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即位之初，其在雍正的遺詔中是做了些手腳的。
譬如，以雍正的名義稱此前實行嚴政乃是因為“人情澆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而不得不加以懲治整理，待“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
事實上，雍正作風一向強硬，將嚴政改為寬政未必是他本人的意思而更像是新君乾隆的願望，而這一想法，在他學習階段即有所體現。
在一篇名為《寬則得眾論》的課業文章中，乾隆曾說：
“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遐爾向風，薰德沐義，非仁無以得其心，而非寬無以安其身，二者名雖為二而理則一也。
……誠能寬以待物，包荒納垢，宥人細故，成己大德，則人亦感其恩而心悅誠服矣！
苟為不然，以褊急為念，以刻薄為務，則雖勤於為治，如始皇之程石觀書，隋文之躬親吏職，亦何益哉！”
《寬則得眾論》體現了乾隆並未成熟的“尚寬”思想。在其後的《漢元帝論》一文中，乾隆又表示：
“自古亡國之君，或失於剛暴，或失於柔懦，……柔懦之亡國又甚於剛暴也。”
由此也可看出，乾隆也不是一味主張寬仁，而是主張折中，取儒家所謂的中庸之道。
對這種偏於仁柔的思想傾向，目光敏銳的雍正也早有覺察。如乾隆自己說的，“皇考嘗以朕賦性寬緩，屢教誡之。朕仰承聖訓，深用警惕。”
“寬猛之論”由來有之，《左傳》中即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對此，飽受儒家文化薰染的乾隆自不陌生。
這不，其父駕崩未及兩月，乾隆即在上諭中闡明自己的執政理念，其中稱：
“治天下之道，貴得其中。故寬則糾以猛，猛則濟以寬”；皇祖（康熙）深仁厚澤，休養生息，但“恐有過寬之弊”；
而皇考（雍正）振飭紀綱，“人知畏法遠罪，而不敢萌徼倖之心”；其當政之後，“惟思剛柔相濟，不競不絿，以臻平康正直之治。”
乾隆的主張並非心血來潮。如前面兩篇文章中的觀點，雖說是書齋中的坐而論道，但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卻不容忽視。
從這個意義上說，乾隆初政是在祖、父兩代人政治得失的基礎上加以中和的結果。如其所說，“朕惡刻薄之有害於民生，亦惡縱馳之有礙於國事”。
正因為其父當年屢興大案，不僅大臣與文士們頗多積怨，皇族內部也同樣是敢怒不敢言。
由此，初掌權柄的乾隆首先要找到中和“寬、嚴”的平衡點和突破點，那就是從“矯枉”與“糾偏”入手，為其新政開啟局面。
乾隆即位之初，其在雍正的遺詔中是做了些手腳的。
譬如，以雍正的名義稱此前實行嚴政乃是因為“人情澆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而不得不加以懲治整理，待“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
事實上，雍正作風一向強硬，將嚴政改為寬政未必是他本人的意思而更像是新君乾隆的願望，而這一想法，在他學習階段即有所體現。
在一篇名為《寬則得眾論》的課業文章中，乾隆曾說：
“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遐爾向風，薰德沐義，非仁無以得其心，而非寬無以安其身，二者名雖為二而理則一也。
……誠能寬以待物，包荒納垢，宥人細故，成己大德，則人亦感其恩而心悅誠服矣！
苟為不然，以褊急為念，以刻薄為務，則雖勤於為治，如始皇之程石觀書，隋文之躬親吏職，亦何益哉！”
《寬則得眾論》體現了乾隆並未成熟的“尚寬”思想。在其後的《漢元帝論》一文中，乾隆又表示：
“自古亡國之君，或失於剛暴，或失於柔懦，……柔懦之亡國又甚於剛暴也。”
由此也可看出，乾隆也不是一味主張寬仁，而是主張折中，取儒家所謂的中庸之道。
對這種偏於仁柔的思想傾向，目光敏銳的雍正也早有覺察。如乾隆自己說的，“皇考嘗以朕賦性寬緩，屢教誡之。朕仰承聖訓，深用警惕。”
“寬猛之論”由來有之，《左傳》中即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對此，飽受儒家文化薰染的乾隆自不陌生。
這不，其父駕崩未及兩月，乾隆即在上諭中闡明自己的執政理念，其中稱：
“治天下之道，貴得其中。故寬則糾以猛，猛則濟以寬”；皇祖（康熙）深仁厚澤，休養生息，但“恐有過寬之弊”；
而皇考（雍正）振飭紀綱，“人知畏法遠罪，而不敢萌徼倖之心”；其當政之後，“惟思剛柔相濟，不競不絿，以臻平康正直之治。”
乾隆的主張並非心血來潮。如前面兩篇文章中的觀點，雖說是書齋中的坐而論道，但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卻不容忽視。
從這個意義上說，乾隆初政是在祖、父兩代人政治得失的基礎上加以中和的結果。如其所說，“朕惡刻薄之有害於民生，亦惡縱馳之有礙於國事”。
正因為其父當年屢興大案，不僅大臣與文士們頗多積怨，皇族內部也同樣是敢怒不敢言。
由此，初掌權柄的乾隆首先要找到中和“寬、嚴”的平衡點和突破點，那就是從“矯枉”與“糾偏”入手，為其新政開啟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