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事物都有兩面，都有善惡一面或好壞一面或偽善一面，才符合自然世界與人類世界的客觀規律，也是由於變化發展才符合自然規律。無絕對的善惡之分，才會造成有想象的“善惡世界”之空間，才會有現實與理想之人類社會的劃分型別，才會讓惡或偽善的事務傾向善的可能性，才會誕生“懲惡揚善”的法制機構或公私權力之分。

“絕對精神”是屬於西方哲學體系中的偽命題，誕生了如希特勒等極端思想人物直接導致了歐洲近代危機，也讓歐洲部分科技人才流失於美國等歷史教訓，也造成如今美歐之間的科技差距，也使得美國科學技術有段時間佔領科學高地的話語權。

軍國主義雖然有惡或有弊的一面，但是對於日本、德國、義大利等軸心國而言還是有利於這些國家發展機遇得到了快速提高的機會，也讓國民識字率的宣傳工作有所增強，為現代化國家發展史有歷史記憶的一面，也能夠讓世界各國發展吸取了歷史教訓。

綜上所述，世上有完全的善和完全的惡是背離了世界萬事萬物的發展規律，屬於唯心主義的認識論之範疇。

沒有，因為要融入社會相處而尋求心理平衡，從根本上著眼利益安全，所以總是在善和惡之間平衡，如善人會發脾氣，惡人會扮慈善。由此可見，社會需要宗教和法律，分別從精神和關係上穩定秩序。

應該不存在絕對的善和惡的概念，又或者說，善與惡本身只是一種主觀的標準。這種標準會隨著人們認識的變化而有所改變。

所謂的善和惡的劃分，多存在於主觀的觀念之中。即需要人們來判別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在一般意義上，符合多數人認知的善和惡的標準，就成為善和惡本身。

所以，善也好，惡也好。都基本是靠主觀標準來判別的。而這種主觀標準的依據之一，便是是否符合更多人的利益。而且，這個更多人還必須掌握著這個世界的主導權。

當然，主觀標準也有其客觀性的一面，法法律的客觀性便表現為需體現多數或主流認為的認為。

在社會生活中，最為通行且廣為人知的最普遍的判斷善惡的標準便是法律。而法律的背後是國家，國家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強力機構，它可強迫國家內的人以它判斷善惡的標準為標準。

而國家制定法律的主要依據便是這個國家大多數人的意志，或者主流的意志。這種意志當然也包括善惡的劃分標準。

既然善惡存在主觀性，那麼，善或者惡都只是人們的一種認為。同樣的事，在不同的人群中，也可能會存在不同的認識。

比如，希特勒，他屠殺猶太人，並認為他在履行一個崇高的目標。在他和他的追隨者眼中，他在行善。但也是這件事，讓他被全世界大多數人認為是邪惡的。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善和惡都不是絕對的。存在不確定性。

但同時，人類的發展，終究會形成人類自身的主流意識。這種主流意識當中，就包括對善和惡的劃分標準。

這種關於善惡的標準穿越時空，桓久地存在。使人們對善惡的劃分存在一定的連續性，穩定性。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善惡的標準又是客觀的，穩定的。

善和惡原本就是二原對立的，相對產生的。不可能留一個去一個。善與惡在一個人身上是動態存再的。只有一個有契約精神，和好的價值觀的人才能守住自律。

善與惡是涇渭分明的。當年日本鬼子發動侵華戰爭，大量屠殺無辜的中國老百姓就是完完全全的惡。如果相信日本人所謂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中日親善”之類的彌天大謊，華人無疑將淪為亡國奴。

與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徑相反的是，華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進行了抗美援朝的正義戰爭，對於中朝人民就是善意之舉。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那些助人為樂、見義勇為、幫扶貧困的大公無私行為，都是“完全”的善，而那些偷竊、詐騙，以及黑惡勢力的危害社會行為，也都是貨真價實惡。

對於善與惡的判斷，即要看其所作所為對他人和社會是有利還是有害，更要看行為背後的動機。善與惡，好與壞，是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正確明辨是非，不僅利於自己，也利於社會。

這顯然是一個絕對走向另一個絕對的問題，這個世界不是靜態的、不變的，是動態的、變化的，不是幻想直觀的，是實際運動的世界。在當前世界，由於人類還停留在主觀上去看待人、看待自然界，還無法從根本上去找到揭開人與自然界的謎底，這樣，人的大腦就不可避免會有主觀虛擬的世界存在的。人類只有在自己的生活實踐中，揭開人與自然界的謎底，那大腦中的虛擬夢幻般的世界才會消失，回到現實中來，才能得到真實現實中的幸福了。

人是自然界的產物，人類從主觀上認識自己、認識善與惡——即精神上的發展史是不可避免的，人類在沒有認識真實的自我之前，是不可能從虛擬的世界中走出來的。於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依然成為這個世界的主基調，這個世界從來就沒有“絕對的善和絕對的惡”歷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