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句源自《左傳·僖公二十七年》的古訓，揭示了封建時代對無盡忠誠的嚮往。這是儒家哲學的精髓：無限尊重與服從權威，把忠誠和孝道提升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法家則強調法律和規則，而不是個人對君主的忠誠。因此，"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是儒家思想的鮮明標誌，而非法家。

典型的法家思想，沒有骨氣，生存之道：拍皇帝馬屁。秦始皇不做兒子，不立皇后，他要做唯我獨尊的老子。所以他自稱皇帝，不當天子。也就是從那一刻起，帝國時代，沒了天理。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儒家人眼裡則是：君要臣死，臣得尋思尋思該不該死。如果臣想明白了：皇帝混蛋，咱高尚，那咱憑什麼死，誰想死誰去死！爺不伺候你！影視劇裡，無論多麼混蛋的皇帝臨死前，總會有效忠他的人去上演最後一場悲涼的“忠君愛國”。

“反封建”反得是“封建思想”。當然，封建社會這個名詞並不代表帝國時代。皇帝不會允許任何人分邦建國。何謂“封建思想”？面子儒家，裡子法家。皇帝們管這個叫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這個人，與其說他“雄才大略”、“千古一帝”，不如說他秦始皇再世。“伴君如伴虎”的漢武帝，為什麼甘願獨尊儒術？因為儒家思想已經被董仲舒篡改了，而且篡改的十分精彩。

孔孟之道在於：皇帝混蛋，爺不伺候你！甚至要把你推翻。董仲舒的篡改版本在於：皇帝混蛋，大家要冷靜，彆著急，有人收拾他。誰？上天。漢武帝基於這種思想，差點把大漢王朝毀在自己手裡。大漢王朝之所以沒有毀在漢武帝時代，一是祖宗底子打得好；二是關鍵時刻上天救了他。漢武帝及時下了“罪己詔”，救了自己，救了大漢王朝。

漢武帝“罪己詔”成功後，帝國時代捋順了表面上宣揚著孔子的王道，實際上奉行著秦始皇的霸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從此只能是歷史。咱記得《雍正王朝》裡大阿哥胤禔對康熙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後，康熙罵他：“放屁”。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真正用孔子的思想治理過天下的王朝極其罕見，趙宋王朝似乎貼了點邊。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君要有個君樣，臣要有個臣樣，父親要像個父親，兒子要像個兒子，丈夫整天吃喝嫖賭，妻子可以休了他。這是儒家思想。可見儒家在董仲舒之前是有骨氣的。

以下列舉一些法家思想。

用黑惡勢力來統治民眾，讓民眾屈從於不講理的統治，接受任何不講理的現狀，這樣民眾才能越來越懦弱，越來越屈從強權。這是法家“以奸民治”的思路，用有良心的人治理奸惡之徒，國家必亂，用奸惡之徒治理有良心的人，國家必強。

法家建立在人性惡的基礎上。在法家人眼裡，世上沒有好人。如果有一兩個，也是君主和變法者。法家完全圍繞著君主利益，完全不顧及其他階級。民眾是什麼？君主的工具。作戰時，貢獻生命，和平時，貢獻勞力。要想維護這種不講理的統治，只有透過嚴刑峻法，把百姓變成亦工亦農的斯巴達戰士，把國家變成高效的戰爭機器。法家和儒家針鋒相對，甚至水火不容，焚書坑儒的爆發點正是法儒正朔之爭。

商鞅治國的要訣是：“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只有民弱了國才能強，只有讓民眾既愚昧又貧窮，這個國家才能強大。商鞅很懼怕中產階級，他說治國首先要讓百姓窮下來，失去生存的基礎，讓他們乖乖地服從命令聽指揮，所以治國貴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利，多利者王。

看看“集法家之大成”的韓非怎麼“大成”的。

韓非子：聰明人頭腦太活躍，不容易統一指揮，知識雖然有用，但副作用太大，因此只好割愛。把賢能和有知識的人趕走，這是必須致力的。

韓非子：不懂政治的人才會說要爭取民心，如果要爭取百姓的支援後施政，政治家有什麼用。民眾都像無知的嬰兒一樣，政府要讓他們吃點小苦，以謀求永久的大利，犧牲一代人的幸福，換來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們竟然全然不能瞭解。如果治國的時候，聽取老百姓的意見，那國家必然陷入混亂。

韓非子：百姓愚蠢，自私自利。最高統治者只可以信任三樣東西：法、術、勢。以法刑人,以勢壓人,以術馭人。

法，嚴刑峻法。嚴酷是前提，賞罰是其次，對不聽話的鐵面無情，對賣命的高官厚祿。

術，權術。皇帝出於算計，任用大臣，大臣們也是出於算計，才給皇帝服務，所以皇帝和大臣的關係，就是相互算計的關係。君臣之間，一日百戰，一天需要玩一百次心眼，因此皇帝一定要精於權術。當然，法家更要精於權術，更要不擇手段，不惜殘忍，致力於做一個赤裸裸的功利主義者。

勢，嚴刑峻法造成的一種威勢，一種恐怖氣氛，這樣就可調動起所有的社會資源，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韓非如此，管仲、吳起、商鞅等更是一丘之貉。一群為了自己，扶持君主、利用君主，不顧道德底線，殘酷壓制民眾的利益集團。

管仲開妓院。吳起殺妻求將、母死不歸，臨死前還拔出射中自己的箭插在“知遇”他的楚悼王的屍體上。

商鞅呢，更具有諷刺性。臨死前連個住的地方都找不到，真不知他拍秦王的馬屁意欲何為。

是儒家思想，屬於三綱五常的的君綱。

但要注意的是，這是漢武以後的儒家，是最容易讓人忽略的董仲舒，在孔孟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礎上，搞出來的治世儒家。

董伸舒為了忽略漢武帝廢除百家獨尊儒術，在孔孟之學的仁、義、禮、智四德之上，又加了信，成為了符合皇權治世的三綱五常，將儒學詮釋成了君權神授,天人感應。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便是出於替儒家立下擎天架海之功，卻一直不受待見的董仲舒之口，是董仲舒為組建君權神授新儒學的思想核心。

孔子被尊為至聖先師，孟子也被後世儒生稱為聖人，顏回、子思也為聖人，明之王陽陽被尊為最後一位聖人、清之曾國藩被尊為半個聖人。

做為最大推廣者的董仲舒對儒家思想的傳播貢獻不可謂大不，可以說是功蓋所有儒生，可後世儒生對他的評價卻並不高，即沒有評其為聖，也沒為他歌功頌德，甚至是待見。

談到儒學時，他屬於被忽略的那種存在。哪怕到了今日，對他的介紹也只是，稱他為西漢儒家思想代表之一，對後世影響巨大之類的虛詞。只有提到“廢除百家，獨尊儒術”時，才會提一下他。可事實上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及“君臣三綱”等後秦儒家核心思想都是出於他口。

孔子時期核心為三大德：仁義禮。

孟子時期加入了智，仁義禮智稱四德。

董仲舒為往聖繼絕學，終成“仁義禮智信”五常。

《 論語 · 八佾 》：君待臣有禮,臣事上以忠。其實“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這說法最早也只不過是出現在清朝，統治需要而已。談不上思想，有利於統治需要而存在的言論而已。

這是法家思想。源於″君為臣綱”的三綱五常。其實不管儒家，法家的思想都是服務於統治者，服務於國家這個機器，做為管理被壓迫階級的思想基礎。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法家思想的經典表述之一，最早由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提出。法家強調法律高於一切，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臣子應該絕對服從於君主的命令。即使君主要求臣子做出不合法或不道德的行為，臣子也不能拒絕執行。這種思想的根源是韓非子所提出的“君為臣綱”思想，即君主是國家的主人，享有無上的權力，而臣子應該效忠於君主，絕對服從於命令。

相比之下，儒家思想則強調“君為民綱”，即君主是國家的主人，但君主的權力來自於民眾的授予，而非天生的君權神授。儒家認為，君主應該關注民眾的利益，為民眾謀福利，而非只關注自己的利益。此外，儒家還強調忠誠、孝道、禮貌等道德觀念，認為這些價值觀念比個人利益更加重要。

因此，“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句話是法家思想的表述，其背後的思想源頭是韓非子的“君為臣綱”思想，而非儒家思想。

簡單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法家思想。

據史料記載：在先秦，提出“臣要絕對效忠於君的是法家；戰國末期南韓法家一韓非子說“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此話便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思想源頭。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既不是法家思想，也不是儒家思想。

而是有人為了投機鑽營，拍皇帝的馬屁所說的話，這句話的流毒是非常深的，對人的危害也是非常之大，它要人們放棄自己的獨立的思想、獨立的人格，並且敢於替老百姓說真話，而一味地去忠君，不管這個皇帝是暴君還是仁君，也不管這個皇帝說話對與錯，反正皇帝說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你必須無條件的聽他…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句流毒不是法家思想，亦不是儒家思想。

此句只應封建思想，封建朝代有。皇上掌握生殺大權，即是說，皇上要誰死，誰得死。可謂，“伴君如伴虎”，人人自危。

換言解讀，有時也叫“愚忠”。宋江要花榮，李逵陪葬，二人不得不選擇但願同日死。

此外，殺人滅口。該死的人知道的“秘密”太多，必須得死，以絕後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