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是馬鐙！
英國科技史學家懷特認為，“很少有發明像馬鐙這樣簡單，卻具有如此重大的歷史意義，馬鐙把畜力應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讓騎兵與馬結為一體。”
標準意義上馬鐙的產生與普及，並非出現在騎兵戰術與裝備相對最先進的東南歐、西亞或中亞地區，而是在東方的中國，或是在其北方的少數民族中，或是在其中原地區。
沉淪的西晉王朝幾乎出現了西羅馬帝國末期非常相似的狀況——先是王朝真正具備戰鬥力的軍人逐步被各“蠻族”士兵所取代，然後在內亂中崩潰，讓各遊牧民族潮水般地入主中原。各遊牧民族為了爭奪霸主地位也互相攻殺，無節制的戰爭與屠殺在這一個階段裡幾乎沒有停歇。中國無論是經濟與人口，都遭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損失，這是一個真正毀滅的時代。
不過作為中國尤為幸運的是，依據江南的東晉王朝，從西晉王朝的墮落狀態下脫離，在南方站穩腳跟。透過長時期穩定的南朝演變，他們繼續儲存並輸出著中國文化根基。而北方遊牧民族混戰中的最終勝利者——鮮卑拓跋氏北魏王朝也進行漢化，實現了民族融合。由於北魏王朝廣闊的視野，也帶來了生機勃勃的新文化習俗，甚至一直影響到南方的南朝。這些變化也使中華文化轉型，並重新向外關注和影響這個世界的運轉。這直接帶來技術文化上新的革新，走向6-8世紀真正的涅磐重生。
這個時代的歷史記錄也是較為混亂的，戰爭的過程與參與人數往往充斥著自相矛盾和春秋筆法。因此“五胡亂華”時代各遊牧民族細緻的軍事狀態，已經很難理清。但至少在北魏時期，由於繪畫與雕刻藝術發展，加上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我們可以從另一方面來接近歷史的真相，發現東晉與北魏時代中國重騎兵的巨大發展。
在諸多變化中，馬鐙肯定是最重要的，最早發現的成對標準馬鐙是公元322年左右中國晉代時代的南京（建康）附近—一件裝著雙鐙的陶馬，至於雙鐙實物最早的發現是在5世紀初遼寧省北票市墓葬中的銅馬鐙。而使用於騎兵作戰的馬鐙實物被廣泛發現則是在公元477年左右，但是大部分歷史學家認為，標準硬質馬鐙在中國真正使用的時間要比這早得多。
馬鐙大大減少了騎兵的訓練成本與時間，也讓他們更不易在戰鬥與衝擊中從馬背上跌落，並能更為充分利用馬匹衝鋒所產生的巨大動量帶動騎兵武器，特別是騎矛來發動衝擊。在衝擊時，騎兵也更不易被反作用力所困擾。這使得騎兵，特別是重騎兵能更加頻繁甚至放肆的發動衝鋒。即使在面對嚴陣以待的步兵堅陣時，重騎兵的衝擊方向也不僅像古典時代那樣僅限於側後方，有時候也會從正前方直接撕開對方的陣型。衝擊過後，馬鐙也能讓騎兵們更加安全的撤退，從而進行更加完善的中世紀時代那種衝擊-撤離-再次衝擊的重騎兵典型戰術。
另外，馬鐙也帶來了騎手的更大平衡，使得騎兵可以更為方便的，甚至是在騎兵賓士時，解放雙手在馬背上戰鬥。諸如同時使用刀劍與盾牌，或雙手持握重型長騎矛作戰，這些動作雖然經過嚴格訓練的無馬鐙騎兵也可以做到，但馬鐙讓這一切變得自如與容易得多。
馬鐙結合當時中國騎兵其他諸多技術進步，自然會產生更具可怕威力的效果。在公元4世紀，西晉末年時代，中國的全身馬鎧已經開始出現，也就是說，中國的全具裝重騎兵出現了。而且之前的半身馬鎧在中國重騎兵的應用則已經非常廣泛。
根據記載，“五胡亂華”剛開始的階段，公元312年羯人石勒擊敗西晉與鮮卑聯軍，“繳獲了五千具馬鎧”，只是還不清楚這些馬鎧中有多少是全身馬鎧。從記載來看，這批馬鎧應該都是鮮卑軍隊的，這也印證了鮮卑人更傾向於具裝騎兵作戰。同時“五胡亂華”時代，遊牧民族為中國北方帶來了新的良馬種群，這些強壯的坐騎可以負擔較為沉重的馬鎧，這也為全具裝騎兵的廣泛使用奠定了基礎。即使在北魏已經轉入定居農耕的孝文帝時代，騎兵的物資儲備依然得到重視與良好的貫徹。僅在河南位於黃河附近的牧場裡，就飼養著戰馬100000匹。所以到了北魏時期，使用馬鐙、乘坐全具裝戰馬的具裝重騎兵更成為其軍隊的核心。
在西方，公元6世紀，到達東歐潘諾尼亞的阿瓦爾人成功的擊敗了日耳曼民族的皮格德人，並征服了當地林立的諸斯拉夫部落。之後，他們趁當時的突厥人也因分裂而無暇西顧，建立了強大的阿瓦爾汗國。再之後，阿瓦爾人驅使他們統治的斯拉夫人，一同不斷進犯拜占庭帝國。雖然他們之前的大部分進犯是失敗的，但在7世紀初，阿瓦爾人趁拜占庭內亂之際，一直深入巴爾幹南部。雖然遊牧性質的阿瓦爾人無法攻陷大城市，但是他們的大肆劫掠，依然造成了經濟的巨大損失。且就如同突厥汗國與拜占庭帝國結盟，“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薩珊帝國也同阿瓦爾人結成軍事同盟，共同對抗羅馬人。
但羅馬人並未因為與阿瓦爾人的敵對關係而拒絕其技術的引入。阿瓦爾人最讓拜占庭騎兵收益的技術就是來自東方的馬鐙。事實上，由於拜占庭重騎兵裝甲更重，更偏重於突擊戰術，普及馬鐙的拜占庭重騎兵能更穩定的駕乘戰馬衝鋒，並能在衝刺與肉搏中，更平衡的使用大的防護盾牌、騎矛與劍來廝殺。因此比起遊牧民族阿瓦爾人，馬鐙的普及讓羅馬人收益較阿瓦爾人更大。這同時也大大提高了羅馬騎兵的訓練速度並降低訓練成本。
586年的索拉孔會戰是一場幾乎全部由騎兵參與的會戰。以其作為樣本可以發現，這個時代，因為馬鐙的出現，之前薩珊重騎兵面對拜占庭重騎兵微弱優勢已經蕩然無存了。戰鬥一開始，右翼拜占庭重騎兵就突破了波斯人的左翼，如果不是部分騎兵去攻擊波斯輜重隊的話，勝利可能更早些到來，因為波斯的右翼同樣也被拜占庭左翼突破。在中央陣線，拜占庭下馬重騎兵竟然如重步兵一樣組成盾牆抵擋住波斯騎兵，而背後下馬騎射手則傾射箭雨，充分展示了“雙重重騎兵”多用途作戰的優勢。因此，莫里斯皇帝在《戰略》中描述過拜占庭騎兵下馬的戰術：“有可能騎兵發現自己由於不利的地形，或處於危險的狀況，或是一次在戰鬥中的失敗處於危險的形勢，而變得非常緊張。那麼他們中的一些人可以舉起盾牌，並且步行列陣。如果周圍有重步兵保護的話，而丟失了盾牌的騎兵，甚至可以拿重步兵的盾牌”。（步兵：那我們……）
從索拉孔會戰也可以看出，莫里斯對於當時薩珊軍隊的評價是客觀的，“在無障礙平坦的地形下，我們的槍騎兵發起衝鋒，並進行面對面的肉搏戰，都會讓波斯人困擾。”可以說，在這個時代，兩大騎兵強國的實力對比，優勢完全在羅馬人一面。這和拜占庭軍隊騎兵大規模的軍事改革是分不開的。這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中，當然包括馬鐙。
當然是馬鐙！
英國科技史學家懷特認為，“很少有發明像馬鐙這樣簡單，卻具有如此重大的歷史意義，馬鐙把畜力應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讓騎兵與馬結為一體。”
標準意義上馬鐙的產生與普及，並非出現在騎兵戰術與裝備相對最先進的東南歐、西亞或中亞地區，而是在東方的中國，或是在其北方的少數民族中，或是在其中原地區。
沉淪的西晉王朝幾乎出現了西羅馬帝國末期非常相似的狀況——先是王朝真正具備戰鬥力的軍人逐步被各“蠻族”士兵所取代，然後在內亂中崩潰，讓各遊牧民族潮水般地入主中原。各遊牧民族為了爭奪霸主地位也互相攻殺，無節制的戰爭與屠殺在這一個階段裡幾乎沒有停歇。中國無論是經濟與人口，都遭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損失，這是一個真正毀滅的時代。
不過作為中國尤為幸運的是，依據江南的東晉王朝，從西晉王朝的墮落狀態下脫離，在南方站穩腳跟。透過長時期穩定的南朝演變，他們繼續儲存並輸出著中國文化根基。而北方遊牧民族混戰中的最終勝利者——鮮卑拓跋氏北魏王朝也進行漢化，實現了民族融合。由於北魏王朝廣闊的視野，也帶來了生機勃勃的新文化習俗，甚至一直影響到南方的南朝。這些變化也使中華文化轉型，並重新向外關注和影響這個世界的運轉。這直接帶來技術文化上新的革新，走向6-8世紀真正的涅磐重生。
這個時代的歷史記錄也是較為混亂的，戰爭的過程與參與人數往往充斥著自相矛盾和春秋筆法。因此“五胡亂華”時代各遊牧民族細緻的軍事狀態，已經很難理清。但至少在北魏時期，由於繪畫與雕刻藝術發展，加上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我們可以從另一方面來接近歷史的真相，發現東晉與北魏時代中國重騎兵的巨大發展。
在諸多變化中，馬鐙肯定是最重要的，最早發現的成對標準馬鐙是公元322年左右中國晉代時代的南京（建康）附近—一件裝著雙鐙的陶馬，至於雙鐙實物最早的發現是在5世紀初遼寧省北票市墓葬中的銅馬鐙。而使用於騎兵作戰的馬鐙實物被廣泛發現則是在公元477年左右，但是大部分歷史學家認為，標準硬質馬鐙在中國真正使用的時間要比這早得多。
馬鐙大大減少了騎兵的訓練成本與時間，也讓他們更不易在戰鬥與衝擊中從馬背上跌落，並能更為充分利用馬匹衝鋒所產生的巨大動量帶動騎兵武器，特別是騎矛來發動衝擊。在衝擊時，騎兵也更不易被反作用力所困擾。這使得騎兵，特別是重騎兵能更加頻繁甚至放肆的發動衝鋒。即使在面對嚴陣以待的步兵堅陣時，重騎兵的衝擊方向也不僅像古典時代那樣僅限於側後方，有時候也會從正前方直接撕開對方的陣型。衝擊過後，馬鐙也能讓騎兵們更加安全的撤退，從而進行更加完善的中世紀時代那種衝擊-撤離-再次衝擊的重騎兵典型戰術。
另外，馬鐙也帶來了騎手的更大平衡，使得騎兵可以更為方便的，甚至是在騎兵賓士時，解放雙手在馬背上戰鬥。諸如同時使用刀劍與盾牌，或雙手持握重型長騎矛作戰，這些動作雖然經過嚴格訓練的無馬鐙騎兵也可以做到，但馬鐙讓這一切變得自如與容易得多。
馬鐙結合當時中國騎兵其他諸多技術進步，自然會產生更具可怕威力的效果。在公元4世紀，西晉末年時代，中國的全身馬鎧已經開始出現，也就是說，中國的全具裝重騎兵出現了。而且之前的半身馬鎧在中國重騎兵的應用則已經非常廣泛。
根據記載，“五胡亂華”剛開始的階段，公元312年羯人石勒擊敗西晉與鮮卑聯軍，“繳獲了五千具馬鎧”，只是還不清楚這些馬鎧中有多少是全身馬鎧。從記載來看，這批馬鎧應該都是鮮卑軍隊的，這也印證了鮮卑人更傾向於具裝騎兵作戰。同時“五胡亂華”時代，遊牧民族為中國北方帶來了新的良馬種群，這些強壯的坐騎可以負擔較為沉重的馬鎧，這也為全具裝騎兵的廣泛使用奠定了基礎。即使在北魏已經轉入定居農耕的孝文帝時代，騎兵的物資儲備依然得到重視與良好的貫徹。僅在河南位於黃河附近的牧場裡，就飼養著戰馬100000匹。所以到了北魏時期，使用馬鐙、乘坐全具裝戰馬的具裝重騎兵更成為其軍隊的核心。
在西方，公元6世紀，到達東歐潘諾尼亞的阿瓦爾人成功的擊敗了日耳曼民族的皮格德人，並征服了當地林立的諸斯拉夫部落。之後，他們趁當時的突厥人也因分裂而無暇西顧，建立了強大的阿瓦爾汗國。再之後，阿瓦爾人驅使他們統治的斯拉夫人，一同不斷進犯拜占庭帝國。雖然他們之前的大部分進犯是失敗的，但在7世紀初，阿瓦爾人趁拜占庭內亂之際，一直深入巴爾幹南部。雖然遊牧性質的阿瓦爾人無法攻陷大城市，但是他們的大肆劫掠，依然造成了經濟的巨大損失。且就如同突厥汗國與拜占庭帝國結盟，“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薩珊帝國也同阿瓦爾人結成軍事同盟，共同對抗羅馬人。
但羅馬人並未因為與阿瓦爾人的敵對關係而拒絕其技術的引入。阿瓦爾人最讓拜占庭騎兵收益的技術就是來自東方的馬鐙。事實上，由於拜占庭重騎兵裝甲更重，更偏重於突擊戰術，普及馬鐙的拜占庭重騎兵能更穩定的駕乘戰馬衝鋒，並能在衝刺與肉搏中，更平衡的使用大的防護盾牌、騎矛與劍來廝殺。因此比起遊牧民族阿瓦爾人，馬鐙的普及讓羅馬人收益較阿瓦爾人更大。這同時也大大提高了羅馬騎兵的訓練速度並降低訓練成本。
586年的索拉孔會戰是一場幾乎全部由騎兵參與的會戰。以其作為樣本可以發現，這個時代，因為馬鐙的出現，之前薩珊重騎兵面對拜占庭重騎兵微弱優勢已經蕩然無存了。戰鬥一開始，右翼拜占庭重騎兵就突破了波斯人的左翼，如果不是部分騎兵去攻擊波斯輜重隊的話，勝利可能更早些到來，因為波斯的右翼同樣也被拜占庭左翼突破。在中央陣線，拜占庭下馬重騎兵竟然如重步兵一樣組成盾牆抵擋住波斯騎兵，而背後下馬騎射手則傾射箭雨，充分展示了“雙重重騎兵”多用途作戰的優勢。因此，莫里斯皇帝在《戰略》中描述過拜占庭騎兵下馬的戰術：“有可能騎兵發現自己由於不利的地形，或處於危險的狀況，或是一次在戰鬥中的失敗處於危險的形勢，而變得非常緊張。那麼他們中的一些人可以舉起盾牌，並且步行列陣。如果周圍有重步兵保護的話，而丟失了盾牌的騎兵，甚至可以拿重步兵的盾牌”。（步兵：那我們……）
從索拉孔會戰也可以看出，莫里斯對於當時薩珊軍隊的評價是客觀的，“在無障礙平坦的地形下，我們的槍騎兵發起衝鋒，並進行面對面的肉搏戰，都會讓波斯人困擾。”可以說，在這個時代，兩大騎兵強國的實力對比，優勢完全在羅馬人一面。這和拜占庭軍隊騎兵大規模的軍事改革是分不開的。這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中，當然包括馬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