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運維艱的宋王朝， 從開封到臨安， 前後持續了320年， 兩度亡於外族之手。 這是人們認為宋朝 “陋” 的主要原因。

另外還有兩個必須重視的重要因素：

由於中國古代的主要戰爭威脅，是來自蒙古高原和東北的少數民族， 所以歷代中原王朝都把其核心國防線設在北方。 而歷代統治者總是不惜耗費巨大的人力、 物力來修築或加固萬里長城， 也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 在中國古代， 長城不僅是一條軍事防禦線， 也是一條自然與經濟、 民族的重要分界線。 而長城南北的帶狀地帶， 則成為古代騎馬民族與中原王朝的主要交戰地帶。 其中爭奪最激烈的地區， 不外乎是河套平原、 河西走廊、 遼東地區， 及華北地區所謂的 “燕雲十六州”。 這幾個戰略要地一旦落入騎馬民族之手， 中原王朝的邊境就不得安寧， 腹心地帶的安全也會受到嚴重威脅。 然而， 就是在兩宋時期， 以上的這些戰略要地都不在中原王朝的掌握之中。 尤其是“燕雲十六州” 的喪失， 中原實際已無險可守， 這就給契丹、 女真、 蒙古等騎馬民族的南下， 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於是， 民族戰爭在兩宋300年間一浪高過一浪， 也就不是什麼太奇怪的事了。

如唐太宗對突厥用兵之所以能成功， 固然與當時中原的強盛有關， 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那就是此時的突厥已過了其強盛期， 分裂為東西兩部， 且其內部還有頡利可汗與突利可汗之間的矛盾。 北宋初期， 它所面臨的是代突厥而起的強大而又統一的契丹， 是在其全盛時期； 代遼國而起成為北宋強敵的金國， 也正好處在女真族歷史上的鼎盛時期； 至於南宋後來面對的由蒙古人建立起來的元朝， 又比以前的金、 遼更為強盛。 更何況， 這三者都是深受漢文明影響、 模仿漢制建立起完整的封建政權體制、 已學會運用先進武器 （如攻城的火器） 的騎馬民族， 而非以往那些原始、 單純的遊牧或狩獵民族。

所以， 從某種意義上說， 宋朝統治者採取 “守內虛外” 的國策， 也有其無可奈何的一面， 至少在宋朝初立國之際， 他們不是不想收回失地，而實在是沒有能力收復失地， 以後則變成一種惡性迴圈。

另外， 兩宋時期， 政治上的弊病雖然不少， 但也並非一無是處。 如當時的中央集權統治還是比較開明的， 決不比歷史上其他朝代更 “陋”。如宋太祖曾立有 “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的 “祖宗家法”， 後來嗣君基本都能遵循。 所以， 宋代的士大夫以敢說話而聞名於史， 尤其是敢於批評現實政治， 批評皇帝。 在兩宋300多年裡， 沒有出現過如漢、 唐、元、 明、 清那樣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也沒有出現過如漢、 唐、 明那樣外戚或宦官專權的統治階級的內亂。 這些情況， 在中國歷史上都堪稱鮮見，這與兩宋的文官政治有一定關係。

宋太祖趙匡胤自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遂有北宋。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北宋是建立在一次成功的士兵與將領擁戴首領的事件上。宋太祖的這次，是五代以來第四次兵士擁立的事件（前三次的主角分別是後唐明宗李嗣源、後唐廢帝潞王李叢珂、後周太祖郭威）

兵變是宋朝“興”的原因，那就意味著它同時是前一個政權“廢”的原因。何以造成兵變這一情況？將領將兵在外，手握實權。日久天長，遂掌握一支或數支驍勇善戰又非常熟悉供其指揮的軍隊。唐代安史之亂，節度使擁兵自重，已是前例。

這樣一種情況，在相對和平的王朝歷史中就表現為軍事權力在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宋朝統治者既然以兵變起家，自然不會放任這種危險繼續存在下去。為了解決這一種矛盾，於是有了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之說。

太祖把在外的將領召集於京師，解下他們的權力。派文官以“知州軍事”到地方接管，又陸續設定各州通判，手握大權。《國史大綱》提到：諸路觀察、採訪、團練、防禦、刺史皆遙領，不親本州務。縣令由中央指派，稱為“知縣”。從此吏治之權悉數掌管於中央政府。

在財政的問題上，於地方設立“轉運使”之官。除了本州日常所必須的經費銀米，全部送往中央。

對於地方武裝，太祖命令挑選其中的精銳，送往中央，充當“禁兵”。剩下的老弱病殘留在地方，稱作“廂兵”。

宋朝統治者以上面這幾種措施，將吏治、軍事、財政大權收歸中央，有效地避免了地方集團不受中央集團的控制。但是中央集權過度強化，使得地方難以有所建樹。

（二）西北、北方邊防

上面已經提到，太祖將各地的精兵強將悉數調往中央，避免兵變之風險。可與此同時，造成了宋朝對外積弱局面的形成。

鎮守西北邊疆，需要對於邊疆事務特別熟悉的將領。除此以外，還需要保證軍事統帥在地方便宜行事，掌握大權，在當地建立起驍勇善戰、團結一致、彼此熟悉的軍隊。此外，建立起這樣的軍隊，需要時間慢慢培養，不可能一蹴而就。郭進守西山一共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十七年，董遵誨守通遠十四年。軍中允許將軍便宜行事，得以招募死士，故每有敵寇侵入，大多可以打敗。此前也是得益於這樣的實際情況，西北地區一直安然無恙，太祖才可以放手一搏，專注於對付東南。

而在宋朝朝廷對軍隊和將領別出心裁地安排之下，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在操練都難以有效地完成的情況下，西北邊防水平嚴重下滑。契丹、西夏勢力卻在不斷髮展，最終成為盤踞在宋朝心臟上的兩條毒蛇。

（三）都城地理

宋朝易為外敵入侵所侵擾，還因為在都城地理位置上的原因。

北宋定都開封，是張方平所謂“天下四通八達之地，函秦洛宅，形勝足恃。”開封在當時只是黃河南岸一個相對平坦的窪地，一旦敵人長驅南下，根本沒有屏障可以阻攔。

北宋也未嘗沒有人想要遷都。宋太祖、范仲淹等都曾經表示過遷往長安、洛陽等地，不然在開封所需要軍用支出實在太大，遲早會民力枯竭。無奈太宗和呂夷簡先後反對，一再延誤時機，最終不可收拾。

就這樣，為了保證開封的安全，每當西夏、契丹開戰，宋廷總想議和討好他們。

稅務

一般而言，在中國只要形成了統一的局面，除非皇帝素質相當之差，不然總不至於稅務遠超於民力所能接受的範圍以至於患貧。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其實還在於上面所述宋太祖的建國之策。所形成的冗官冗兵，宛如兩隻巨大的螞蟥，趴在宋廷的身上，抽脂吸髓。

宋廷面對著外敵的侵擾，常年集聚著兵力。直至宋仁宗，前後百年，全國士兵數量已經翻了七八倍，軍餉開支自然猛增。這些招募的士兵名義上終身都在軍營服役，實際上可以充當戰鬥力奔赴戰場每人大概在20年，因此有大量的軍餉壓根就是在浪費。同時也讓大量士兵驕傲懶惰，降低戰鬥力。趙匡胤也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讓禁兵分批駐紮在郡縣，三年一換。這卻造成了明明沒有打仗，軍費卻和出征差不多的怪異現象。更何況宋朝延續五代以來的習慣，對軍隊經常有許多額外的賞賜、特支。賞賜越多軍隊越差，軍隊越差越感覺要招募更多的士兵，最終跌入一個死迴圈。

此外，對於文人，宋廷也是大加賞賜。為了大力扶持文人集團，打壓武人集團，宋朝對於進士額外寬容。只要考取了進士，就可以立即做官，不需要等待一段時間考察個人能力。為了提高文人的地位，宋朝不斷提高他們的官祿。每當遇到節日慶典、郊天等時候，文臣就會得到額外賞賜。當時有人曾經說過“恩逮於百官，唯恐不足；財取於萬民，不留其餘。”財力枯竭，日益嚴重。宋朝竭力培養文臣，但是通過這種方式晉升的文臣的水平難免大打折扣，在關鍵時候難堪大任。

南宋對金卑微屈膝，不斷繳納銀米。對內稅收一而再再而三地擴大，近於無理。百姓不堪忍受，日益窮困潦倒。

南宋的國土幾乎只有北宋的一半，但是年稅收卻遠遠超過北宋。“正供”即正常的稅收，與唐代相比，是其十倍不止。此外還有諸多雜稅，名目繁多。諸如“經、總制錢”、“月樁錢”、“板帳錢”、“折帛錢”等，涉及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賣酒要收錢、賣醋要收錢、買紙要給錢、賣田地房產要給錢；還有無理的如打贏官司要給“歡喜錢”，打輸官司要罰錢。抓捕盜賊，追回的財物充公而不是還給失主。其實一開始有些稅比較正常，如“折帛錢”。本來這個稅款是先由官府發給人民銀米救急，過幾個月等人民緩過氣來在以稅款的形式收回。可是後來即使每年官府不救濟，人民還是得交錢。

有司不知道嗎？不，他們其實都知道。但是這裡面牽涉到的利潤實在太大，南宋朝廷絕不會放過這個斂財的機會。

朝臣矛盾

首先，對宋廷朝堂之上產生重要影響的是它的諫官制度。它的影響在於使朝堂之上爭鬥不斷，難以在國家大計上迅速形成一種全體意志。

宋設“諫院”，從原來的百官之首宰相下分出去，最終在權勢上與宰相齊平。諫官的主要職責在於“諫”，而當時又流行“諫”風。每天都想說點什麼，到了最後變成了有什麼就說什麼。諫官“諫”的物件也漸漸由皇帝轉移到了宰相身上。不管宰相想幹什麼，不管這個事對不對，諫官總要出來干涉。除了諫官，文臣向來也喜歡議論。前前後後反覆不定，統一不了意見，這是朝堂政治上一大害。此外，宰相在朝堂的地位也越來越低。

《國史大綱》說道：“宋初文臣，大多是五代之遺，猥瑣浮薄。”宋代建國與漢唐不同，所擁立者為武將。建國後考慮的第一要務，便是以文官代替武官。但是，宋朝並沒有足以支撐的文治基礎。古時三公坐而論道，唐五代宰相見天子議事，也可以坐在椅子上喝茶。到了宋代，宰相向皇帝報告時就只能站著了。樞密院等相繼分割宰相職權，丞相越來越難以發揮作用。

王安石變法以後，朝臣之間的矛盾變相地反映出南北勢力的矛盾。王安石代表的是南方一種激進的風氣，司馬光等北方派代表著一種傳統與穩健。宋初有“不相南人”的說法，說明南方勢力最初並不強大。可是北方在文化與經濟上到底競爭不過南方，在科舉上變現為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明經。南人勢力一步步強大，終究為北人所不容，於是必須要在政治上百般阻撓。其中朔派是北方派之正統，他們雖然忠直，但是格外排斥異己。同時他們自己又缺少治理的才能，難以有所建樹。最後但求無過，不求有功。以重視道德為名頭，重小節，忽視大局。致使有才能之人不能上進，碌碌無為之人把持高位。

中央首腦之錯失良機

自金滅北宋，南宋與金之間各懷鬼胎。金先後擁立張邦昌、劉豫，目的在於在黃河南岸建立一個緩衝區，防止宋人的報復。同時也可以好好消化這些年一下子吞併的土地和人民。但是金人到底不放心高宗，一面處處緊逼，一面派人言和。

高宗這邊也有問題。一開始，高宗畏懼金人，不敢冒險。所以不重用宗澤等人，反而重用汪伯彥之流。之後，因為金人宣稱要把宋欽宗放回，高宗擔心會對自己不利，於是任用秦檜等。

本來這個時候南宋未必不可與金人一戰，原因有五點：

①將帥人才不同

②兵甲武器質量不同

④軍隊士氣不同

⑤地方財力不同

總而言之，經過多年的戰爭，宋朝的軍事力量在不斷加強。士兵得到了充分的鍛鍊，武器裝備逐漸精良，作戰環境不再是適合金人騎兵的平原，將領的權力得到尊重。但是高宗方面擔心他們功高震主，對外卑微屈膝，對內不依不饒。不斷打壓抗金的骨幹力量也是唯一的力量。最終朝廷人才滅淨，抗金實力大損。後金人再度發難，高宗無顏面對，傳位給孝宗。

孝宗倒是想要匡扶，奈何人才的培養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錢穆所謂“前有將帥無君相，後由君相無將帥。”南宋再難有機會恢復元氣，只能慢慢等死。

（七）自然氣候

中國幅員遼闊，面積廣大。以現在的版圖言之，中國大體擁有熱帶季風氣候、亞熱帶季風氣候、溫帶季風氣候、溫帶大陸性氣候。氣候的不同對中國各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深入到人類與自然的方方面面。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業是國家經濟的主體（即便是南宋時期商稅一度在稅收上佔有巨大比重。）作物的生長離不開地形、氣候、水源、土壤、生物五個條件的相互作用。

氣候涉及氣溫、降水量、太陽輻射等方面。溫度的變化不單單使年平均溫度上下波動，還影響到了作物的種植，進一步反應在產量上。作物的產量大小又影響到社會經濟方面，若是造成饑荒，甚至可能造成不同民族之間的衝突和人民的遷徙。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提到“在最初二千年，即從仰韶文化時代到河南安陽殷墟時代，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 ℃左右。在這以後，年平均溫度有2到3℃ 的擺動。寒冷時期出現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時代。漢唐兩代則是比較溫暖的時代。這種氣候變遷是全世界性的。”這四次寒冷的時期對應著年平均氣溫的下降，嚴重影響到了農作物的生產。農作物產量下降，社會難以做出迅速調整，容易出現饑荒。百姓一旦出現饑荒，就會不定向流動。社會秩序紊亂就容易導致崩壞，直至問題解決或者是找到矛盾的突破口，暫時穩定，直到糧食問題解決。矛盾的突破口往往是表現在各種各樣的政治革命上。明末清初，人口的變化還不算巨大，極有可能是由於諸如土豆、紅薯之類的抗寒作物的傳入。

而作為季風氣候顯著的國家，中國的農業經濟一直相當脆弱。從降水量來看，不定期的旱澇災害一直困撓著人民。一旦某一處遭遇災情，周邊的地區就會面對巨大的壓力。如何處置難民、如何恢復生產都是相當大的問題。

宋朝就正好面臨著氣候的變化。

宋初氣溫已經比唐代低。梅花因其一年中開花最早，被推為花中魁首，但在十一世紀初期,梅樹只能在私人花園中生存。我們也可以從當時的詩句中窺探一些蛛絲馬跡：蘇軾詠杏花有“關中幸無梅，賴汝充鼎和”一句；王安石嘲笑北方人常誤認梅為杏，他的《紅梅》也有“春半花才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

後來中國氣候加劇轉寒，正好對應著金人由東北侵入華北。宋朝不斷南遷也應該有糧食供應的問題，而金人南遷亦是如此。北宋政和元年，江浙一帶的擁有2250平方公里的太湖，不但全部結冰,而且非常結實。這種寒冷的氣候一直延續到暮春，將附近的柑橘全部凍死。杭州在南宋時候，四月份的平均溫度比現在要冷1到2℃

總結

宋朝滅亡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雖然它的表象確實是由於戰爭而結束。簡單來說，北宋之初就像一個得了肺癆的年輕人，剛開始還沒事，但是越往後等他年紀大了，各種問題就都出現了。

宋朝的問題就在於從它建國之初，就註定了一步步走向衰亡。它的制度、朝堂上的黨爭、無理的稅收、領導者的矛盾包括時代大背景雜糅在一起，讓宋朝難以招架。它也想改變，但是在那樣一種時代背景和具體環境下，改變是一種很難的事。一點點一步步，宋朝最終走向了墳墓。

毫無疑問，宋朝的滅亡是強敵入侵的結果，北宋死於金人之手，南宋為蒙古所滅。細究原因不難發現，宋朝是亡於國家戰略的錯誤。一是軍事制度，二是軍事策略，兩者都直指國家統治集團最高層，皇帝和文官官僚系統。

宋朝建國以後，為了防範武將造反，重文輕武，以文抑武，文臣的地位明顯高於武將，武將不掌管兵權，文臣領導軍隊。戰爭需要，臨時決定武將出徵，是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更有文臣監軍，還要遵循皇帝“欽定”的軍事行動方案，實際上是剝奪了武將的自主指揮權。

宋朝的最高統治者，思想上防內甚於防外，用“弱智”的政治手腕打壓武將，直接導致了國家武力的衰落，無異於自縛手足，手足長期被綁，及至用時已經麻木，功能難以恢復。況且，戰場上敵情瞬息萬變，多方掣肘，想打勝仗多麼不易。

皇帝也一代不如一代，宋徽宗不務正業，潛心書畫，大敵當前撂挑子不幹讓兒子幹。兒子宋欽宗異想天開，相信神漢，開啟城門與敵作戰，結果與老子徽宗一起並宮中數千人做了金人的俘虜。

常言道：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宋朝統治集團卻記仇不記利益，目光短視，看眼前不重長遠。北宋和遼有仇，金人伐遼而宋和之，金人收拾了遼，南下侵宋致北宋亡。金和南宋有仇，蒙古伐金，金哀宗求宋結盟對抗蒙古，南宋選擇與蒙古結盟共伐金人。不思脣亡齒寒，反而自掘藩籬，蒙古滅金而後滅南宋。

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一些有識之士，針對當時“積貧”、“積弱”的嚴重局面，曾先後提出了一些變法的主張。

然而由於最高統治者的昏庸和統治集團內部腐朽勢力的干擾、反對，使所有變法圖強的主張和行動都歸於失敗。

此後，宋朝的統治者更加腐朽，階級矛盾空前激化。人民無法忍受宋王朝的殘暴統治，到宋徽宗(趙佶)宣和初年，終於爆發了東南地區的方臘起義和京東地區的宋江起義。

宋王朝雖然鎮壓了這些起義，度過了一場政治危機，但無法阻擋東北地區女真族的興起和南進，逃脫不了北宋政權滅亡的命運。

女真族原名黑水革末革曷，很早以來就居住在今黑龍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及長白山一帶，即所謂白山黑水之間。

在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國後，黑水革末革曷改稱女真，其中直屬於契丹國的稱熟女真，不屬於契丹的稱生女真。

生女真中的完顏部後來強大起來，其首領完顏阿骨打於公元1115年建國稱帝，國號曰“金”。金在滅遼後，控制了東北和華北的廣大地區，兵鋒直指宋王朝。

遼亡後，金人成為宋王朝的直接威脅，但朝廷對此卻毫無戒備。

公元1125年，金軍南下侵宋。在金軍嚴懲威脅下，宋王朝統治集團分裂成“降走”和“戰守”兩派，由於統治者執行了投降政策，給人民造成了難以言狀的災難。

宋欽宗(趙桓)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軍在攻宋都城開封后，把宋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及后妃、宗室、朝官3000餘人一起俘虜北去，開封的金帛、寶物、文物等也被洗劫一空，宋王朝在北方的統治遂告結束，史稱“北宋”。

雖然說起宋朝，大多數人想到的都是宋朝的軟弱，是軍事上的矮子。確實，宋朝是內憂外患，四面遍佈強敵，但宋朝的實力確是不可小覷的。宋朝經濟上是巨人這是毋庸置疑的，文化上是歷朝歷代的巔峰也是不容置喙的，可為什麼南宋會打不過金軍呢，畢竟經濟實力這麼強，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就稱宋朝在橫向的GDP上算起來佔全球的22.7%呢，領先同時期歐洲各國不知凡幾，而且還有那麼多像岳飛韓世忠這樣的頂級將領，為何最終卻還是落得“軍事肌無力”的下場呢？

雖然少不了北宋趙光義的事兒，但南宋的趙構卻也是推脫不了的。這是怎麼說呢？這不得不從北宋說起，從第二任皇帝趙光義說起。最初建立宋朝的趙匡胤，是將宋朝的根扶住了，但這“斧聲燭影”一事過後，趙匡胤就駕崩去了，趙光義就接手宋朝了，為太宗皇帝。

趙光義是接手了宋朝這棵大樹，並且也開始為這棵大樹澆水施肥，打算將趙匡胤留下的這棵剛剛發芽的樹再開開枝散散葉，從南到北統一下，擴充擴充疆土。雖然不可否認趙光義前期是將宋朝這棵樹培育的很好，宋朝兼併了吳越和陳，將北漢也納入版圖，將當時的軍閥混戰之局一舉破掉，將宋朝這棵樹的枝葉又茂盛一一點點。

但是枝葉看著茂盛了可不行，有句話叫“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趙光義沒有看準了宋朝這棵樹的異樣，仍然醉心於“拔苗助長”，單想著宋朝已經可以滅了遼國一統疆域了，卻不知現實宋朝這棵樹並經不起這一“拔”。在高梁河戰役中趙光義就吃到了“揠苗助長”的苦頭，差點將他這個宋朝大樹的管理員也搭進去。

這還沒什麼，趙光義再一次的剛愎自用，致使宋朝這棵大樹再也經不起雷雨的肆虐了，開始變得弱不禁風。自高梁河一戰後，趙光義於七年後又一次劍指遼國，但是這次的剛愎自用使得戰機貽誤，宋軍重創。自此，宋朝變得弱不禁風，宋軍都被打怕了，枝葉開始零落。雲州等邊境重錘之地都被守城官送與了遼國。

從此後，宋朝這棵大樹愈來愈飄搖，根基也不太穩了，這與趙光義脫不了干係，再後來到了南宋，由於趙構的這一錯誤決定，致使宋朝這棵大樹的防護罩直接脫落，更加不堪一擊。趙構後來在南方建立南宋時，定都了臨安，也就是現在的杭州。在臨安之前，趙構是打算定都金陵的，但大家也知道，金陵無龍氣，從東晉到南朝的樑、陳，無一都是曇花一現。於是擇地建都，趙構選擇了臨安。

但是臨安就比金陵好嗎？依天目山傍錢塘江，算得上“山環水抱”，看著也著實不錯，但雖然水主財，但臨安倚靠的天目山卻都是斷層，這說明什麼？根基不深！臨安的運勢卻也是不行的，這注定了趙構在此定都是不能長治久安的。

雖然宋朝的衰敗脫離不了軍事的積弱，但要不是趙光義的剛愎自用加劇了宋朝的根基晃盪，到了趙構這因為這一錯誤決定致使宋朝再無迴轉之力，想必宋朝還是能堅持100年的吧。

北宋滅亡的原因很多但我的總結是這樣的：稀裡糊塗的就完了

自太祖陳橋兵變後，重文輕武就是一向基本國策，但並不意味著北宋的軍隊實力差！

所以只要一打仗不管輸贏，皇帝只想議和，比如儃淵之盟，明明打贏了為啥還要給人賠錢，主要是宋朝有錢，能用錢和土地解決的問題都不是事兒！

不就是送點錢割掉一點地盤嗎，皇帝老子不在乎，有人說這樣太沒尊嚴了，那總比武將做大丟了江山成為階下囚有尊嚴！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一年兩年數十年的給別人送銀子，敵人勢力就壯大了！

再加上國內也不太平，貪官汙吏太多，國力也就削弱了！

還有皇帝也不負責，宋徽宗就知道練書法，看著大事不好，傳位給兒子就跑了，沒錯跑了哈哈！

兒子也不爭氣，剛上位就要議和！

其實就算在北宋末年，北宋把金朝滅了也是很輕鬆的，皇帝就是不想打架能有什麼辦法！

北宋滅了又怎麼樣，南宋天下還是俺們老趙家的！

於是南宋也是一個熊樣，繼續議和...

要和平，不要戰爭，就是這樣，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一個國家滅亡了

簡單點來說：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軍攻破東京（今開封），俘虜了宋徽宗、宋欽宗父子及大量趙氏皇族、後宮妃嬪與貴卿、朝臣等三千餘人，押解北上，東京城中公私積蓄為之一空。靖康之恥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在說深一點的話是由於

1、三冗問題【北宋年間的冗兵、冗員、冗費，光是軍費就要花全國收入的七八成】

2、黨爭【王安石為首的新黨想要變法，改變北宋積弱的局面；舊大臣極力反對，其中不乏有影響力的人物，如韓琦、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這些就是舊黨。由於新、舊兩黨更迭執政，王安石曾兩度退職，新政時行時廢，臣民無所適從。即便是後期也是新舊黨爭不斷。】

3、宋徽宗的個人原因【宋徽宗只是個藝術家，根本不適合當皇帝。被後世評為“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在位時信任蔡京、童貫、王黼等奸臣，敗壞朝綱，使得北宋滑向滅亡的深淵，編寫《宋史》的史官，也感慨地說如果當初章惇的意見被採納，北宋也許是另一種結局。並還說如“宋不立徽宗，金雖強，何釁以伐宋哉”。

南北宋滅亡原因不一樣。先說北宋，一，國策使然，國策重文抑武，鼓勵經商，使得社會風氣從軍為恥，好男不當兵這話最早就是出自宋朝二，國防佈局，北宋的佈防是重內虛外，導致邊防吃力，只要一入侵，很快就能打到首都城下，這無疑是自毀戰略縱深三，幽雲十六州的丟失，以及領土侷限在傳統漢族人土地區域，直接導致馬源的丟失，冷兵器時代騎兵猶如坦克，步兵在平原上是無法抵禦騎兵的。四，和平的太久了，北宋在和遼和好後雙方一百年沒有打過仗，這個直接導致北宋和遼的武備鬆弛，戰鬥力極度低下。金人幾萬就消滅了大遼七十萬大軍，也在後面的戰鬥中殲滅擊潰了幾十萬宋軍。五，最後兩個皇帝確實昏庸，在他們執政期間朝野還是比較黑暗的，國家離心力強，這兩個皇帝確實責任很大。在說說南宋吧一，國土太小，戰略縱深比北宋還要小一半。這個直接導致敗幾場就容易亡國。二，南宋的武備其實比北宋好很多，戰鬥力也強很多，只可惜生不逢時，遇到的全是變態級別的對手，初期是堅不可摧的女真鐵騎，後期是世界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想不亡國都難。三，後期也叫倒黴，最後三個皇帝都是小孩子，在這麼危難的情況下，正需要一位強人帶領大家走出困境，偏偏老趙家連續三個小皇帝。天要你亡，不能不亡啊。

石敬瑭936年建立後晉，自立反唐。向遼求援，與遼國皇帝父子相稱。938年把具有戰略防禦意義的燕雲十六州送給大遼。遼國的疆域擴充套件到長城一線。

文官帶兵造成兵和將，相互不認識的混亂局面。平時疏於操練。這樣軍隊會有戰鬥力嗎？可想而知，連西夏小國都打不過。打不過就花錢買和平。長此以往人家沒錢就打你打你就掏錢，成了惡性迴圈。造成付稅加重國內起義不斷，動搖了大宋的根基。

朝內文官奸臣當道，能征善戰的武將得不到重用。造成部隊整體作戰能力下降，士兵沒有士氣。世上沒有永恆的東西，朝代更迭是必然的 歷史規律。我只是說說我的觀點看法。如果不對請劇友指正。

　　宋朝滅亡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朝廷推行“以文制武”的決策，使得軍隊裡相互牽制陷害，弊端重重，文官奸臣可在朝堂上隨意抹黑戰功赫赫，征戰沙場的將軍，其二是朝廷上下貪生怕死，忽必烈帶軍自長江而下，宋朝的戰士紛紛投降或落荒而逃。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創造許多文明的朝代，四大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和指南針都是宋朝人發明的，可見宋朝的人聰明有遠見，但像這樣的一個朝代同樣有弊處，當然一個朝代的滅亡也是因有個昏庸的君主。

　　公元1274年，忽必烈和宋朝的戰爭矛盾日益加重，他帶領了二十萬戰士從長江東下，宋軍見到後不僅不反抗，還繳械投降，有的人則望風而逃，這就是宋朝的軍隊。

　　宋朝戰士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朝廷不重視他們，沒有對他們加強訓練和思想教育，導致宋軍一個個貪生怕死，所以看到元軍後只求自保，沒有什麼國家大義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