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最深的是我九歲那年，我家經歷了一喜兩悲，當時已經懂事了，所以印象很深。
一喜：我家搬新家了。
我家原來住的房子，是爺爺活著時分的兩間倒房，除了一間火灶屋，就一鋪火炕，我和只差一歲的妹妹一直和父母擠在一個炕上睡，炕也很小，隨著我和妹妹長大，只能一顛一倒的睡，即使這樣，想翻身也都很難。
我八歲那年，父親開始建新房，第二年春天我家就搬過去了，我和妹妹都高興的不得了，終於都有了自己的房間。
可高興了沒幾天，就發生了兩件在當時看來讓我家陷入悲痛的事情。
第一悲，父親被寫了大字報。
當時能蓋得起新房，在農村裡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我父親在村裡當會計，自然也有得罪人的時候，我家的新房子就有了讓人說話的噱頭。
我家搬家沒幾天，早上上學的路上，我看到一群人圍著在看供銷社代銷店的黑板上貼的大字報。
我一看題目是：割了資本主義尾巴的上中農xxx（我父親的名字）哪裡來的錢蓋新房？
我當時儘管有些詞彙並不懂，但我知道這肯定不是好事。
結果還真是，那段時間我常看到媽媽流淚，父親也經常默默的發呆。
過了六七年之後，我也大了，我才問起父親當年是怎麼回事？
原來，父親一直著急蓋房子，可憑掙得那點工分錢，那年才能蓋得起房子啊。
有一年，我父親偷偷的和村裡的才子爺，養了一年蜂子，賣了蜂蜜，每人分了六百多塊錢，父親就是用這份錢蓋的房子。
當時村裡有幾個人知道，但父親在村裡人緣還是不錯，也沒人舉報，上級也就沒人追究。
我家搬家那年，市裡給了我村一個招工指標，父親為一個人品很好卻家裡很窮、一直沒說上媳婦的人說了好話，卻得罪了那個原定的人選，所以，就被寫了大字報。
至於我家的成份，按照解放後定成份的政策，我爺爺有田地有牲口有僱工，應該是地主成份，但由於我爺爺是村裡第一個黨員，解放前就是我黨的地下交通員，上級照顧性的給定了一個上中農成份。
原本一直相安無事的鄉鄰，就因為父親的一句公道話都給倒騰出來了。
好在當時的村書記對父親比較賞識，就把這事壓了下來，要不，就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還真夠父親喝一壺的。
第二悲，父親差點進了監獄。
同一年的冬天，我村會計室發生了盜竊案，我父親保管在抽屜裡的二百塊公款晚上丟了，盜竊人是撬開會計室的窗進去的，抽屜卻沒被撬損，結果我父親作案的嫌疑極度上升。
這在當時的農村是很大的案件。
當時公安的破案手段就是照相、取腳印，半個多月沒破案。
一天晚上，公社警察局的邵所長領著市裡的公安人員來到我家，再次對父親進行了問話，我父親仍然堅持自己當初的說法，除了把鑰匙給過我們老房子的鄰居堂爺外，其他的真的一無所知。
我記得很清楚，市裡的公安人員聲音很威嚴：我們再查查，如果還是找不到嫌疑人，我們就嚴重懷疑你監守自盜，那個時候，你再後悔就晚了。
公安人員走後，我媽又哭了一夜，我和妹妹也都陪著膽戰心驚。
好在沒幾天，邵所長晚上又來了我家，高興的說，案子破了，就是我家老房子的鄰居堂爺爺做的案。
堂爺爺是我家老房子的鄰居，兩家當時走的很近，我和妹妹最願意到他家玩。
堂爺爺是我村二隊的會計，失竊的當天傍晚，他著急用一份資料，我父親和村書記當時正陪著公社幹部觀看我村的大寨田，我父親沒有防備的把會計室的鑰匙給了堂爺爺，讓他自己去拿。
堂爺爺看到抽屜裡面的二百塊錢，就起了貪心，走的時候就沒有給抽屜上鎖，晚上，就撬窗進去把錢偷走了。
他怕留下了腳印，回家後，就把那雙鞋捅到炕洞裡燒燬了，所以，公安好長時間沒找到那雙鞋。
可他沒想到的是，他藏錢的地方被他小兒子發現了，偷了十元錢到供銷社買糖，那時，誰捨得給孩子十塊錢啊，就這樣被抓了。
人生真的是無常，這一喜兩悲的一年，就那樣永遠的存在了我的記憶裡。
我記憶最深的是我九歲那年，我家經歷了一喜兩悲，當時已經懂事了，所以印象很深。
一喜：我家搬新家了。
我家原來住的房子，是爺爺活著時分的兩間倒房，除了一間火灶屋，就一鋪火炕，我和只差一歲的妹妹一直和父母擠在一個炕上睡，炕也很小，隨著我和妹妹長大，只能一顛一倒的睡，即使這樣，想翻身也都很難。
我八歲那年，父親開始建新房，第二年春天我家就搬過去了，我和妹妹都高興的不得了，終於都有了自己的房間。
可高興了沒幾天，就發生了兩件在當時看來讓我家陷入悲痛的事情。
第一悲，父親被寫了大字報。
當時能蓋得起新房，在農村裡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我父親在村裡當會計，自然也有得罪人的時候，我家的新房子就有了讓人說話的噱頭。
我家搬家沒幾天，早上上學的路上，我看到一群人圍著在看供銷社代銷店的黑板上貼的大字報。
我一看題目是：割了資本主義尾巴的上中農xxx（我父親的名字）哪裡來的錢蓋新房？
我當時儘管有些詞彙並不懂，但我知道這肯定不是好事。
結果還真是，那段時間我常看到媽媽流淚，父親也經常默默的發呆。
過了六七年之後，我也大了，我才問起父親當年是怎麼回事？
原來，父親一直著急蓋房子，可憑掙得那點工分錢，那年才能蓋得起房子啊。
有一年，我父親偷偷的和村裡的才子爺，養了一年蜂子，賣了蜂蜜，每人分了六百多塊錢，父親就是用這份錢蓋的房子。
當時村裡有幾個人知道，但父親在村裡人緣還是不錯，也沒人舉報，上級也就沒人追究。
我家搬家那年，市裡給了我村一個招工指標，父親為一個人品很好卻家裡很窮、一直沒說上媳婦的人說了好話，卻得罪了那個原定的人選，所以，就被寫了大字報。
至於我家的成份，按照解放後定成份的政策，我爺爺有田地有牲口有僱工，應該是地主成份，但由於我爺爺是村裡第一個黨員，解放前就是我黨的地下交通員，上級照顧性的給定了一個上中農成份。
原本一直相安無事的鄉鄰，就因為父親的一句公道話都給倒騰出來了。
好在當時的村書記對父親比較賞識，就把這事壓了下來，要不，就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還真夠父親喝一壺的。
第二悲，父親差點進了監獄。
同一年的冬天，我村會計室發生了盜竊案，我父親保管在抽屜裡的二百塊公款晚上丟了，盜竊人是撬開會計室的窗進去的，抽屜卻沒被撬損，結果我父親作案的嫌疑極度上升。
這在當時的農村是很大的案件。
當時公安的破案手段就是照相、取腳印，半個多月沒破案。
一天晚上，公社警察局的邵所長領著市裡的公安人員來到我家，再次對父親進行了問話，我父親仍然堅持自己當初的說法，除了把鑰匙給過我們老房子的鄰居堂爺外，其他的真的一無所知。
我記得很清楚，市裡的公安人員聲音很威嚴：我們再查查，如果還是找不到嫌疑人，我們就嚴重懷疑你監守自盜，那個時候，你再後悔就晚了。
公安人員走後，我媽又哭了一夜，我和妹妹也都陪著膽戰心驚。
好在沒幾天，邵所長晚上又來了我家，高興的說，案子破了，就是我家老房子的鄰居堂爺爺做的案。
堂爺爺是我家老房子的鄰居，兩家當時走的很近，我和妹妹最願意到他家玩。
堂爺爺是我村二隊的會計，失竊的當天傍晚，他著急用一份資料，我父親和村書記當時正陪著公社幹部觀看我村的大寨田，我父親沒有防備的把會計室的鑰匙給了堂爺爺，讓他自己去拿。
堂爺爺看到抽屜裡面的二百塊錢，就起了貪心，走的時候就沒有給抽屜上鎖，晚上，就撬窗進去把錢偷走了。
他怕留下了腳印，回家後，就把那雙鞋捅到炕洞裡燒燬了，所以，公安好長時間沒找到那雙鞋。
可他沒想到的是，他藏錢的地方被他小兒子發現了，偷了十元錢到供銷社買糖，那時，誰捨得給孩子十塊錢啊，就這樣被抓了。
人生真的是無常，這一喜兩悲的一年，就那樣永遠的存在了我的記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