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五代十國輪番爭勝掌權之際，他們的活動範圍也愈來愈侷促，北方遼國的勢力大規模南侵。
公元960年後周大將趙匡胤在陳橋被部下黃袍加身，擁戴稱帝，而建立宋朝。此後，太祖積極向南用兵，但迄止北宋的疆域最終確定，其範圍也不過現在中國疆域的四分之一稍廣。如以西安為中點，上下左右將今日國家“公雞型”版圖劃作四塊的話，北宋的疆域基本在東南的這一塊而稍大。地緣因素決定宋朝的經濟狀況是多元並存，而非農業一元，但其統治模式仍是建立於以農耕為主的自給自足經濟基礎之上的中央集權模式，萬民也囿於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權社會生活觀念之內，這就必然決定了政權機構無法有效組織與調動物力、人力——整個社會結構鬆散乏力，謀變也無從著手。
北宋經濟比東晉與南唐時有更大的發展，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生動地體現了當時的繁榮富華之象，該圖如一篇無比優美的散文，用熱情歡快的筆觸，刻描了早晨人們興沖沖的趕集場面，到中午時人流的熙熙攘攘，再到黃昏時分人群倦態的流露，配以林立的店鋪，吆喝的商販，過往的牲口車駕，擁擠的舟船木橋，使人感受到一種熱鬧與祥和的氛圍。
宋朝的疆域即在今中國中部再覆蓋東南地區，經濟成分多元，異常發達。據估計北宋時，中央時常儲備有100萬緡錢幣。就高層建構來說，宋政府機構侷限於大一統模式之內，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文官集團的執政思維仍熱衷和傾向於一元農業的低層建構，重農輕商，認為農業才是天下之大本。
面對多元經濟，要求政府必得能組織各物的流通，各物的價值衡量由貨幣作主，這要依賴於政府職能的根本性轉變，而這一轉變的背景則至少要求知識分子基本拋棄傳統文化的主流（建立在以農耕為主的自給自足經濟基礎之上的生活觀念與管理觀念——即與中央集權社會結構相配套的觀念），轉而探索與發展商業模式，這在當時純粹是超越歷史的設想，不可能實現，因為其背景更牽涉到整個民族文化觀念之轉變——歷史是社會結構與文化思想的雙變合體。
政府不能有效組織多元經濟的發展，也就不能有效動員與組織人力、物力使之形成合力。所以以宋時民間經濟情況的複雜與繁華，反而成為以大一統中央集權社會高層建構管理理念為靈魂的宋代政權機構的負擔，於是整個社會結構鬆散而乏力。
宋代相對其他朝代，並不乏勤政之君與能臣，從開國之君趙匡胤到後世幾代皇帝，始終以收復北方為己任，但疲軟的國家結構使他們始終不得如願，戰爭往往得不償失。
北宋保持著一支龐大的軍隊，但皇帝為了集權，以文官將兵，又實行駐兵輪換制度，在結構如此鬆散的國度裡，軍隊只是一個臃腫的“虛胖子”，另外宋由於地緣所限，馬匹稀少，加之少數民族限制馬匹流入宋之疆域，所以宋也不能建立一支精銳的騎兵部隊。宋太祖趙光義曾兩次御駕親征，遼國均採取誘敵深入的戰略，這樣宋的後勤補給線過長，加之沒有騎兵的優勢，所以兩戰全敗，但是遼也沒有過多地追擊。後來遼國兵臨開封城下，迫使北宋放下大國的架子，訂立“賜幣緡”（即使實質的受損，也要高人一等的面子）的“檀淵之盟”，而換得暫時和平。
在神宗時，出於對現狀的困惑（民間如此富華而國家卻如此軟弱），皇帝頂著傳統文化的巨大壓力，啟用王安石推行變法，王安石的變法重要一項就是讓各地交賦稅時先在當地變賣而按貨幣繳稅，由中央依照所需在京城附近購買。這一措施要切實推行，必須賴於兩個條件：一、國家發行的貨幣能充分地兌取物品；二、各物品能自由流通。這二者互為表裡關係，而同時又取決於整個政府機構適應多元經濟狀態的程度。王安石變法的實質是針對宋之低層建構的多元經濟狀況，準備對大一統社會結構模式之高層建構做部分謀變。以天才人物介甫丞相的膽識，也還沒有料到他的舉措早已觸動了整個民族的文化觀念——要用以交換為基礎的多元經濟的商業模式的管理觀念取代自給自足的一元農業模式的管理觀念，整個文化思想層面沒有基礎。所以以一人之力在當時要成功，無疑是以只蟻之力撼動泰山。
我們可以這樣說，宋代在中國的大朝代序列中，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國家，主要是由地緣導致的經濟因素決定了其特徵，雖然宋代的皇權相對集中（趙匡胤有鑑於前代之弊，曾有杯酒釋兵權之舉，後代皇帝也深諳於此），也可算具備中央集權社會結構的高層建構；但是，中央集權社會的低層建構卻不具備——地域決定了多元經濟的實情，而非以農耕為主的自給自足經濟。所以政權結構對民間經濟的控制相當不力，偏重於一元農耕的治理模式不會隨便蛻變為針對多元經濟的模式，這至少牽涉到全民的觀念轉變，和整個官僚階層業務的具備。
王安石的變法受到了當時文壇的領導人物司馬光，還有文豪蘇軾等的極力反對，整個文官集團不能容許他對傳統文化主體有絲毫的動搖。不久，反對勢力擴大到太后等皇室貴族實權派，他的變法宣告失敗。
與北宋相比，北方相繼而起的遼、西夏與金則社會經濟結構要堅固、緊湊得多（典型少數名族風格）。
還在後梁朱溫與沙陀將領李克用之子李存勖作拼死爭鬥時，遼已在東北關外建都，並乘著中原兵亂之際，快速進入關內，在邊境廣泛展開貿易並安下立足點。遼是一個身份最複雜的少數民族，他們在呼侖貝爾草原上放過牧、在東北的山林中打過獵，更在東北的黑土地上耕種過。在後晉石敬塘兵力吃緊時，為了求取援兵，將燕兵十六州拱手相送於遼，致使遼光明正大的南下。遼在其農耕區內建立了整齊的組織結構，如北魏一樣，少數民族簡單單一的社會組織結構極容易變成一元農耕為底基的社會結構，只需要按戶進入劃定的耕地即可，管理隨即就能跟上。如此則遼國既有緊湊而有力的社會結構、廣泛的經濟基礎，又有強大的騎兵優勢，社會結構鬆脆、軟弱的北宋肯定討不了半點便宜。
隨之崛起的西夏族相對於遼國和隨後崛起的金，地域不大卻經濟單一——以遊牧業為主。然後正是這種緊湊的組織使其曾數次擊潰北宋軍隊，並大敗遼軍，西夏政權一直堅持到1227年，那位偉大的成吉思汗在這年進攻西夏時受傷而死，隨之西夏滅亡。
完顏阿骨打氏從遊牧地域進入北方，乘遼軍兵敗而衰的當口，在北方一帶迅速崛起，吞併了遼國的大片土地，1115年，在北京建都之後，又十年，即1125年，滅掉遼國。之後兩年時間裡，金軍大舉南下，宋軍不敵，在失去大量土地後，於1127年，宋被迫遷都臨安，是為南宋。此後幾十年間，北到大漠，南至淮河流域，金的勢力範圍其規模大大超過以前的少數民族。
南宋地域相對北宋，更趨狹小。
正在金國南征北戰，擴張聚財而至極盛時，蒙古草原上產生了一位英雄——鐵木真，他迅速統一了蒙古各部。鐵木真一生歷盡艱險辛酸，從而鑄就他鋼鐵般堅強的性格，為了理想九死而無悔，百折而不撓。蒙古騎兵急風暴雨般的攻擊，在草原上打敗金軍（此時之金因整個經濟層面不再整齊，而呈複雜化，所以社會結構也相對鬆散），再進而攻擊中都（北京），繼而收拾了金軍殘部，金便迅速滅亡了。
在向南方用兵的同時，蒙古鐵騎大規模向中亞進軍，所到之處，實行鐵血政策，這支隊伍有著卓絕超凡的戰鬥精神，他們可以連續六七日更換坐騎而強急行軍，從而能保證前進的神速，在行軍途中以軍中騍馬之奶充飢，用堅強的毅力抵制飢餓勞困，當對方發覺時，騎兵已從數千裡外，跨越大漠荒原而兵臨城下。
迄至南宋滅亡，蒙古的勢力範圍地跨歐亞大陸，兵達基輔（莫斯科）、波斯及二者之間的廣大地域，與蒙古草原、中國的廣大領土連成一片，全域劃分成四個汗國——欽察汗國、伊兒汗國、察合臺汗國、元帝國，大可汗由四汗國聯名推舉。在當時，蒙古能有如此作為，可見當時各地的社會結構相對於遊牧民族緊湊的社會結構，是多麼的鬆脆而難堪一擊。
忽必烈建立元帝國後，他自稱天可汗，沒有經聯盟公認，可算作自動脫離蒙古的軍事總體系，從而招致排斥與報復。忽必烈在經營蒙古與中國大江南北事務時，保持好戰血統的元朝軍隊高層仍積極向外用兵。
元在1274年、1281年兩徵日本，均未成功，後來大規模的準備行動也戛然而止，蒙古領袖望海而卻步了！其實，蒙古武力集團在陸上的軍事體系已經鞏固，並與社會結構關聯，不可能短時間內抽血換髓而變成海軍體系。當時既使能以強力戰勝日本，跨海管理異域在當時軍事一體制度下，前途也不可預知。元的版圖是歷史上各朝代中最大的，為了便於分類處理各地域事務，也是由於難以管理，元推行行省制度。
整個蒙古的勢力遠大於此。
在如此廣大的疆域與複雜的經濟關係之上，元高層也曾想要漢化，但是廣度與深度不夠，整個官僚集團基本以蒙古人為主，之外寧可暫用非蒙非漢的外族人，也不願提拔漢之文人、學士，他們的蒙古風格不願被漢化，但最能體知管理中國地區事務的是漢人的文士，而非蒙古人。蒙古人最多時也不過百萬左右，他們可能出於擔心和保持蒙古作戰系統、及固有的習俗，所以也不願放鬆他們簡單的少數民族的社會結構。最終，所有因素導致他們管理的失敗，並與南方多行業的經濟情況脫離關係。
當時，華北實行按戶計稅的租庸調製度，華南則主要以畝計稅。北方生產形式變化不大，收稅延用北魏以來的以農戶為單元的形式，南方只能於多元經濟的地域按畝徵取，元勉強使
用兩套稅制，但是不能重新釐定各經濟單元，政府機構也不熟悉此中業務，只能按地域片面因襲前代模式。當民間各起義力量揭竿而起時，失去經濟支柱的整個分化和鬆散的社會結構與軍事系統，已大失幾十年前稱雄天下的緊湊有力狀態，所以一觸即潰。元順帝被驅逐有如隋的滅陳，輕而易舉。相反，之後國內的爭鬥卻要激烈的多。
· 我們透過分析基本能得出：宋由於從前代唐朝時節度使制度的被迫推行而致使少數民族南下，加上五代時，軍閥混戰和割地巴結，一系列原因，使得宋一開始就被局迫在以多元經濟地域為主的範圍內，致使政權結構不能與之適應，不能有效組織動員人力、物力。而同時期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遼、西夏、金則相對於宋，社會結構要緊湊、堅強、有力。
此內外交困的原因造就了宋的富而弱，即民間富華但社會結構疲弱、乏力。
宋代與其他朝代相比，並不乏務實之君，開國者趙匡胤、趙廣義及之後的趙頊等；能臣如王安石、范仲淹、岳飛之流；大思想家朱熹、陸九淵等；唐宋八大家，宋有其六。所以宋的軟弱並非由於人才不濟，而有深刻、複雜的歷史原因在，需要我們作細緻的分析與思考。
蒙古鐵騎以其簡單而緊湊的軍事社會結構征服空前遼闊的地域，也建立了民族繁多的元帝國，但是其遊牧地域的管理理念卻與多元複雜（仍以一元農業為主）的經濟層面格格不入，在轉變政府職能上，他們也做的相當不好，所以，元的社會結構更加鬆散、脆弱。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在幾十年間就在如此的社會結構內消糜不振，終而喪失了統治的基礎。
（文 邵旭峰）
就在五代十國輪番爭勝掌權之際，他們的活動範圍也愈來愈侷促，北方遼國的勢力大規模南侵。
公元960年後周大將趙匡胤在陳橋被部下黃袍加身，擁戴稱帝，而建立宋朝。此後，太祖積極向南用兵，但迄止北宋的疆域最終確定，其範圍也不過現在中國疆域的四分之一稍廣。如以西安為中點，上下左右將今日國家“公雞型”版圖劃作四塊的話，北宋的疆域基本在東南的這一塊而稍大。地緣因素決定宋朝的經濟狀況是多元並存，而非農業一元，但其統治模式仍是建立於以農耕為主的自給自足經濟基礎之上的中央集權模式，萬民也囿於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權社會生活觀念之內，這就必然決定了政權機構無法有效組織與調動物力、人力——整個社會結構鬆散乏力，謀變也無從著手。
北宋經濟比東晉與南唐時有更大的發展，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生動地體現了當時的繁榮富華之象，該圖如一篇無比優美的散文，用熱情歡快的筆觸，刻描了早晨人們興沖沖的趕集場面，到中午時人流的熙熙攘攘，再到黃昏時分人群倦態的流露，配以林立的店鋪，吆喝的商販，過往的牲口車駕，擁擠的舟船木橋，使人感受到一種熱鬧與祥和的氛圍。
宋朝的疆域即在今中國中部再覆蓋東南地區，經濟成分多元，異常發達。據估計北宋時，中央時常儲備有100萬緡錢幣。就高層建構來說，宋政府機構侷限於大一統模式之內，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文官集團的執政思維仍熱衷和傾向於一元農業的低層建構，重農輕商，認為農業才是天下之大本。
面對多元經濟，要求政府必得能組織各物的流通，各物的價值衡量由貨幣作主，這要依賴於政府職能的根本性轉變，而這一轉變的背景則至少要求知識分子基本拋棄傳統文化的主流（建立在以農耕為主的自給自足經濟基礎之上的生活觀念與管理觀念——即與中央集權社會結構相配套的觀念），轉而探索與發展商業模式，這在當時純粹是超越歷史的設想，不可能實現，因為其背景更牽涉到整個民族文化觀念之轉變——歷史是社會結構與文化思想的雙變合體。
政府不能有效組織多元經濟的發展，也就不能有效動員與組織人力、物力使之形成合力。所以以宋時民間經濟情況的複雜與繁華，反而成為以大一統中央集權社會高層建構管理理念為靈魂的宋代政權機構的負擔，於是整個社會結構鬆散而乏力。
宋代相對其他朝代，並不乏勤政之君與能臣，從開國之君趙匡胤到後世幾代皇帝，始終以收復北方為己任，但疲軟的國家結構使他們始終不得如願，戰爭往往得不償失。
北宋保持著一支龐大的軍隊，但皇帝為了集權，以文官將兵，又實行駐兵輪換制度，在結構如此鬆散的國度裡，軍隊只是一個臃腫的“虛胖子”，另外宋由於地緣所限，馬匹稀少，加之少數民族限制馬匹流入宋之疆域，所以宋也不能建立一支精銳的騎兵部隊。宋太祖趙光義曾兩次御駕親征，遼國均採取誘敵深入的戰略，這樣宋的後勤補給線過長，加之沒有騎兵的優勢，所以兩戰全敗，但是遼也沒有過多地追擊。後來遼國兵臨開封城下，迫使北宋放下大國的架子，訂立“賜幣緡”（即使實質的受損，也要高人一等的面子）的“檀淵之盟”，而換得暫時和平。
在神宗時，出於對現狀的困惑（民間如此富華而國家卻如此軟弱），皇帝頂著傳統文化的巨大壓力，啟用王安石推行變法，王安石的變法重要一項就是讓各地交賦稅時先在當地變賣而按貨幣繳稅，由中央依照所需在京城附近購買。這一措施要切實推行，必須賴於兩個條件：一、國家發行的貨幣能充分地兌取物品；二、各物品能自由流通。這二者互為表裡關係，而同時又取決於整個政府機構適應多元經濟狀態的程度。王安石變法的實質是針對宋之低層建構的多元經濟狀況，準備對大一統社會結構模式之高層建構做部分謀變。以天才人物介甫丞相的膽識，也還沒有料到他的舉措早已觸動了整個民族的文化觀念——要用以交換為基礎的多元經濟的商業模式的管理觀念取代自給自足的一元農業模式的管理觀念，整個文化思想層面沒有基礎。所以以一人之力在當時要成功，無疑是以只蟻之力撼動泰山。
我們可以這樣說，宋代在中國的大朝代序列中，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國家，主要是由地緣導致的經濟因素決定了其特徵，雖然宋代的皇權相對集中（趙匡胤有鑑於前代之弊，曾有杯酒釋兵權之舉，後代皇帝也深諳於此），也可算具備中央集權社會結構的高層建構；但是，中央集權社會的低層建構卻不具備——地域決定了多元經濟的實情，而非以農耕為主的自給自足經濟。所以政權結構對民間經濟的控制相當不力，偏重於一元農耕的治理模式不會隨便蛻變為針對多元經濟的模式，這至少牽涉到全民的觀念轉變，和整個官僚階層業務的具備。
王安石的變法受到了當時文壇的領導人物司馬光，還有文豪蘇軾等的極力反對，整個文官集團不能容許他對傳統文化主體有絲毫的動搖。不久，反對勢力擴大到太后等皇室貴族實權派，他的變法宣告失敗。
與北宋相比，北方相繼而起的遼、西夏與金則社會經濟結構要堅固、緊湊得多（典型少數名族風格）。
還在後梁朱溫與沙陀將領李克用之子李存勖作拼死爭鬥時，遼已在東北關外建都，並乘著中原兵亂之際，快速進入關內，在邊境廣泛展開貿易並安下立足點。遼是一個身份最複雜的少數民族，他們在呼侖貝爾草原上放過牧、在東北的山林中打過獵，更在東北的黑土地上耕種過。在後晉石敬塘兵力吃緊時，為了求取援兵，將燕兵十六州拱手相送於遼，致使遼光明正大的南下。遼在其農耕區內建立了整齊的組織結構，如北魏一樣，少數民族簡單單一的社會組織結構極容易變成一元農耕為底基的社會結構，只需要按戶進入劃定的耕地即可，管理隨即就能跟上。如此則遼國既有緊湊而有力的社會結構、廣泛的經濟基礎，又有強大的騎兵優勢，社會結構鬆脆、軟弱的北宋肯定討不了半點便宜。
隨之崛起的西夏族相對於遼國和隨後崛起的金，地域不大卻經濟單一——以遊牧業為主。然後正是這種緊湊的組織使其曾數次擊潰北宋軍隊，並大敗遼軍，西夏政權一直堅持到1227年，那位偉大的成吉思汗在這年進攻西夏時受傷而死，隨之西夏滅亡。
完顏阿骨打氏從遊牧地域進入北方，乘遼軍兵敗而衰的當口，在北方一帶迅速崛起，吞併了遼國的大片土地，1115年，在北京建都之後，又十年，即1125年，滅掉遼國。之後兩年時間裡，金軍大舉南下，宋軍不敵，在失去大量土地後，於1127年，宋被迫遷都臨安，是為南宋。此後幾十年間，北到大漠，南至淮河流域，金的勢力範圍其規模大大超過以前的少數民族。
開啟網易新聞 檢視更多精彩圖片 >南宋地域相對北宋，更趨狹小。
正在金國南征北戰，擴張聚財而至極盛時，蒙古草原上產生了一位英雄——鐵木真，他迅速統一了蒙古各部。鐵木真一生歷盡艱險辛酸，從而鑄就他鋼鐵般堅強的性格，為了理想九死而無悔，百折而不撓。蒙古騎兵急風暴雨般的攻擊，在草原上打敗金軍（此時之金因整個經濟層面不再整齊，而呈複雜化，所以社會結構也相對鬆散），再進而攻擊中都（北京），繼而收拾了金軍殘部，金便迅速滅亡了。
在向南方用兵的同時，蒙古鐵騎大規模向中亞進軍，所到之處，實行鐵血政策，這支隊伍有著卓絕超凡的戰鬥精神，他們可以連續六七日更換坐騎而強急行軍，從而能保證前進的神速，在行軍途中以軍中騍馬之奶充飢，用堅強的毅力抵制飢餓勞困，當對方發覺時，騎兵已從數千裡外，跨越大漠荒原而兵臨城下。
迄至南宋滅亡，蒙古的勢力範圍地跨歐亞大陸，兵達基輔（莫斯科）、波斯及二者之間的廣大地域，與蒙古草原、中國的廣大領土連成一片，全域劃分成四個汗國——欽察汗國、伊兒汗國、察合臺汗國、元帝國，大可汗由四汗國聯名推舉。在當時，蒙古能有如此作為，可見當時各地的社會結構相對於遊牧民族緊湊的社會結構，是多麼的鬆脆而難堪一擊。
忽必烈建立元帝國後，他自稱天可汗，沒有經聯盟公認，可算作自動脫離蒙古的軍事總體系，從而招致排斥與報復。忽必烈在經營蒙古與中國大江南北事務時，保持好戰血統的元朝軍隊高層仍積極向外用兵。
元在1274年、1281年兩徵日本，均未成功，後來大規模的準備行動也戛然而止，蒙古領袖望海而卻步了！其實，蒙古武力集團在陸上的軍事體系已經鞏固，並與社會結構關聯，不可能短時間內抽血換髓而變成海軍體系。當時既使能以強力戰勝日本，跨海管理異域在當時軍事一體制度下，前途也不可預知。元的版圖是歷史上各朝代中最大的，為了便於分類處理各地域事務，也是由於難以管理，元推行行省制度。
整個蒙古的勢力遠大於此。
在如此廣大的疆域與複雜的經濟關係之上，元高層也曾想要漢化，但是廣度與深度不夠，整個官僚集團基本以蒙古人為主，之外寧可暫用非蒙非漢的外族人，也不願提拔漢之文人、學士，他們的蒙古風格不願被漢化，但最能體知管理中國地區事務的是漢人的文士，而非蒙古人。蒙古人最多時也不過百萬左右，他們可能出於擔心和保持蒙古作戰系統、及固有的習俗，所以也不願放鬆他們簡單的少數民族的社會結構。最終，所有因素導致他們管理的失敗，並與南方多行業的經濟情況脫離關係。
當時，華北實行按戶計稅的租庸調製度，華南則主要以畝計稅。北方生產形式變化不大，收稅延用北魏以來的以農戶為單元的形式，南方只能於多元經濟的地域按畝徵取，元勉強使
用兩套稅制，但是不能重新釐定各經濟單元，政府機構也不熟悉此中業務，只能按地域片面因襲前代模式。當民間各起義力量揭竿而起時，失去經濟支柱的整個分化和鬆散的社會結構與軍事系統，已大失幾十年前稱雄天下的緊湊有力狀態，所以一觸即潰。元順帝被驅逐有如隋的滅陳，輕而易舉。相反，之後國內的爭鬥卻要激烈的多。
· 我們透過分析基本能得出：宋由於從前代唐朝時節度使制度的被迫推行而致使少數民族南下，加上五代時，軍閥混戰和割地巴結，一系列原因，使得宋一開始就被局迫在以多元經濟地域為主的範圍內，致使政權結構不能與之適應，不能有效組織動員人力、物力。而同時期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遼、西夏、金則相對於宋，社會結構要緊湊、堅強、有力。
此內外交困的原因造就了宋的富而弱，即民間富華但社會結構疲弱、乏力。
宋代與其他朝代相比，並不乏務實之君，開國者趙匡胤、趙廣義及之後的趙頊等；能臣如王安石、范仲淹、岳飛之流；大思想家朱熹、陸九淵等；唐宋八大家，宋有其六。所以宋的軟弱並非由於人才不濟，而有深刻、複雜的歷史原因在，需要我們作細緻的分析與思考。
蒙古鐵騎以其簡單而緊湊的軍事社會結構征服空前遼闊的地域，也建立了民族繁多的元帝國，但是其遊牧地域的管理理念卻與多元複雜（仍以一元農業為主）的經濟層面格格不入，在轉變政府職能上，他們也做的相當不好，所以，元的社會結構更加鬆散、脆弱。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在幾十年間就在如此的社會結構內消糜不振，終而喪失了統治的基礎。
（文 邵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