終於又回到了一個客觀公正的軌道上。而事實上，早在1980年年底，東德政府就已經將普魯士精神標杆的腓特烈大帝的騎馬銅像搬回了菩提樹下大街，這無疑充分顯現出了家內部對於自主審視歷史文化權力的要求與對獨立國家意識形態的渴望，是一種無法避免的尊嚴與榮譽感驅使著德國民眾渴望統一，最終藉著東歐劇變的風潮爆發了出來。
普魯士的那些特質正如他的國旗那樣黑白分明，既不全然沉迷於他白的那一面，例如秩序、正直，寬容，也不盲目一股腦批判他黑的那一面，例如好戰，反動，和專權，如此的史觀才有利於我們公正地瞭解這個已經消失的國家。
很顯然，當今德華人的一些優良品質可以從普魯士表現的國家特質中找出影子——例如自制，紀律，守秩序，謙遜簡樸，等。二戰後對自己罪責的反思（這一點尤其與某個同樣身為二戰罪犯的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全球領先的精密儀器製造工業，世界上惟一一個高速公路不限速的國家，極低的交通違章記錄，還有那些我們經常能聽到的嚴謹德國工程師的故事，這些美好的品質都傳承了下來。
普魯士其實依舊存在，不管是他的輝煌亦或是他的罪惡，都會銘記在德國以及世界的歷史裡。為紀念七年戰爭的勝利而修建勃蘭登堡門依舊是當今德國的象徵，普魯士的精神與歷史相信永遠不會被德國泯滅！
普魯士無疑是歷史上一個讓人神往而又惋惜的國家。
題主的疑問想必是二戰後西方列強對控制下的兩個德國殘存的普魯士軍國主義的意識清洗，無論德國願意不願意，普魯士遺留下來的那些東西都已經成了敏感而又反動的汙穢垃圾，與其說是德華人內部的排斥與刻意遺忘，倒不如說是代表勝利者的盟軍意志的強制體現。正如東德末代總理——德·梅西爾所言——“東西兩個德國都曾經是盟軍1947年一項決議的執行者，東德的代表人物是1949世代，將普魯士精神斥為法西斯獨裁政權的重要基礎，西德則有1968學運時代，把普魯士的價值觀和美德貶低成蔑視人性。”
而盟軍的那項決議就是《第46號法令》，為了維護德國境內民族平等與安全，在民主基礎上重建全新德國，而宣佈普魯士國家歷來是德國軍國主義和反動作風的支柱。丘吉爾也曾說過“普魯士乃萬惡之源”。
值得慶幸的是，隨著兩德的合併，德國政治自主權的迴歸，對於普魯士的評價終於又回到了一個客觀公正的軌道上。而事實上，早在1980年年底，東德政府就已經將普魯士精神標杆的腓特烈大帝的騎馬銅像搬回了菩提樹下大街，這無疑充分顯現出了家內部對於自主審視歷史文化權力的要求與對獨立國家意識形態的渴望，是一種無法避免的尊嚴與榮譽感驅使著德國民眾渴望統一，最終藉著東歐劇變的風潮爆發了出來。
普魯士的那些特質正如他的國旗那樣黑白分明，既不全然沉迷於他白的那一面，例如秩序、正直，寬容，也不盲目一股腦批判他黑的那一面，例如好戰，反動，和專權，如此的史觀才有利於我們公正地瞭解這個已經消失的國家。
很顯然，當今德華人的一些優良品質可以從普魯士表現的國家特質中找出影子——例如自制，紀律，守秩序，謙遜簡樸，等。二戰後對自己罪責的反思（這一點尤其與某個同樣身為二戰罪犯的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全球領先的精密儀器製造工業，世界上惟一一個高速公路不限速的國家，極低的交通違章記錄，還有那些我們經常能聽到的嚴謹德國工程師的故事，這些美好的品質都傳承了下來。
普魯士其實依舊存在，不管是他的輝煌亦或是他的罪惡，都會銘記在德國以及世界的歷史裡。為紀念七年戰爭的勝利而修建勃蘭登堡門依舊是當今德國的象徵，普魯士的精神與歷史相信永遠不會被德國泯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