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是有這麼一個傾向存在。我對日本史的其他派別並不太清楚，但是日本研究中國史時候，確實存在著這種現象。

舉個例子，日本現在研究中國史最出名的一派叫做京都學派。這一派的歷史非常悠久，從江戶時代就開始了，只不過那個時候主要指的是對朱子學的研究。等到了清末之時，中國的乾嘉學派傳入，特別是辛亥革命之後王國維等人在日本流亡，深深感染了日本學術界，京都學派因而形成。現在的京都學派，主要指的是研究中國歷史的那一批學者。

從方法上來看，京都學派可謂是中國乾嘉學派的精神繼承者，非常非常講究考據之學，重視文物和文獻的印證對照，做的可能比乾嘉學派還到位。以京都學派的著名學者為例內藤湖南為例，1905年他在瀋陽故宮崇謨閣發現了大批塵封多年的滿蒙文重要史料；為了能夠研究和利用這些史料，他一方面補學滿文蒙文，一方面用官方交涉私人賄賂的手段多方設法，終於在1906，1912年得以入宮，分別拍攝下滿文老檔五體清文鑑以及漢文舊檔蒙古源流等滿蒙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這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要用到的《滿文老檔》。

當然，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在於，京都學派有很深的政治背景，它在戰前的研究，很有一點“為日本瞭解中國收集情報”的意思。

但京都學派也非常典型地顯示出了“不重視整體”的傾向。同樣是這個內藤湖南，當教授之前還經常在報紙上發表自己對中日關係的見解和預測，但入京大後就不再多作預言高論，幾乎全力偏轉於純粹的考證研究。他的代表作是卑彌呼考，尚書稽疑，爾雅的新研究，易疑，禹貢製作的時代等等型別的問題。一派的宗師級別的人物研究的全都是這個問題，可想而知這一派的整體取向。

京都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桑原鷺藏更加直白一些，他認為，歷史學就是不斷確定事實的工作，那種對於研究物件整體性的認識或判斷，被認為只是主觀的議論，不具有學術意義，應該被排斥在研究之外。這就直接把歷史研究變成了史料和史實考訂工作。

其實史學理論和實證研究之間的爭論，每個國家都存在。但是像日本這樣，整個學術界都陷入到對細枝末節的考證中，完全將宏觀理論拱手讓出，可能全世界僅此一家吧……

從日本的民族性方面來看，日本人喜歡專注於細節，區域性，而忽略全域性，往往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很可能是跟他們的身形以及狹小的地域有關，他們能把細節做到最精確，最精巧，並以此為榮，沾沾自喜，而無視了另外的一些層面。

舉例子說，日本的三八大蓋打得準，打得遠，但敵不過美軍水潑一樣的衝鋒槍子彈；

日本的電子企業痴迷於技術，而忽視了使用者體驗，錯過了網際網路浪潮；

日本史學家專注於區域性，而忽略了宏觀，還有個一個方面的原因就是日本人的羞恥感很強烈，他們特別愛面子，內斂，就算明知道錯了，也羞於正面認錯，有時會迂迴補償（比如曾經幫助中國搞基建）。他們沒有勇氣直面那些自己造成的慘劇！

對人類普遍價值觀的漠視，是日本民族最大的悲哀，偏認死理而放棄宏觀視野下的人性本質，也是這個民族走不遠的枷鎖！史學家的考證固然重要，但偏激地用瑣碎史料去證實和掩蓋歷史的醜陋和扭曲的人性，就陷入了自我欺騙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