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隱含了一個結論：元朝的四等人制導致了頻繁的起義，或者至少，四等人制本身就有極大的問題。

我評價一個朝代的標準很簡單，老百姓有肉吃，文化人有話說。元朝在這個標準中不算中國朝代中最壞的。甚至比明代要好一點。

元朝四等人制是後來的學者提出來的理論，用來解釋元朝的制度。在元朝的時候，這個四等人制度是沒有宣佈的。

《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認為：元代社會根據民族成分而劃分為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西域人）、漢人（北方中國金朝原來統治下的各族人）以及南人（倒臺的南宋統治下的居民），一級比一級低下。在過去的 50 年中許多學者已經不再認為等級制在元代中國起作用。根據官方規定，漢人是不能擔任達魯花赤等官職的，但事實上卻很容易找出漢人當達魯花赤的例子。

簡單解釋一下這種制度的實施方式：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試不僅比漢人、南人簡單，他們還在種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透過各省考試參加會試的名額，按照四等人的劃分，每等人 75個名額。其他民族掌握漢族文化知識肯定要弱一點，這個政策有照顧非漢族的因素。

蒙古人在征討過程中有其世界聞名的殘酷，但在元朝建立後經商上極為寬容。不對老百姓徵稅，靠貿易來致富。

“九儒十丐”的說法極有可能是虛構的，政府卻對儒戶給予生活費，免除勞役與從軍義務。當然我們不能對這種做法過高評價，劍橋史作者猜測：

蒙古皇帝勉強同意了那些要求給儒戶以優待的上疏，很可能是為了撫慰這一比例很小但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人。 1276 年儒戶僅有 3890 戶，蒙古人完全可以不要求這部分人承擔對國家的某些義務。

在元朝，文化人因為做官人數大量減少，很不滿，但享有言論自由。《南村輟耕錄》記載：元末明初文人楊鐵崖，好聲色，每次酒筵間，見到歌女舞女有纏足纖小的，則“脫其鞋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杯。”如此荒唐行為不被朝廷禁止，可見一斑。相比之下，明朝建立之後，江南文化繁茂之地幾乎成為荒原。

對於起義的軍隊，我有一個簡單的標準去衡量：搶劫還說過得去，如果拿老百姓當軍糧就不可容忍了。吃人肉的起義軍在唐末、元末、明末都出現過，最著名的當然是張獻忠了。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的紅巾軍大起義，主要分為兩支，一支起於潁州，領導人是韓山童，劉福通；一支起於蘄、黃，領導人是徐壽輝、彭瑩玉（即彭和尚）。陶宗儀所著的《南村輟耕錄》裡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男子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淮右之軍”即朱元璋之軍。

抱歉引用以上材料。好了，我的標準是：老百姓有肉吃，最好的朝代；老百姓被吃，最壞的朝代。這個，我想沒人反對吧。

元朝乃至蒙古史，大多由非漢文書寫，近千年的歷史中逐漸湮滅。有些新的說法開始出現，比如羅輯思維認為，史學界認為元朝滅亡主要的原因是瘟疫爆發導致了經濟崩潰。值得思考，學術界應該更努力。

朱元璋曾回憶：“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紅巾軍）忽至，誤入其中。”在《皇陵碑》中說：“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傑（起義領袖）何有乎仁良（也沒什麼好東西）。”我發現朱元璋這個說法倒是比很多常見的簡陋說法更新鮮，更真實客觀。

自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後，元朝的皇帝大多昏庸無能，導致的結果就是元朝中後期，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在元朝末年爆發的農民起義當中，與四等人制有關的並不多，大多數還是因為政治的黑暗，民生疾苦，民不聊生所導致的。對於那些連漢語都不會講的元朝皇帝來說，也根本無法理解民不聊生的真實情況。

元順帝即位後，矛盾更加激化，官府除了徵收徵稅以外，還加徵了大量的苛捐雜稅，橫徵暴斂，一度甚至“稅人白骨”，徵收的過程中，元朝的劣吏直接激化了矛盾，這也就有了後來朱元璋所謂的“元亡於吏”的說法。此外土地兼併和繁重的徭役也是加重官民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導致全國各地出現了大量的流民和饑民，即便是在農業發達的江南地區，也爆發了饑荒，而大量的土地和農產品掌握在貴族的手中。當時的民謠中有“挑動黃河天下反”的說法，開始於1343年的黃河決堤使得黃河兩岸的百姓流離失所，直到1351年，元朝政府才在丞相脫脫的主持下，修築河工，但河工的加固卻導致了徭役的大量攤派，使得原本已經非常複雜的官民關係更加雪上加霜，勞工在參與治水的過程中，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剋扣口糧，貪汙糧餉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也是山東爆發紅巾軍起義的導火索。元朝政府為緩解危機，採用了發行紙鈔的方法，但由於發行量過大，一度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百姓的大量財富被掠奪。

當時各地爆發的起義當中，比較著名的有江西朱光卿，浙東方國珍（海盜反元武裝），福建的陳友定，亳州的韓林兒，此外還有徐壽輝，陳友諒起義等。宗教因素在反元起義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白蓮教，北方的芝麻李和郭子興等領導的紅巾軍，都是信仰白蓮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