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說：一個人必須學會合理或者象徵性地表達他的攻擊性，否則，他就會出現心理問題。

一個人只要有了被人拒絕或輕視的感覺，無論表面上多麼狀態如常，但其內心，或者說是真自我，必然是充滿憤怒、攻擊性和破壞慾的，我將這叫作「黑色生命力」。

如果黑色生命力長期被忽視，沒有被看見，找不到向外表達的途徑，就會轉而向內攻擊自己。任何關係中，我們都要敢於用憤怒守住自己的界限。人沒有憤怒，猶如一個國家沒有武裝。“好人”總是壓抑心中的憤怒，在一次次內心廝殺中，假自我總是佔據上風。人的生命力不能向外伸展，就會向內塌陷，黑色生命力的轉化也就不可能完成。

做“好人”是要付出代價的，最容易產生的心理疾病，就是心灰意冷、消極厭世的神經症。（武志紅 文：《你內心的衝突，先消耗你，再逼瘋你》）

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文官集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處理政務時擯斥他個人的意志。萬曆皇帝自十歲即位開始，就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他的權威產生於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然而他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則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萬曆皇帝以他的聰明接觸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朱常洵的計劃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懶，對這個操縱實際的官僚集團日益疏遠，採取了長期怠工的消極對抗。

其實萬曆皇帝並不是第一個進行軟抵抗的，早在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時候，就用各種故意的隨心所欲，讓文臣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皇帝會放棄九五之尊而把自己封為一個大將軍，故意將自己降格到一個不識字的武弁的地位？ 這種惶惑以至憤慨，真正的原因在於是皇帝挖空了他們苦心構築的政治體系。

萬曆皇帝像

確實如此，在大明王朝，皇位是一種約束森嚴的社會制度。而萬曆皇帝朱翊鈞卻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規範，但是道德規範的解釋卻分屬於文官。他不被允許能和他的官僚一樣，在陽之外另外存在著陰。他之被拘束是無限的，任何個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責為逾越道德規範。

正是這種過度的壓抑，過度對個性和真實想法的約束，強制做一個“好人”，造成了皇帝內心的日益扭曲。

張居正死後的清算，只是這種長久被壓抑扭曲心理的一次釋放。

而之後的數十年不理政，自閉於深宮，沉溺酒色。更是可憐的萬曆皇帝心灰意冷、消極厭世神經症的充分展現。

參考文獻：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武志紅：《你內心的衝突，先消耗你，再逼瘋你》

萬曆皇帝在中國歷史上評價非常不好，甚至有觀點認為明朝最終走向滅亡萬曆皇帝要付很大的責任。萬曆皇帝被黑的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他曾經三十年不上朝，至於他為什麼怠政三十年不上朝，歷來有很多種說法，近年來有新的說法認為萬曆皇帝這是在採取一種非常高明的統治術。

文官的責任與皇帝的脾氣：

萬曆皇帝在繼位初期也是積極理政的，他也曾經想勵精圖治，但是後來由於與文官集團發生了衝突，他索性就不再上朝了，而是把政務交給文官集團，同時用宦官集團來平衡文官集團。

明朝自土木堡之役後，武官勢力消失殆盡，文官集團逐漸坐大，對皇權形成了一定製約，以萬曆皇帝的爺爺嘉靖為例，嘉靖皇帝為了給自己的生父一個名分，激起了朝廷內外的巨大爭議，皇帝與文官們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大禮議。

在張居正當首輔大臣的時候，朝政還有張居正、太監馮保頂著，萬曆皇帝除了受到張居正的管束之外，並沒有付出太多的精力。但是在張居正死後，朝臣當中並沒有可以代替張居正的人物，因此萬曆皇帝就必須自己獨自面對文官集團了。因為受到了文官集團的極大牽制，他自己想做的事基本都做不了，而文官們動不動就指責皇帝的弊端，甚至有時候用古代的昏君形象來警示萬曆皇帝，萬曆皇帝也逐漸感到心灰意冷。因此萬曆皇帝在1586年後就不再上朝了，他也許會這樣想，既然每天看到心煩，還不如不看見你們。

腿腳不太好，有損形象：

當然還有一種說法是萬曆皇帝的身體狀況限制了他不能正常臨朝理政。新中國成立後，萬曆皇帝的陵墓定陵曾經被開啟過，考古學家發現萬曆皇帝的右腿是呈現一種蜷曲狀的，而且右腿明顯比左腿短，因此可以判定萬曆皇帝的腿腳不是很好的，這就嚴重限制了他的正常行為活動。

雖然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但是實際上萬歷朝還是取得了一些成績的，比如萬曆三大徵，中西交流開始等待。因此，萬曆皇帝雖然不上朝，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是可以操控朝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