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時期的意識形態中，君主以“天子”的身份奉行天命、治理天下，其權力不但包括統治百姓，也包括主持祭祀、冊封神祇。倘若神靈對人類有所庇佑，天子便可加以冊封，尊崇其地位，提高其祭祀規格，以達成“崇德報功”的目的。就如朱元璋在開國之初冊封京都城隍神時說的：

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以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不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而代天理物之道寔罄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鑑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

天子和神靈的“合法性”同樣來自“天”，而天子“代天理物”，致力於如何順應天命，其職權範圍也包括“典神”。倘若天子體會到上天有意抬舉哪個神靈，他就要承命行事，冊封哪個神靈了。天子冊封神靈，就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背景下發生的。

【泰山岱廟中供奉的“東嶽泰山之神”神位。此即明代所冊封的神號。元代曾冊封泰山山神為“東嶽大生天齊仁聖帝”，明初取消】

就冊封神靈作為一種宗教政策的實際政治意義來說，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向信眾宣告新王朝的誕生；宣揚神靈對政權的保佑，藉此宣揚自身合法性；透過冊封名號的有無、高低，區別信仰的政治地位，以便介入管理；順應信眾的要求，提高政權的威望，等等。此外，封號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意涵。例如洪武二年冊封城隍之際，給各地城隍都分封了王、公、侯、伯的爵位；洪武三年，明太祖卻宣佈給神加人間爵位是“瀆禮不經”之舉，通通改為“某府某州某縣之神”。這種政策上的掉頭，背後體現出明初政權對於恢復儒家古禮、強調其華夏政權身份的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