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防範弊政方針是重文輕武，守內虛外。具體改革有三個階段。

唐朝未期出現了五代分裂割據的局面，朝代更迭非常頻繁，短短五十多年，就經歷了五個王朝八姓十四君，趙匡胤陳橋兵變，奪取政權後，汲取唐代弊政的教訓，為了防止藩鎮、文臣、武將、後宮、外戚、宗室、宦官專權獨裁，引發社會動亂，也為了維護統治，鞏固君權，就制定了祖宗之法。

對於相權，在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外又設立：參知政事為副相，以分宰相的行政權；設樞密使為使相，以分宰相的軍權；設三司使為計相，以分宰相的財權。

對於軍權，實行的是官、職分離而差遣，分權而牽制，兵部尚書有職稱而無兵權；樞密使有奉旨調兵權而無領兵權；三衙司有領兵權而無發兵權。

對於藩鎮，首先取消節度使所管轄的州郡以下的屬縣(支郡)，管理範圍縮少；其次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文臣知州事，消弱節度使的權力；

對於財權，朝廷設立轉運使，負責監督各州財賦的使用和轉運，要求各州郡留有必要的經費外，其餘財賦全部輦送到京城，不得無故佔留。代替地方藩鎮的財貨自收自專，肆意徵稅問題，地方藩鎮喪失了財權，自然也就無法屯兵自重，避免了臣強君弱的弊端。

對於兵權，採取京城禁軍制和藩鎮廂軍制，皇帝不斷派遣使臣到全國各個藩鎮州郡屬轄的軍隊中選拔士兵，凡身強力壯之人都被選送到中央禁軍中，老弱病殘者組成廂軍，只用於服役聽差，不負擔軍事任務。

宋太祖採取的守內虛外、內外相制的策略，雖然消除了節度使反叛的隱患，加強了君主的中央集權，卻也造成了冗官、冗兵、冗費的局面，崇文抑武的習慣，卻也使兵力過於分散，難以抵禦外患，使得有宋一朝邊疆戰爭不斷，一味的割地賠款、資敵養敵，不僅給百姓增加負擔，又引起內外不安和更大的災難。

任何政策措施實行久了，都會出現弊端。由於祖宗之法的守內虛外政策，北宋內憂外患日益嚴重，在宋仁宗朝，仁宗趙禎被迫接受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建議，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實行慶曆新政。

一是明黜陟，對官員實行政績考核。按業績進行職務晉升或罷免。

二是抑僥倖，嚴格限制恩蔭作官，控制官僚子弟無功受祿，只靠世襲薦舉加入官僚隊伍，搞得政府機構臃腫，有才者也無用武之地和參政機會。

三是精貢舉，就是要選拔精明強幹、德才兼備之士。

四是擇長官，按照官吏的功過和辦事能力，進行推薦賢能的人，為民造福，為國建功。

五是均公田，就是平均官吏職田，使官員有足夠的供養和收入，不至於貪汙。

六是厚農桑，重視農業，重視生產，重視基礎建設，重視人民生活。

七是修武備，目的是搞好軍隊建設，加強訓練，防禦外患。

八是減徭役，減輕百姓負擔，減免繁忙雜役，鼓勵發展生產。

九是覃恩信，就是朝廷的赦令嚴格執行，獲得百姓信任。

十是重命令，就是要由朝廷統一各地法令，避免上層官員有令不行失去威望。下屬臣僚意氣用事弊病叢生。

雖然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以天下為己任，但是卻損害了官僚權貴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忌恨和反對，毀謗誣陷接踵而起，進而引起仁宗的猜疑忌諱，新法受到指責，人員受到汙衊，朋黨之爭興起，新政變革被廢。

到了宋神宗朝，也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希望對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實行改革，史稱熙寧變法，內容包括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稅法。軍事整頓方面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軍器監等方方面面。可變法一開始就遭到皇親貴戚，地主權貴的反對，又是施壓，又是指責，又是離間，又是詆譭，使得王安石左右為難，撤手不管。到是宋神宗有始有終，苦苦支撐，沒能挽救政治危局，卻也增加朝廷稅收。只是變法改革引起朋黨鬥爭激烈，變法政策時而興起時而打擊。直至北宋滅亡。變法紛爭收場。

宋朝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時代，由於沒有像其他朝代那樣，四處開疆拓土，稱雄四方，始終是一種防禦求和狀態，處在外患凌逼的陰影下，所以有弱宋之稱。再說到弊政，其實歷朝歷代都會存在，宋朝也不例外，特別是在兩宋在頻頻面對外患威脅時，統治階層隨風倒的情況時有發生，內部黨爭不休，加以奸臣弄權，導致朝令夕改，弊政迭出，民不聊生，使整個王朝長期處於積重難返的衰敗和風雨飄搖的紛擾之中。

那麼說到防範弊政的方針，這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兩宋期間，這種弊政出現與革新變法在不同階段都是始終相伴隨。

舉例說，官冗之患在中國歷史上莫過於兩宋時期了，據記載由於其特殊的官僚體制，冗官、冗兵、冗費問題始終困擾著兩宋，從朝廷到郡縣財政緊張，辛苦幹活的人常常得不到供給，老百姓遭到嚴重剝削。到了宋真宗即位之初，在大臣的諫議下搞裁員，鹹平四年六月，裁員冗吏近20萬，足見問題之嚴重。後來仁宗、神宗時期都有改革弊政願望，先後推行"慶曆新政""熙寧變法"但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撓而無法推行。

從大的方面來說，北宋建立以來，宋朝從政治到軍事，從中央到地方，都逐步採取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把政治、軍事、財政大權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其軍事制度的特點之一是兵權由幾個機構分管，各部門權力分散，權力集中於皇帝。

那麼具體來說說宋朝歷史上幾次影響較大的革新變法活動。

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是宋朝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次社會革新，主要從經濟、軍事、文教等方面入手，以期達到富兵強國目的。其中，保甲法的實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而另一次比較知名的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則是從改革人事制度開始的。儘管改革派官員用心照顧了官僚權貴的既得利益，但由於新政開始後朝廷派出的按察使巡視各地彈劾了許多無能、老弱、貪汙的官員，且“恩蔭”制度的改革，又使不少心懷僥倖的人失去了當官的希望，於是隨著改革的推進，對新政進行誹謗詆譭的言論越來越多，實施一年便無果而終。

但總體來說，宋朝皇帝為了穩固自己地位，總體是重文抑武，實行文官治國，對外實行了防禦策略，防止武將做大，這樣一種保守的依靠士大夫階層共治天下的策略，僅僅是想保住自己的江山。

範祖禹就曾經指出，“唯本朝之法，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裡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紙之詔，朝召而夕至，則為匹夫。”

蘇洵也提到“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命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裡，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

可以說透過諸位大臣的言論不難看出，宋王室對於相關問題給予的重視，尤其對駐外部隊軍權的掌控，顯得十分謹慎，而且在相關的認識方面也有很多高屋建瓴的認識，足見宋初對於軍事割據問題的重視。

而且宋太宗也提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可以說是對宋初整體的國家建設的一個思考和構想，這一點對於其時不斷快速發展的宋朝來講十分重要。

可以說，宋王朝初期的發展也得益於軍事和政治制度所提供的較好的發展環境，而且有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也可以說是其王朝穩固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