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正確分析這句話的含義。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是孟子說的，記述在《孟子離婁上》中，全文是這樣的“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解釋應該是：“不孝的表現很多，但以不盡做後輩的本分為最。舜在取妻的時候沒有稟告健在的父母，是沒有盡做後輩的本分。但君子認為舜雖然沒有稟告但與稟告了是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舜取妻是在堯考察了舜的德行後決定把女兒嫁給他的，而此時，舜的父母對舜還有偏見，稟告他們並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無後”的本來意義應該是沒有盡到做後輩的本分，而不是沒有生育後代。當然這裡面有一個問題，沒有生育後代是不是沒有盡到做後輩的本分，以及沒有生育後代是不是就是“無後”中最嚴重的情況？
在先秦，並非如此。
關於孝這個問題，先秦的哲人們是這樣看的，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孔子的意見是在相處、去世及祭祀時，都要符合禮，要讓父母放心，在除了疾病之外的其他方面不要讓父母操心，以及敬。
而西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以孝治國逐漸成了一項國策。選拔人才要舉孝廉，廟祭逐漸成為國家最重要的幾項官方祭祀之一。從漢朝起，孝就成了壓倒一切的政治正確，這也是為什麼在漢代，詭異的孝順故事如此之多的原因。而就是在這些孝的故事裡，我們也能看到孝敬父母比有後代更重要，不然也不會有郭巨埋兒的故事。
而強調生育後代是孝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宋代及以後的事。這首先是因為貴族社會崩潰，大氏族佔據大量土地僱傭佃農耕種的時代結束了，漢代的大莊園，魏晉的大豪族，隋唐的地方大氏族勢力都不復存在。自耕農和地主的數量增加，以小家庭聯合、以血緣關係而不是地緣關係為基礎的宗族誕生了。
這導致的結果就是，在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革新遙遙無期，生產資本的投入對生產率提高的作用有限的情況下，想要依靠農業致富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人員投入。
這就是黃宗智、杜贊奇、馬若孟等農村、農業史學者所說的內卷化，即透過人力的無限投入，代替資本，來提高單位面積的生產效率。
所以在宋及宋之後，正經的耕讀傳家的人家，生育可以視為是頭等大事。在一個大宗族裡，每個小家庭都要承擔的義務不僅僅是自己的父母、祖父母，還包括宗族本身、宗族中的其他長輩，不僅要照顧好自己家的事兒，還要出人力、財力耕種公田、廟田、管理族產，所需要的人手也不一樣了。
這種權利義務關係和唐及以前依附於大莊園和大氏族的附庸關係可大不一樣。這種關係下，權力義務關係依靠的並非是血緣關係，而是地緣關係，這家佃農沒有後代，可以從本地區再招募佃農啊，而且因為在唐及以前，上升通道沒有建立，科舉制還不完善，普通人沒有進身之階，上層社會又不帶下層勞動人民玩，有沒有後代這件事並沒有後來的財富和社會文化上的意義。
宗族可不一樣，宗族要想發展得好，要想始終守住家族共有財產，依靠的可就全是本族後代是否眾多，是否有出類拔萃之人了。一是耕種、管理財產都需要人手，二是宗族在地方勢力是否穩固，全看族裡有沒有人能當官了。這種一人得道、全家昇天的人際關係，恰好是貴族時代結束，宗族時代開始後的產物。
典型的例子比如李贄，明代思想家、文學家。部尚書劉東星親自接他去山東寫作；歷史學家焦竑替他主持新書釋出會；文壇鉅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龍湖陪他一住三個月。每到一處，親戚們都拖家帶口前來投奔，期望能夠依靠同蔭的情分謀取利益。這種人際關係的形成，是宗族形成之後的產物。
也正因為有宗族，有這樣的人際關係，有無有後代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宗族之下，還有各家小家庭自己的利益，如果自家衰落了，沒有後代，那自然在整個大家庭中失去了話語權。所以有沒有後代這件事，就被每個家庭反覆地強調著。
至於現代，宗族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尤其是北方）成為過去，政策限制，一家只能生一個或兩個，核心家庭代替宗族式大家庭成為主流，延續香火、無後為大這種農耕時代的將出人頭地、宗族未來全部押寶在下一代身上的意識形態已經不再適用了。
首先要正確分析這句話的含義。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是孟子說的，記述在《孟子離婁上》中，全文是這樣的“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解釋應該是：“不孝的表現很多，但以不盡做後輩的本分為最。舜在取妻的時候沒有稟告健在的父母，是沒有盡做後輩的本分。但君子認為舜雖然沒有稟告但與稟告了是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舜取妻是在堯考察了舜的德行後決定把女兒嫁給他的，而此時，舜的父母對舜還有偏見，稟告他們並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無後”的本來意義應該是沒有盡到做後輩的本分，而不是沒有生育後代。當然這裡面有一個問題，沒有生育後代是不是沒有盡到做後輩的本分，以及沒有生育後代是不是就是“無後”中最嚴重的情況？
在先秦，並非如此。
關於孝這個問題，先秦的哲人們是這樣看的，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孔子的意見是在相處、去世及祭祀時，都要符合禮，要讓父母放心，在除了疾病之外的其他方面不要讓父母操心，以及敬。
而西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以孝治國逐漸成了一項國策。選拔人才要舉孝廉，廟祭逐漸成為國家最重要的幾項官方祭祀之一。從漢朝起，孝就成了壓倒一切的政治正確，這也是為什麼在漢代，詭異的孝順故事如此之多的原因。而就是在這些孝的故事裡，我們也能看到孝敬父母比有後代更重要，不然也不會有郭巨埋兒的故事。
而強調生育後代是孝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宋代及以後的事。這首先是因為貴族社會崩潰，大氏族佔據大量土地僱傭佃農耕種的時代結束了，漢代的大莊園，魏晉的大豪族，隋唐的地方大氏族勢力都不復存在。自耕農和地主的數量增加，以小家庭聯合、以血緣關係而不是地緣關係為基礎的宗族誕生了。
這導致的結果就是，在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革新遙遙無期，生產資本的投入對生產率提高的作用有限的情況下，想要依靠農業致富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人員投入。
這就是黃宗智、杜贊奇、馬若孟等農村、農業史學者所說的內卷化，即透過人力的無限投入，代替資本，來提高單位面積的生產效率。
所以在宋及宋之後，正經的耕讀傳家的人家，生育可以視為是頭等大事。在一個大宗族裡，每個小家庭都要承擔的義務不僅僅是自己的父母、祖父母，還包括宗族本身、宗族中的其他長輩，不僅要照顧好自己家的事兒，還要出人力、財力耕種公田、廟田、管理族產，所需要的人手也不一樣了。
這種權利義務關係和唐及以前依附於大莊園和大氏族的附庸關係可大不一樣。這種關係下，權力義務關係依靠的並非是血緣關係，而是地緣關係，這家佃農沒有後代，可以從本地區再招募佃農啊，而且因為在唐及以前，上升通道沒有建立，科舉制還不完善，普通人沒有進身之階，上層社會又不帶下層勞動人民玩，有沒有後代這件事並沒有後來的財富和社會文化上的意義。
宗族可不一樣，宗族要想發展得好，要想始終守住家族共有財產，依靠的可就全是本族後代是否眾多，是否有出類拔萃之人了。一是耕種、管理財產都需要人手，二是宗族在地方勢力是否穩固，全看族裡有沒有人能當官了。這種一人得道、全家昇天的人際關係，恰好是貴族時代結束，宗族時代開始後的產物。
典型的例子比如李贄，明代思想家、文學家。部尚書劉東星親自接他去山東寫作；歷史學家焦竑替他主持新書釋出會；文壇鉅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龍湖陪他一住三個月。每到一處，親戚們都拖家帶口前來投奔，期望能夠依靠同蔭的情分謀取利益。這種人際關係的形成，是宗族形成之後的產物。
也正因為有宗族，有這樣的人際關係，有無有後代就顯得非常重要。因為宗族之下，還有各家小家庭自己的利益，如果自家衰落了，沒有後代，那自然在整個大家庭中失去了話語權。所以有沒有後代這件事，就被每個家庭反覆地強調著。
至於現代，宗族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尤其是北方）成為過去，政策限制，一家只能生一個或兩個，核心家庭代替宗族式大家庭成為主流，延續香火、無後為大這種農耕時代的將出人頭地、宗族未來全部押寶在下一代身上的意識形態已經不再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