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會傾向於對這位學者的同情。的確，作為學術領域的新星，驟然而逝確實令人惋惜，這既有日本高校改革帶來的必然弊端；同時也不可否認“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的心理脆弱性。

上世紀90年代末日本法人化改革以來，高校的改革也陸續被納入到視野之中。核心就是要打破老師的“鐵飯碗”，刺激他們的競爭和研究能力，特別是許多國立大學的法人化改革。

從此之後，一個最明顯的趨勢是，終身制的老師越來越少，聘用制的老師越來越多，其中既有“非常勤”的老師，也有所謂的兼職教師。好位子自然都被老資格的教師把持著，新入職的老師只能籤幾年的短合同，開始艱苦的“常任軌”征程，很多人在這個期間被耗盡了耐心和精力。說實話，這個制度本身是向歐美學習，但實踐過程中會有許多問題。

這些人說是“老師”，更像是變相的“博士後”，要承擔許多的科研和教學任務，時間到了就得拍拍屁股走人，繼續找下家。所以，很多日本年輕人的研究生涯是在這種惶恐和不確定性之中度過的。

不僅是日本，大陸目前推進的高校改革，也在往這個方向走，大陸本土化的說法是“非升即走”，不少青椒確實壓力山大。

但轉念一想，除了所謂的體制內工作外，大部分工作不都是聘用合同制嗎？受的是勞動法的保護。但對日本人來說，大學老師的地位非常高，過去又被稱作“教育公務員”，受的是公務員法的管理。所以，這種心理上的落差和脆弱，某種程度也來自於自身的“自傲”和“優越感”，受不得一點委屈。這也是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矛盾的地方，心理和臉皮比紙還薄。

打破教育的“鐵飯碗”，肯定是一個既定的歷史程序。關鍵是如何保持平衡，在鼓勵競爭的同時，給予某種穩定的預期。這不單對於教師群體，對各行各業都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