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領宋江是罪魁禍首，因為宋江從骨子裡是一位儒家的思想的人物。在他上梁山之前，梁山的群俠都是以墨家思想為主的英雄豪傑，不過在宋江來了之後，一直受儒家忠君思想教育的他，開始積極向朝廷示好，甚至不惜犧牲兄弟們的性命，來為自己洗白。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在朝廷的眼中，他們始終是烏合之眾，匪寇亂民，直至最終被瓦解覆滅。

這個題目問得很好。必須指出的是，水滸英雄和墨俠之間的聯絡主要是思想的接近，而不是組織或者門派上的淵源。兩者思想之說以接近，與其所代表的的階層有關。水滸英雄的價值觀念是市井中人的價值觀念，講義氣，講利益。墨俠主要是手工業平民，要求公正，以利為義。小編曾經寫過一篇論文，主要探討這個問題。

《水滸傳》是一部集體創作有眾多參與意識的作品，作為一種物件性的存在它在政治上、哲學上、倫理上與審美上具有立體性、全方位的表現視角，它的主題內涵十分豐富。前人在談及《水滸傳》的思想淵源時，比較多的注意到它與正統儒學的關係，而對思想來源的其它方面比較忽視。

小編認為，《水滸傳》跟墨學有許多相通之處。儒墨同為先秦顯學，秦漢以後，儒學被獨尊為正統文化的代表。儒家正統地位決定了它不僅成為士人言行的準則，而且其理論和學說本身一直被後人完善和補充著。墨學在被取締後，其理論學說雖基本湮滅，但其影響依然存在，主要是以精神積澱和滲透的方式對下層社會產生觀念和行為的影響，成為民間文化精神的源泉之一。《水滸傳》成書過程中，民間傳說者、市井說話人起了相當的作用，下層人民把自己的社會理想投射在這部書中，而此社會理想反映了墨家思想的影響。

1、“八方共域，異姓一家”與墨家的“兼愛”

《水滸傳》的社會理想即排座次一回所說的“八方共域，異姓一家”，主張不分血緣和地域的普遍的愛。這種社會理想和墨家兼愛思想是相通的。

墨子提倡“兼愛”。《非儒》篇開宗明義說：“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墨子反對儒家這種有差別和等級的愛。他把社會混亂的根源歸結為人和人之間的不相愛，不遺餘力的宣傳“兼愛”，試圖以之代替流行的偏愛，使社會由亂到治。墨者的“兼愛”指普遍平等的愛，即不分血源的親疏和等級的貴賤而給予無差別的愛。主張“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老而無妻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依，以長其身。”（《墨子·兼愛》）《孟子·滕文公上》也記載墨者夷之主張“愛無差等”，即主張不分等級和差別。

這種不分等級和差別的愛在《水滸傳》裡有所體現。儒家以孝悌為仁愛之本，把仁愛建立在宗法血緣基礎上，而水滸英雄之間的感情是超越血緣的異姓兄弟之情。義軍內部，與封建等級制度對立，帝子神孫、富豪將吏、獵戶漁人、屠兒劊子人格上一律平等，“都一般哥們兒相稱”，“不分貴賤”（七十三回）。彼此之間“交情渾似股肱，義氣真同骨肉”，在危難之際，他們“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比如魯智深為救史進而深入絕地，柴進冒生命危險到大名府救盧俊義、石秀。分配上實行平均主義，所謂“論秤分金銀，論套穿衣服。”“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納庫公用，其餘些小就便分了”，而後“無問親疏”，“皆一樣的酒筵歡樂。不管性格如何不同，“何嘗相礙，果然識性同居”，也不管各人的專長如何不同，“真是隨才器使”。這裡根本改變了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關係，鮮明地反映了農民要求平等的政治要求。

墨子主張，實行兼愛就應該給人民以實際的物質利益，解決人民迫切的生活問題。堅持愛人原則的賢者應該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這在《水滸傳》裡也有表現。書中說宋江“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卻把他比作天上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第十八回）受到宋江幫助的既有向武松、李逵這樣的江湖好漢，也有閻婆和唐牛兒這樣的市井中人。與宋江以財分人不同的是，更多的梁山好漢是以力助人，如魯智深拳打鎮關西，石秀趕走搶劫楊雄財物的無賴，武松在景陽崗打虎，都是以一己之力為民除害。義軍在征戰過程中，每攻下一個城池，一定要“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豪無犯”，都要“開倉，將糧米表濟滿城百姓”。義軍的這種做法得到百姓的擁護：“過去鬼神皆拱手，回來民庶盡歌謠”。

2、嚮往“快活”與墨家的“喜利惡害”

社會理想的實現有賴於一定的價值觀念體系。墨子的兼愛社會的立足點是平民、小私有者的的物質生活利益。墨子認為“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最迫切的社會問題是解決下層勞動者的衣食溫飽問題。因此，墨子在道德評價方面注重功利。如墨家把義跟功利聯絡在一起，說：“義，利也。”利是墨家的一個根本概念，但墨子對於利尚無解釋，至墨經才有所解釋。《經上》雲：“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這是從感性慾望和自然人性層面來界說。這種界定蘊含著如下觀念：即當然之則應該建立在功利的基礎上。墨子談得最多、最為重視的是農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生產。《經說下》說：“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利，彼也。”這裡用“利”來規定“義”的內涵，把仁義和愛的道德觀念同利益、功利直接聯絡起來，清楚地表現了墨家義利統一、重視功利的思想，反映了勞動人民之間相互關心、相互幫助、互利互惠的美德。儒墨兩家都講義利關係，但儒家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義以為上”，強調的是義的內在價值，儒家雖然並不絕對地排斥功利，但對利的追求始終必須處於義的制約之下，一再強調要見利思義。

把道德準則建立在自然人性和感性慾望滿足的基礎上，墨子反映了小生產者的思想。《水滸傳》在這一方面比較接近墨家。墨家注重功利、注重感性的價值取向在《水滸傳》裡也有表現。以忠義為例，相對於正史忠義觀，《水滸傳》忠義觀較多地跟跟功利、跟個體感性慾望聯絡在一起。就忠而言，水滸英雄常常夢想“一刀一槍到邊上搏個封妻廕子”，是為了家族興旺繁榮。盡忠的另一個功利目的則是追求個體精神生命的永恆，所謂“青史留名”，“千年鼎食”。就義而言，結義、聚義、義氣，在贓官酷吏當道得勢的水滸時代，下層社會的這種團結互助是有利於生存的。水滸英雄並不諱言利，並不把義和利絕對地對立起來。江湖好漢見面或分手總要取銀相贈，宋江和李逵初見面即贈十兩銀子。魯智深和武松在見義勇為後往往不忘了踩扁銀器揣走。阮氏兄弟上山之前，就非常向往梁山好漢“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緞，成甕吃酒，大快吃肉”的“快活”日子，阮小七甚至說：“若能夠受用得一日，便死了也眉開眼笑。”（十五回）他們很直率地追求感性慾望的滿足。在那個物質匱乏的時代，比一般人佔有更多的生活消費資料，是三阮、李逵等人理想中的好漢標準之一。水滸英雄結義、聚義常跟個體生存發展的功利聯絡在一起。戴宗路遇石秀，慨嘆：“如此豪傑，流落在此，怎能夠發跡？”勸他去投宋江，去過“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的快活日子，指明“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個官人”的前途。李逵勸湯隆上山，說道：“你在這裡幾時能夠發跡？不如跟我到梁山泊入夥，教你也做個頭領。”

《水滸傳》依據於感性原則，肯定了個體生存的需要及其合理性，忠義等價值觀念沒有凝固為僵化的道德教條，常常為了生存和發展而變通。以宋江為例：宋江在思想上一直徘徊在“忠”和“義”之間。他私放晁蓋，“擔著血海也似的干係”，是為了義，但同時又認為晁蓋犯了彌天大罪。深通法度的小吏宋江，之所以對朝廷不忠而私放晁蓋，是因為不忍見結義兄弟失去性命。宋江殺惜後，沒有遵循“國家法度”而投案自首，而是亡命江湖，這是出於自身生命安全的考慮。宋江在大鬧無為軍後說：“今日如此犯下大罪，鬧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投托哥哥去，……”（四十一回）上山最主要的動機是個人生命安全的考慮。排坐次後，梁山兄弟該報的仇都報了，由於山寨力量的壯大，官兵們也不敢隨便來捕剿，梁山兄弟生存危機暫時緩解，義便退居次要地位，宋江出於對自身及梁山兄弟自身個人發展的考慮，在菊花會上喊出：“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的心聲。宋江作為書中的頭號忠義之士，在自己和結義兄弟生命危險時，選擇的是義；一旦危險解除，就想透過對朝廷盡忠而出人頭地。比忠義觀念更根本的是個體的生存和發展。如當李俊認識到梁山聚義因為宋江接受招安而面臨末路窮途時，就和費保等人太湖小結義。滅方臘後，李俊詐病掉隊，和費保等造船出海。太湖小結義客觀上否定了梁山聚義，其原因在於繼續固守梁山聚義同生共死的諾言只有死路一條。燕青功成退隱，毅然掙脫宋江、盧俊義義氣的束縛，也正是為了個體的生存。在燕青、李俊等人身上，忠義等價值觀念是有一定限度的，個體生存和發展原則更為優先。

3、“以賢為能，紀律嚴明”與墨家尚賢、尚同

墨子兼愛的社會理想是以尚賢、尚同的政治組織原則實行的。“以賢為能，紀律嚴明”是梁山好漢的組織原則，這一原則和墨家尚同、尚賢的主張亦有相通之處。

鑑於無主則亂，墨子提出“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墨子·尚同》）可見，墨子的尚同是一種賢人政治，不同於封建宗法血緣制度。因墨家學說不為統治者所用，所以這個主張只能在墨俠集團內部使用，並對後代綠林山寨的行幫規矩產生深遠影響。墨俠集團將自己的頭領稱為鉅子（見《莊子·天下》）。他們領導的墨俠集團有鐵一般的紀律。後代江湖上擁立寨主和嚴明紀律，實發韌於此。馮友蘭以墨子選賢為天子的說法“初視之，似頗突兀，因中國政治哲學中，向無此說。若知此說本於俠士團體中所行之道德，則可知其並非自天降下。蓋俠士團體之首領，其第一次固由推選而來。後世‘俠義’團體中，如《水滸傳》中所說晁蓋、宋江之取得領導地位，亦皆由推選來也。”（馮友蘭《原儒墨》，載《三松堂學術文集》）

墨家的選賢主張在《水滸傳》裡有所體現。晁蓋就是在林沖火併之後被推上寨主寶座的。王倫被火併，就是因為他嫉賢妒能，心胸狹窄，“是個落第窮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水滸傳》第十九回）宋江立為山寨主雖然屢費周折，卻是這一原則的細緻體現和最終勝利。晁蓋臨終留下遺言，“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水滸傳》第六十回）這實際上是不符合以賢為尊的原則的，所以吳用等人藉口山寨不可一日無主，便擁立宋江做了臨時寨主。但宋江出於對晁蓋的義氣和對理想寨主的渴望，煞費苦心地挑出了既有文韜武略，又有堂堂儀表的盧俊義，不僅不惜工本地把盧俊義從河北賺到梁山，還有意讓他在攻打曾頭市的戰役中活捉史文恭，以便立為寨主。但這一打算並未在梁山眾人中得到透過，大家仍一致推選宋江為頭領。相持不下之際，宋江提出二人分別帶兵攻打東平府和東昌府，並有意讓吳用、公孫勝幫助盧俊義，以先勝者為王；結果還是宋江先打下了東平府，不得已做了梁山之主。（《水滸傳第六十一回至第七十回》）這實際上隱含著眾人推選賢者為首領的做法能夠得到天意相助的意思。

墨家尚同除了選賢以外，又強調“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要求統一意志於上，即“卿長”、“國君”、“天子”和“天”。在墨子看來，統治者是整體利益的集中代表，只有與之保持一致，社會才能安定，這就壓抑了個體的自由意志。許多水滸英雄並不願意招安，但卻無人敢違抗宋江的意志，宋江動不動就要把李逵推出去砍了，跟這種統一意志的要求有關。平遼後，水軍頭領向吳用提出“就這裡殺將起來，把東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吳用說“這話須是哥哥肯時，方才行得；他若不肯主張，你們要反，也反不出去。”最後，宋江以自刎逼迫大家“垂淚設誓而散”。（第九十回）

4、“替天行道”與墨家天志

墨子由於其學說代表的個體勞動者階級力量的軟弱性，在實現兼愛的社會理想上，除了把希望寄託在“聖王”、“兼君”這些賢人身上以外，還求助於虛幻的權威“天”。在《水滸傳》裡，英雄降臨塵世是天意，他們常常自稱其行為是替天行道。過去，在談到“替天行道”時，人們往往解讀為替天子行道、替天子打別的強盜。這種說法對於理解受招安後“徵方臘”等章節有道理，但不能很好的解釋書中大部分篇幅裡水滸英雄激烈的反暴政思想。在《水滸傳》裡，作為英雄具體行為和忠義等價值觀念形上依據的“天”超越了代表國家權力的天子，這一點和墨家的“天”很接近。

墨子認為天子的行為不是評價其身的標準，在天子之上還有一個有意志的天。墨子說：“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墨子·天志》）這就把天意置於天子之上執掌賞罰大權。墨子的天意是小生產者的利益所在，順應者可得到獎賞，忤逆者會遭到得到懲罰。在梁山英雄看來：“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諂佞專權，佈滿濫官汙吏，陷害天下百姓。”大宋朝廷已構成墨子所說的為暴天子的條件。因此，理所當然要受到懲罰，他們聚義梁山，就是順應天意的表現。水滸英雄替天行道的具體含義是：當天子不能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職責時，水滸英雄可以代行其職。這種思想超出了儒家思想的範圍，儒家也有反暴政思想，但主要把希望建立在聖君賢相的道德人格上，並不敢設想動搖封建等級秩序。水滸英雄則不然，他們感到有天意在撐腰，就可以和朝廷刀兵相見，天意賦予了梁山好漢造反行為的正義性。宋江、朱仝可以違背朝廷法度，呼延灼、關勝可以投降，所謂“暫居水泊，以待招安”，而在暫居水泊期間也不妨跟官兵廝殺。他們都是書中比較突出的忠義之士，在他們身上，忠義常常依據天意而成為封建正統統治秩序的否定性力量和破壞性因素。晁蓋劫生辰綱會夢見北斗七星，宋江在還道村受九天玄女保護而脫險。這些都頗具象徵意味，說明梁山好漢和天神保護的關係。

那麼，作為絕學的墨學何以能夠影響《水滸傳》忠義觀念呢？對此我們又如何評價呢？

一是墨學主要反映小生產者、手工業者的利益。《水滸傳》主要人物中，一百單八人中，約有三分之一是工匠、商販、店家、自由職業者及無業遊民，產生墨學的經濟根源存在。二是墨學的精神滲透在俠的行為中，以俠的行為為載體，影響了綠林豪傑、市井強人的思想，進而透過民間傳說影響《水滸傳》。三是以道家為中介而發生影響。墨學衰微以後，其殘存思想不少被收入道家經典，而道家經典又跟歷代農民起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如墨家兼愛思想和道家的“損有餘以補不足”的思想相結合，共同成為農民起義平等思想的理論依據，歷代農民起義的等貴賤，均貧富即和道家《太平經》思想有關。而“《太平經》的這些思想，乃是先秦墨家有關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卿希泰《中國道教史》第一卷）《水滸傳》是在經過農民起義而形成民間傳說，經過話本階段，由文人加工而成為小說的。其忠義觀念中所蘊含的“平等”意識和農民起義的等貴賤、均貧富思想有關。

《水滸傳》忠義觀所蘊含的社會理想與墨學有相通之處，但水泊梁山作為古代中國烏托邦的一種形式，同墨家兼愛社會同樣是虛幻的，在封建社會的汪洋大海中，只能在被八百里水泊隔開的孤島中暫時的有限的存在。

首先，水泊梁山不分親疏貴賤的平等主張，是有一定限度的，水滸英雄之間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在梁山集團內部，晁蓋、宋江跟一般的頭領不平等，他們是立法者，其餘的人是執行者，所以，宋江坐了頭把交椅，可以改聚義廳為忠義堂，而其他人也沒有異言。招安以後，幾次眾兄弟盡有反心，只是礙於宋江，才沒有付諸行動。這種不平等除了前面所說跟墨家尚同要求統一意志的主張有關外。還跟儒學思想有關，如李逵被宋江毒死，還說：“生時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這就反映了正統儒學的事長之義的影響。在水泊梁山，天罡跟地煞不平等，打仗的時候後者只能給前者做副將。頭領和嘍羅在經濟收入和社會生活的地位上都不平等。二十八回武松同張青、孫二孃說些“江湖上的勾當”，武松即對兩個公人說：“我等江湖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吃驚，我們並不肯害為善的人。”江湖好漢和普通百姓的區別也是很清楚的。在《水滸傳》裡，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著矛盾。《水滸傳》在社會理想層面追求人和人之間不分血緣和地域的絕對的平等，但當這種理想在水泊梁山部分實現的過程中，卻出現了人和人之間的不平等。因為不平等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根源，無法單純地依靠道德力量來建立一個平等的理想社會。歷來農民起義以平等思想號召的不少，但在實際的社會運作過程中，人和人之間的不平等仍然是大量存在的。

其次，墨家“天志”的影響，同時混雜著儒家代表“民心”“民意”的天命，又受到道家的“天意”、“天意”的滲透。天罡地煞的神聖性，賦予梁山英雄反抗封建秩序的合理性，同時又製造了英雄與非英雄之間神與人的不平等。所以，李逵可以劈死同樣嚮往梁山生活的好漢韓伯龍而內心並無任何歉疚。

再次，墨家確認感性原則，對感性慾望的過於強調，也有負面作用，如對人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往往不免有所忽視。水泊梁山同墨子的兼愛社會一樣的其粗鄙無文。墨子主張“非樂”，樂在廣義上指各種藝術活動，而藝術活動之所以要取消，是因為它不利於聖人，不利於萬民。同樣，水滸英雄的精神生活是貧乏的，他們大多是粗人，如李逵聽歌會把人打昏，其人生追求大都還停留在“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感性慾望滿足的層次上，而理想社會恰恰不可能建立在僅僅滿足物質需要這一層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