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和康熙統治時期，在四川的四姑娘山和夾金山鎮壓少數民族，引發民族之間的爭鬥，給當地的原住居民帶來了極大的動盪和不安，人們生活水平地下，社會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由於戰亂，也給自然生態帶來了極大的破壞。至於小熊貓和金絲猴被弄死了多少，這個問題誰也說不清楚，只能說是造成這兩類珍貴動物的大量死亡。

康熙十九年(1680年)，桑吉朋歸順後不久便去世，次子良兒吉(也稱良爾吉)於同年承襲土司位。良兒吉執政後，襲取九子、龍窩等寨，極大的展現了其擴張的野心。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孟董等寨、打喇土司、八稜碉土司、松崗皆為雜谷所並”[8]310。良兒吉為方便管理，在雜谷腦官寨之外，另增松崗一處[8]316作為新駐地。松崗被改作雜谷土司的上寨主官寨，雜谷腦為下寨，土司定期梭巡往返於兩地，以利管控。[9]良兒吉性格兇殘，為擴大領地甚至“毒殺其弟兄，取其地”[8]316，黨壩土舍因懼怕良兒吉而主動依附。此時，雜谷土司轄地“東界疊溪、茂州，及保縣；南界大、小金川，沃日、瓦寺；西界綽斯甲；北界松潘屬阿壩、阿樹、郭羅克各土司”[8]316，“東至保縣之通化裡，西至黨壩，綿亙一千餘里，地廣人眾，號稱大酋長雲”[8]311。短短四年間，雜谷土司轄地擴大至一千餘里，相較於明朝設立時“轄地不過五百里”[8]310擴大一倍有餘，使雜谷土司在周邊土司中擁有一定威望。良兒吉不僅擅用武力擴張領地，而且還能“以智馭眾”，諸部皆“拱手聽命”，其中金川、沃日、綽斯甲土司更是積極與雜谷攀姻親，大事小情皆由雜谷做主[7]52。至此，雜谷基本控制了川西北嘉絨藏區的北部地區。

然而，在川西北風雲變化的政局中，雜谷土司的驟然崛起必定會遭受周邊眾多土司的挑戰。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必色滿土舍兄弟七人因爭地而相互殘殺，清廷將其六寨中的四寨分別劃分給金川土司和雜谷土司，其中白箕、磨籠二寨劃歸雜谷土司。雜谷土司良兒吉之妻為加強管理，命土舍之女“革什章，即令住牧白箕、磨籠等寨”[8]313。之後，因沃日土司向雜谷、必色滿二土司乞求出兵，相助攻打瓦寺一事，引起雜谷土司與金川土司對必色滿地區的爭奪。

雜谷、必色滿二土司在應允沃日請求後，必色滿土司率先出兵，致使必色滿寨中空虛無人，雜谷土司便趁機佔領必色滿之地。金川土司不服，“爭必色滿，盡奪其地”[8]313，必色滿又轉而誠服於金川土司。清地方官員勘察實情，“是時革什章之夫已歿，革什章並其子納爾吉被囚雜谷，控於制府，提至會城質審，留納爾吉進行教誨，三年後復還故土”[8]313，這一決定實則為一種折中之法，雜谷、金川土司亦達成共識。然而，三年期限未滿納爾吉便去世了，金川土司便安插革什章及納爾吉的兒子德仁鵬、安衝朋回必色滿舊地，此舉“陽奉陰違，陰實蹙迫之”[8]313表面遵守約定，實則掌控必色滿，從此雜谷土司與金川土司結怨。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議政大臣等議復四川松潘總兵官路振揚疏言：“雜谷安撫土司，種部繁多，俗稱勇悍。南境直抵打箭爐與天全招討司、明正土司接壤。今該土司良兒吉之子班弟兒吉尚未襲職。臣備兵之初密令該土司遴選部屬，防守各處隘口，頗稱勤順。請準其襲職，並加賞賚”[10](康熙五十七年正月甲寅條)。雜谷土司在地方“做大做強”，但在面對清廷時仍“畢恭畢敬”，班弟兒吉得到了清朝官員的認可，子承父業，順利承襲雜谷土司之職。雍正五年(1727年)，班弟兒吉因隨師進剿青海立功，清廷大加獎賞，“雜谷宣撫使同知班第兒吉，加宣撫使銜”[11]912(雍正五年八月甲申條)。班弟兒吉晉升為宣撫使，“所轄百姓十數萬戶，強悍狡詐”[12]，在良兒吉的基礎上其勢力獲得一定意義上的發展。

乾隆元年(1736年)十二月，“以故四川雜谷安撫司班第爾吉之子蒼旺襲職”[13](乾隆元年十二月甲戌條)。乾隆二年(1737年)，雜谷土司距“保縣不過五十餘里，其所屬地方最大，健丁不下十萬，富饒甲於諸番”[7]6-7，儼然成為嘉絨土司中領地最大，人口眾多，實力強勝的大土司。

在嘉絨土司爭奪領地的仇殺事件中，雜谷、金川最為激烈，“雜谷土司地廣人多 , 而金川人好勇善鬥 , 嘉絨各小土司便紛紛歸附到這兩大土司麾下 ”(4)[2]。乾隆四年(1739年)，雜谷、梭磨、沃日等土司發兵攻打小金川土司，引起清廷的重視，相關記載亦較全面。雜谷土司與小金川土司之間的恩怨紛爭從良兒吉時二土司爭奪必色滿之地，再到班弟兒吉在任時，曾求娶金川寺土司湯鵬姊丟日為妻，不料成婚“越四日又逐之”[7]55，積怨已久。七月十四、十七、十九等日，“雜谷、梭磨、沃日等土司發兵攻劫小金川土司”[14](乾隆四年七月甲戌條) 。據護理穆坪土司王氏稟稱：“金川從來不遵約束，各土司願自備土兵餱糧征服報效，飛飭各官前往化誨解散一面相機辦理”[14]。後川陝總督鄂彌達奏：“今據該文武官報稱‘各土司已遵化誨，於八月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等日徹兵回巢，各安住牧聽候剖斷等情。’除飭道將等作速秉公剖斷，此次擅兵首惡之土司似應題參懲治，以儆其餘”[15](乾隆四年十月癸卯條)。轟動一時的仇殺事件在地方官的調解下，漸漸冷卻迴歸平靜。之後清廷內部議論應藉此時機將雜谷、梭磨土司按“雲南、貴州例，令改土歸流”[16]，時任四川巡撫的方顯剖析嘉絨局勢後認為：“雜谷憚金川之強，金川則畏雜谷之眾，彼此鉗制，邊境頗寧。固不可任其爭競，亦不可強其和協”[16]。清朝中央最終決定仍採用“以番治番”的策略，利用雜谷、金川二土司不同的優勢，使其相互鉗制，達到政治上的均衡，從而確保地方安寧。在這一政策下，雜谷土司得以繼續發展。

乾隆八年(1743年)，四川提督鄭文煥上奏稱：

“松茂所屬內外土司惟雜谷土司最大,附省亦近幅員千餘里,前通瓦寺，後與郭羅克接壤,該土司蒼旺部目狡悍,近聞有下阿樹土百戶郎架扎什之子戒布甲，及下郭羅克之擦喀寨副土目林蚌他拆戎架等,俱稱投歸雜谷,或抗不請襲或妄不奉調，並令所屬番民按戶與雜谷上納酥油,雜谷亦給與各土目執照,凡遣派兵馬，俱聽雜谷。又，中郭羅克之喀賴洞個寨副土目六爾務縱放夾壩知幹罪戾,亦投附雜谷,其他鄰近部落多被招納,領有雜谷頭人紅圖記番文可憑。”[17](乾隆八年七月庚戌條)

下阿樹土百戶郎架扎什之子、下郭羅克之擦喀寨副土目、中郭羅克之喀賴洞個寨副土目均投靠雜谷土司蒼旺，由雜谷土司頒發憑證，出兵徵調皆聽從雜谷土司的統一管理。這些投靠雜谷的大小土目、頭人依仗雜谷土司的名號常不服從清廷管理，在人員交替時不向清朝中央請襲、不服從中央調遣。可見，雜谷土司影響之大，實力之雄厚。

雜谷土司的強大，除了依靠蠻橫的個性，肆無忌憚的進行軍事擴張以外，更重要的是贏得中央王朝的支援，為自身發展營造穩定的外部環境。在明朝，雜谷土司積極朝貢以示歸順，清朝初定，戰事較多，雜谷土司則用服從中央調遣的方式幫助清廷維護國家安寧，從而獲得清廷的信任。雜谷土司蒼旺雖然貪婪狡詐，卻“外極恭順，調遣從無遲誤”[18](乾隆十一年十一月辛酉條)。乾隆十四年(1749年)，因雜谷土司在從徵金川中奮力攻取，甚屬可嘉，“著加授蒼旺為雜谷腦宣慰司”[19](乾隆十四年十月丁酉條)。清朝將土司分為指揮司、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其品級分別為正三品、從三品、從四品、從五品、正六品。至此，雜谷土司獲得嘉絨十八土司在明清兩朝受封的最高品銜即宣慰司，最高品級即從三品，成為名副其實的人口最多、領地最大的大土司，見表1。

表1 清朝雜谷土司世系(5)

三、清中央對雜谷土司的管理

(一)雜谷土司對清朝中央所盡的義務

雜谷土司履行的義務，具體表現在服從調遣、鎮守疆土、保境安民等方面。

康熙六十年(1721年)，議政大臣議復四川陝西總督年羹堯疏言：

“郭羅克各寨有隘口三處俱屬險峻，利用步卒不宜騎兵若多調官兵恐口外傳聞使賊得潛為準備，不如以番攻番量遣官兵帶領較為便易。臣向知郭羅克附近之地如雜谷等處土司土目亦皆恨其肆惡，願出兵助剿，臣自陛辭回任即與提臣嶽鍾琪商議遣官約會雜谷土司等。”[20](康熙六十年十月癸亥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