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這個說的有正確的地方，也走不當之處。

雖然鴉片戰爭中清軍武器確實落後英軍很多，但是也沒到大刀長矛對陣槍炮的地步。如果我們用一句話來概括鴉片戰爭時期中英武器裝備各自的水平，那就是，英軍已處於初步發展的火器時代，而清軍仍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

人們對於鴉片戰爭中的清軍火器，常冠以"土槍土炮"之稱。假如這僅僅是指製造者甚至製造工藝而言似乎是有些道理，但是就火器的型制樣式來說，卻是一種誤解。

火藥和管形火器都是中國發明的，但是沒有形成科學理論和實驗體系，使得中國火器發展收到了根本性的制約。至鴉片戰爭時期，清軍使用的火器主要是仿照明代引進的“佛郎機”，“鳥銃”，“紅夷炮”等西方火器樣式製作的。就型制樣式來而言，與英軍相比整整落後了二百多年。

清軍使用的鳥槍，其原型可以追溯到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的葡萄牙火繩槍，此後幾經改良成為主要的單兵火器之一。兵丁鳥槍用鐵製成，長2.01米，鉛彈重一錢，填裝火藥三錢，射程100米，射速為1至2發/分鐘。

英軍裝備的有伯克式前裝滑膛燧發槍，射程200米，射速2至3發/分鐘；還有布倫士威克式前裝滑膛擊發槍射程300米，射速3至4發/分鐘。

由此可以看出，與英軍相比，清軍鳥槍在型制上的缺陷是:槍身太長(裝藥、填彈和射擊均為不便);點火裝置落後(風雨天效能極差)。而在效能上，又有著射速慢、射程近這兩大致命傷。如果我們以射速、射程的引數對照，大致可以推論:兩支兵丁鳥槍不敵1支伯克式槍;而1支布倫士威克槍，可頂5支兵丁鳥槍。如果再考慮到由製造工藝而引起的射擊精度這一要素，兩軍差別可能更大。

儘管如此，清軍也沒能達到鳥槍全部列裝的地步，軍隊中仍然存在大量弓箭，鳥槍手與刀矛弓箭手的比例大約在1:1左右。

清軍使用的火炮，如同其鳥槍，其原型可追溯至明代。清軍的火炮儘管名稱繁多，但從樣式上來看，主要是仿照西方17世紀至18世紀初的加農炮系列。

由於在18世紀內，西方火炮樣式並無重大變化，至19世紀鴉片戰爭時，與英軍相比，清軍火炮在樣式及機制原理上大體相同，兩者的差別在於製造工藝引起的質量問題上，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鐵質差。工業革命使英國的冶煉技術改觀，鐵質大為提高，為鑄造高質量的火炮提供了良好的原料。清朝的治煉技術落後，爐溫低，鐵水無法提純，含雜質多，鑄造出來的火炮十分粗糙，氣孔氣泡多，演放時很容易炸裂，自傷射手。清軍針對此問題主要採用兩策。一是加厚火炮的管壁，使清軍的火炮極為笨重，數千斤巨炮，威力反不如西方的小炮。二是使用銅作為鑄炮材料。由於當時銅資源缺乏，銅炮十分罕見，視為利器。此外，對於已經鑄成氣孔氣泡較多、容易炸裂的火炮，清軍則減少火藥填量，這又降低了火炮的威力（關天培稱: 1835年， 他督放虎門地臺的火炮， 一次便炸裂了6門火炮， 後來，又在佛山鎮制進了59門新炮，在試放時就炸裂10門，損壞3門能用者不足75%-----見(籌海初集》卷3，道光十六年(1836)刊本）。

二、鑄炮工藝落後。英國此時在鑄造上已採用鐵模等工藝。使用鏜床對炮膛內部切削加工，使之更為光潔。清朝此時仍沿用落後的泥模工藝，鑄件毛糙，又未對炮膛進行深人的加工，致使炮彈射出後，彈道紊亂，降低了射擊精度。英方此時因科學的進步，對火藥燃燒、彈道、初速度等方面已進行研究，火炮的各種尺寸比例和火門的設計，比較合理。而清方對火炮只是仿製，不懂得火炮身管口徑比例，以及火門位置在火藥燃燒中的實際意義，結果，許多火炮的比例不合，絕大多數火炮的火門口開得太前、太大。

三、炮架(炮車)和瞄準器具不全或不完善。炮架(炮車)是調整火炮射擊方向和高低夾角的器具。清軍對此不甚重視。至鴉片戰爭時，清軍的許多火炮沒有炮架，只是固定的。一些炮架只能調整高低夾角而不能左右活轉，限制了射擊範圍。已設的炮架，大多用粗劣木料製成，演放後，炮架震松，難以使用。讓人吃驚的是，清軍的許多火炮競無瞄準器具，或只有“星斗”(用以確定射擊方向)而沒有“炮規”(用以確定高低夾角)。士兵們主要靠經驗來瞄準。

四、炮彈種類少，質量差。英軍此期使用的炮彈有實心彈、霰彈、爆破彈等品種;而清軍只有效能最差的實心彈一種， 且有彈體粗糙或彈徑偏小的缺陷。

此外，清軍火炮在管理上亦同鳥槍，並無定期造換制度。由於平常並不使用，許多露天擱置在炮臺、城垛等處的火炮，日曬雨淋，炮身鏽蝕。至鴉片戰爭，這些火炮的使用年限大多已經很長，清初鑄造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是前明遺物。若不蒸洗試放，誰也不知能否使用。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1冊，第4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