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腐敗的清朝官場，同一件事可以毀掉一個人，也可以成就一個人。東鄉血案就是其中一例。
清朝中期，四川當地的苛捐雜稅極多，同治十一年（1872年），四川東鄉縣（今宣漢縣）農民袁廷蛟不滿縣衙和大戶浮加賦稅盤剝農民，與舅舅赴京控告，結果卻被以“魯莽叩閽罪”解回四川，被四川總督責杖、枷號，仍不屈不撓，繼續上告。光緒元年（1875年），袁廷蛟率領700多名農民齊聚縣府，要求縣令減糧稅、算糧賬。數日間，餓坐請願的鄉民增至2000多人。東鄉知縣孫定揚許願不成，便兩次誣告袁聚眾滋事，上報到成都請兵剿辦。四川總督文恪認為東鄉是白蓮教首義之區，“盜匪淵藪”，於是命提督李有恆帶2000兵到東鄉“剿匪”，殺戮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少1000餘人。袁廷蛟父子等當晚逃出，幾經周折到北京告御狀。然而狀沒告成，反被押解回川，朝廷竟然命令東鄉慘案的直接參與者四川總督文恪查辦此案。文恪一面欺上瞞下，謊報矛盾百出的案情；一面繼續對袁廷蛟父子嚴刑逼供。東鄉境內一時民憤沸騰。
此時，在袁廷蛟父子告御狀時瞭解過冤案內幕的幾位監察御史接連上奏，朝廷便將李有恆和孫定揚革職。自知罪責難逃的文恪卻把事件根由都推到了前任川督的頭上，想讓死人替他受過。光緒三年正月，朝廷忽然將文恪調任為山東巡撫，原山東巡撫丁寶楨則升任四川總督。
丁寶楨為人剛正清廉，同治八年曾“前門接旨，後門斬首”，處決了橫行不法的慈禧心腹太監安德海。這讓他贏得了天下讚許，曾國藩曾誇他是“豪傑士”。然而這個不畏權勢、剛正不阿的正直官員到了四川后，雖然整頓吏治、發展經濟，而朝廷明令徹查的東鄉慘案，卻久久不見動靜。
原來，丁寶楨雖然是清官，卻非完人，身處波詭雲譎的官場，他也打起了小算盤：此次他和文恪對調，自己官升一級，到四川省收拾爛攤子，既是朝廷和清流對自己的期望，恐怕也是慈禧給自己小鞋穿，禍福難測。文恪是皇室貴族，朝中有人，眼下還在自己的老窩山東省蹲著，自己要是查出文恪等人的問題，文恪一定會抓住他的一些把柄發難，那就得不償失了。他怎麼能亂揭這位前任的爛瘡疤呢？—他所不知道的是，文恪正是打的這個主意，才重金賄賂慈禧身邊的親信，與丁寶楨對調，以使雙方都在新的任所為各自的原任的弊端互相遮掩。於是，一番思忖之後，丁寶楨一拖再拖，將東鄉案定性為“暴民造反”。
新總督丁寶楨對東鄉血案沒有新的發現或見解，朝野議論紛紛，朝廷只得再派前任兩江總督以省親為名專程微服赴川秘密徹查此案。兩個月後，案子倒是查清了，可此案牽連甚廣，甚至牽扯到好幾位朝廷高官，欽差大臣壓力很大，只好將查獲的案情據實上奏朝廷。而四川相關責任人也捏造偽證，指使李有恆之母赴京為李有恆、孫定揚等鳴“冤”，反誣欽差“收受鄉民賄賂，並未親臨詳查”。事情鬧得滿城風雨。清流黨連上奏摺，強烈要求嚴懲殺人兇手李有恆和文恪等人。刑部狐疑之際，黑暗到家的清政府竟然只判定“丁寶楨輕縱案犯，降為四品頂子，仍署四川總督以觀後效”，並令丁寶楨繼續“複查”。到此，東鄉冤案似乎成了一樁鐵案。沒有人能翻案，也沒有人敢再提翻案的事了。
正在東鄉冤案看來翻案無望的時候，一個不信邪的人站了出來。他就是時任正六品國子監司業的張之洞。張之洞曾任四川學政，光緒二年夏主持府考，東鄉縣大多數考生的答卷上寫的不是考題內容，而是東鄉血案的經過，以此拒考，併為死難鄉民申冤。張之洞綜合考生所陳情節，結合當地民間議論，知悉了事件真相。但他當時只管教育工作，對這種大案要案無權插手。而現在呢？他決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韙了！
張之洞不是一個莽夫，他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戰略家。他認為，當時清朝地方官員以民為賊草菅人命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如此明白的東鄉冤案如果不能翻過來，可能就會官逼民反。當年林則徐能做到“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今天他張之洞也能站出來為受害百姓申冤，實現自己早年“虎豹當關臥，不能遏我言”的抱負。
同時，工於心計、熟稔迎合上意的官場宦術的張之洞也考慮了自己冒險的資本。他26歲中探花，賜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還靠“聲聲祝慈禧太后，萬壽無疆”的機敏對聯而深得慈禧青睞；入仕後，張之洞看清了當時朝政的走勢：慈禧有意培植清流黨勢力，以制衡恭親王和李鴻章等洋務派勢力，遂以敏捷的才思和犀利的文筆，成了清流黨的著名人物；更有利的是，在吏部主事以尸諫反對慈禧為了繼續垂簾聽政而讓光緒即位的情況下，張之洞上疏為慈禧辯解，讓慈禧欠了他一個人情。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能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呢？如果東鄉冤案翻不動，自己的仕途也許會受到挫折，但仍然可以保持清流的美名；如果能在慈禧的直接干預下翻了案，冤枉屈死的老百姓自然可以受惠，慈禧也可以獲得愛民親民的好名聲，而接下去獲得升遷的，必然是自己！
是陷阱還是機遇？東鄉血案，一石繫著二鳥。籠中的丁寶楨突圍不出；籠外的張之洞卻硬起頭皮往裡闖。同樣面對案情已明的東鄉血案，同樣經過了身居腐敗詭譎的大清官場中的反覆思忖，也同樣有著自己的小九九，張之洞的胸襟見識顯然比丁寶楨更高一層。這或許正是東鄉血案成為丁寶楨的滑鐵盧，同時成為張之洞登雲梯的原因，後人對張之洞的評價比對丁寶楨的評價稍微高一些也就不足為怪了。
張之洞做事力求面面俱到，謀定而後動。他借一次慈禧召見的機會，彷彿是不經意之間，提到東鄉慘案發生時自己正在四川學政任上，對該案的始末完全洞悉，引慈禧詢問該案。接著，張之洞讚揚了慈禧在該案審理過程中的公正和對老百姓的同情，然後才簡要地奏明瞭自己直接掌握的案情，懇切表達了他要翻案的請求。慈禧欠了張之洞一個人情，就同意了。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有慈禧撐腰，張之洞不再擔心皇親貴胄的報復，同一日連上了三道奏摺。這一異乎尋常的舉動，體現了他為民申冤的決心，也破了慈禧垂簾聽政以來，大清官員單日上奏的紀錄。
在奏摺中，張之洞詳細敘述了案件始末，並一針見血地指出，該案純屬縣令孫定揚等人“誣民為逆”、濫殺無辜，根由則是孫定揚違法加收百姓苛捐雜稅。因此，孫定揚是這起慘案的罪魁禍首。
慈禧被震動了。同時，張之洞的膽略和見識也讓她折服：“你這事辦得好，既為百姓申了冤，也為朝廷糾了錯，功德無量。另外，你的奏摺也寫得出奇的漂亮，一下子就寫到了點子上。”光緒五年十月，慈禧命刑部將此案平反昭雪，判決孫定揚、李有恆犯濫殺無辜罪，由原來的革職改為秋後處斬；判文恪、丁寶楨等人犯瀆職包庇罪，交刑部議處；其他數十名相關官員均依法量刑定罪。東鄉事件不再是“叛逆”，而是“鬧糧仇鬥”，而袁廷蛟則是“引賊劫掠，罪犯應斬”。十一月，為防止袁廷蛟翻供或拖延遭赦減，以絕後患，與朝廷上下心意相通的丁寶楨秘密命令獄卒打死了成都獄中的袁廷蛟並毒死其子，以“病死”上報。
張之洞的豪賭以驚天逆轉完美收官。就在十月份，他被晉升為司經局洗馬。雖然只是從正六品升為從五品，但老馬失蹄之際，張之洞已然輕舟揚帆。
最終，丁寶楨從一品降為四品，正印總督也改為了代省長。不過丁寶楨畢竟是丁寶楨，栽了大跟斗，他卻寵辱不驚，撥款大修都江堰，並創辦了四川機器局，開啟四川省近代工業的開端。任四川總督的十年間，他勵精圖治，銳意改革，“誅匪幾盡，聲為道不拾遺”。光緒十二年，丁寶楨病故於任所，因為政清廉，喪歸時，靠僚屬集資方能成行—當然，這都是後話了。
張之洞揍請刑部再審，最終案情大白、水落石出，但抗稅英雄袁廷蛟父子冤死獄中、無辜慘死百姓已無法復生，可見晚清官場昏庸腐敗、百姓民不聊生。
在腐敗的清朝官場，同一件事可以毀掉一個人，也可以成就一個人。東鄉血案就是其中一例。
清朝中期，四川當地的苛捐雜稅極多，同治十一年（1872年），四川東鄉縣（今宣漢縣）農民袁廷蛟不滿縣衙和大戶浮加賦稅盤剝農民，與舅舅赴京控告，結果卻被以“魯莽叩閽罪”解回四川，被四川總督責杖、枷號，仍不屈不撓，繼續上告。光緒元年（1875年），袁廷蛟率領700多名農民齊聚縣府，要求縣令減糧稅、算糧賬。數日間，餓坐請願的鄉民增至2000多人。東鄉知縣孫定揚許願不成，便兩次誣告袁聚眾滋事，上報到成都請兵剿辦。四川總督文恪認為東鄉是白蓮教首義之區，“盜匪淵藪”，於是命提督李有恆帶2000兵到東鄉“剿匪”，殺戮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少1000餘人。袁廷蛟父子等當晚逃出，幾經周折到北京告御狀。然而狀沒告成，反被押解回川，朝廷竟然命令東鄉慘案的直接參與者四川總督文恪查辦此案。文恪一面欺上瞞下，謊報矛盾百出的案情；一面繼續對袁廷蛟父子嚴刑逼供。東鄉境內一時民憤沸騰。
此時，在袁廷蛟父子告御狀時瞭解過冤案內幕的幾位監察御史接連上奏，朝廷便將李有恆和孫定揚革職。自知罪責難逃的文恪卻把事件根由都推到了前任川督的頭上，想讓死人替他受過。光緒三年正月，朝廷忽然將文恪調任為山東巡撫，原山東巡撫丁寶楨則升任四川總督。
丁寶楨為人剛正清廉，同治八年曾“前門接旨，後門斬首”，處決了橫行不法的慈禧心腹太監安德海。這讓他贏得了天下讚許，曾國藩曾誇他是“豪傑士”。然而這個不畏權勢、剛正不阿的正直官員到了四川后，雖然整頓吏治、發展經濟，而朝廷明令徹查的東鄉慘案，卻久久不見動靜。
原來，丁寶楨雖然是清官，卻非完人，身處波詭雲譎的官場，他也打起了小算盤：此次他和文恪對調，自己官升一級，到四川省收拾爛攤子，既是朝廷和清流對自己的期望，恐怕也是慈禧給自己小鞋穿，禍福難測。文恪是皇室貴族，朝中有人，眼下還在自己的老窩山東省蹲著，自己要是查出文恪等人的問題，文恪一定會抓住他的一些把柄發難，那就得不償失了。他怎麼能亂揭這位前任的爛瘡疤呢？—他所不知道的是，文恪正是打的這個主意，才重金賄賂慈禧身邊的親信，與丁寶楨對調，以使雙方都在新的任所為各自的原任的弊端互相遮掩。於是，一番思忖之後，丁寶楨一拖再拖，將東鄉案定性為“暴民造反”。
新總督丁寶楨對東鄉血案沒有新的發現或見解，朝野議論紛紛，朝廷只得再派前任兩江總督以省親為名專程微服赴川秘密徹查此案。兩個月後，案子倒是查清了，可此案牽連甚廣，甚至牽扯到好幾位朝廷高官，欽差大臣壓力很大，只好將查獲的案情據實上奏朝廷。而四川相關責任人也捏造偽證，指使李有恆之母赴京為李有恆、孫定揚等鳴“冤”，反誣欽差“收受鄉民賄賂，並未親臨詳查”。事情鬧得滿城風雨。清流黨連上奏摺，強烈要求嚴懲殺人兇手李有恆和文恪等人。刑部狐疑之際，黑暗到家的清政府竟然只判定“丁寶楨輕縱案犯，降為四品頂子，仍署四川總督以觀後效”，並令丁寶楨繼續“複查”。到此，東鄉冤案似乎成了一樁鐵案。沒有人能翻案，也沒有人敢再提翻案的事了。
正在東鄉冤案看來翻案無望的時候，一個不信邪的人站了出來。他就是時任正六品國子監司業的張之洞。張之洞曾任四川學政，光緒二年夏主持府考，東鄉縣大多數考生的答卷上寫的不是考題內容，而是東鄉血案的經過，以此拒考，併為死難鄉民申冤。張之洞綜合考生所陳情節，結合當地民間議論，知悉了事件真相。但他當時只管教育工作，對這種大案要案無權插手。而現在呢？他決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韙了！
張之洞不是一個莽夫，他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戰略家。他認為，當時清朝地方官員以民為賊草菅人命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如此明白的東鄉冤案如果不能翻過來，可能就會官逼民反。當年林則徐能做到“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今天他張之洞也能站出來為受害百姓申冤，實現自己早年“虎豹當關臥，不能遏我言”的抱負。
同時，工於心計、熟稔迎合上意的官場宦術的張之洞也考慮了自己冒險的資本。他26歲中探花，賜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還靠“聲聲祝慈禧太后，萬壽無疆”的機敏對聯而深得慈禧青睞；入仕後，張之洞看清了當時朝政的走勢：慈禧有意培植清流黨勢力，以制衡恭親王和李鴻章等洋務派勢力，遂以敏捷的才思和犀利的文筆，成了清流黨的著名人物；更有利的是，在吏部主事以尸諫反對慈禧為了繼續垂簾聽政而讓光緒即位的情況下，張之洞上疏為慈禧辯解，讓慈禧欠了他一個人情。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能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呢？如果東鄉冤案翻不動，自己的仕途也許會受到挫折，但仍然可以保持清流的美名；如果能在慈禧的直接干預下翻了案，冤枉屈死的老百姓自然可以受惠，慈禧也可以獲得愛民親民的好名聲，而接下去獲得升遷的，必然是自己！
是陷阱還是機遇？東鄉血案，一石繫著二鳥。籠中的丁寶楨突圍不出；籠外的張之洞卻硬起頭皮往裡闖。同樣面對案情已明的東鄉血案，同樣經過了身居腐敗詭譎的大清官場中的反覆思忖，也同樣有著自己的小九九，張之洞的胸襟見識顯然比丁寶楨更高一層。這或許正是東鄉血案成為丁寶楨的滑鐵盧，同時成為張之洞登雲梯的原因，後人對張之洞的評價比對丁寶楨的評價稍微高一些也就不足為怪了。
張之洞做事力求面面俱到，謀定而後動。他借一次慈禧召見的機會，彷彿是不經意之間，提到東鄉慘案發生時自己正在四川學政任上，對該案的始末完全洞悉，引慈禧詢問該案。接著，張之洞讚揚了慈禧在該案審理過程中的公正和對老百姓的同情，然後才簡要地奏明瞭自己直接掌握的案情，懇切表達了他要翻案的請求。慈禧欠了張之洞一個人情，就同意了。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有慈禧撐腰，張之洞不再擔心皇親貴胄的報復，同一日連上了三道奏摺。這一異乎尋常的舉動，體現了他為民申冤的決心，也破了慈禧垂簾聽政以來，大清官員單日上奏的紀錄。
在奏摺中，張之洞詳細敘述了案件始末，並一針見血地指出，該案純屬縣令孫定揚等人“誣民為逆”、濫殺無辜，根由則是孫定揚違法加收百姓苛捐雜稅。因此，孫定揚是這起慘案的罪魁禍首。
慈禧被震動了。同時，張之洞的膽略和見識也讓她折服：“你這事辦得好，既為百姓申了冤，也為朝廷糾了錯，功德無量。另外，你的奏摺也寫得出奇的漂亮，一下子就寫到了點子上。”光緒五年十月，慈禧命刑部將此案平反昭雪，判決孫定揚、李有恆犯濫殺無辜罪，由原來的革職改為秋後處斬；判文恪、丁寶楨等人犯瀆職包庇罪，交刑部議處；其他數十名相關官員均依法量刑定罪。東鄉事件不再是“叛逆”，而是“鬧糧仇鬥”，而袁廷蛟則是“引賊劫掠，罪犯應斬”。十一月，為防止袁廷蛟翻供或拖延遭赦減，以絕後患，與朝廷上下心意相通的丁寶楨秘密命令獄卒打死了成都獄中的袁廷蛟並毒死其子，以“病死”上報。
張之洞的豪賭以驚天逆轉完美收官。就在十月份，他被晉升為司經局洗馬。雖然只是從正六品升為從五品，但老馬失蹄之際，張之洞已然輕舟揚帆。
最終，丁寶楨從一品降為四品，正印總督也改為了代省長。不過丁寶楨畢竟是丁寶楨，栽了大跟斗，他卻寵辱不驚，撥款大修都江堰，並創辦了四川機器局，開啟四川省近代工業的開端。任四川總督的十年間，他勵精圖治，銳意改革，“誅匪幾盡，聲為道不拾遺”。光緒十二年，丁寶楨病故於任所，因為政清廉，喪歸時，靠僚屬集資方能成行—當然，這都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