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後期的"牛李黨爭"是指牛李兩大家族之間的政治爭鬥，發生在唐朝晚期的安史之亂後，即9世紀末到10世紀初。這場黨爭是關於官僚體制中的權力鬥爭和地方勢力的對立。

牛李黨爭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唐憲宗時期。憲宗任用了牛李兩大家族中的成員擔任重要官職，使得這兩個家族在政治上具有了較大的影響力。然而，隨著憲宗逝世後，牛李兩家的爭鬥逐漸加劇。

牛家和李家都是有著深厚背景的大族，它們在地方上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人口和經濟資源。牛家主要集中在河東地區，而李家則主要分佈在河南地區。這兩個家族在政治上的競爭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爭奪朝廷的支援，以獲取更多的權力和地方資源。

牛李黨爭的激化也與唐朝政治體制的變革有關。唐朝後期，中央政權的衰落導致地方勢力的崛起，地方豪強勢力逐漸壯大，與朝廷的關係緊張。牛家和李家都是地方豪強家族，它們透過利用地方勢力和與其他官僚家族結盟來擴大自己的勢力，爭奪朝廷的控制權。

牛李黨爭在唐朝晚期形成了兩大派系，分別以牛李兩家為核心，互相爭奪朝廷高官職位和政治資源。這場黨爭不僅侷限於政治鬥爭，也涉及到了地方經濟、軍事和社會穩定等方面。

最終，牛李黨爭的結果是導了唐朝政權的進一步削弱和混亂，為後來的五代十國時期奠定了基礎。牛李黨爭也反映了唐朝後期政治體制的衰落和地方勢力的崛起，是唐朝末年政治演變的一個重要方面。

牛李黨爭的背景是唐朝後期政治腐敗、社會動盪和軍隊削弱。唐憲宗時期，宰相李德裕與太子少傅牛僧孺的矛盾激化，李德裕為了打壓牛僧孺，開始拉攏其他官員，形成了李黨。而牛僧孺也得到了一些官員的支援，形成了牛黨。兩個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最終演變成了牛李黨爭。

牛李黨爭的主要爭議點是對唐朝政治和經濟的改革方向。李黨主張加強中央集權，推行新法，加強軍隊，削弱地方豪強的勢力，以期恢復唐朝的國力。而牛黨則主張保護地方豪強的利益，反對新法，認為唐朝的國力已經無法恢復，應該透過和平外交來維持國家的穩定。

牛李黨爭的結果是李黨的勝利。唐憲宗死後，唐穆宗即位，李德裕成為了宰相，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並沒有帶來唐朝的繁榮，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和政治動盪，加速了唐朝的衰落。

總的來說，牛李黨爭是唐朝後期政治腐敗和社會動盪的產物，也是唐朝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唐代的牛李黨爭發生在九世紀的前半

葉，也就是唐朝的中後期。牛黨的首領是牛僧孺（780-848年）和李宗閔（?-846年）,李黨的首領是李德裕（787-849年）。

牛僧儒、李宗閔、李德裕三人都曾任過宰相，兩黨的一些重要成員，有的也作過宰相，有的擔任過中央和地方上的要職。因此，他們之間的鬥必然會對當時的政治產生重大的影響。

唐代中後期政治生活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藩鎮割據。藩鎮與中央政權的矛盾，是當時統治階級中的主要矛盾。

李德裕是反對藩鎮割據，維護中央集權的。會昌年間他當政時，力排眾議，堅決主張對擁兵擅命、盤據澤潞的劉稹進行軍事討伐，就是明顯的例子。

戰爭進行了一年多一些，平定了澤潞五州，打擊了藩鎮勢力，鞏固了國家統一，振奮了全國的軍心民心。正如《舊唐書》本傳所說，在這次平叛戰爭中，“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

與此相對立，大和五年（831年）牛僧孺為相時，盧龍節度使李載義被部將楊志誠所驅逐，楊志誠擁兵自立，牛僧孺卻是姑息偷安，承認這一既成事實。在平澤潞時，牛僧孺居住在洛陽，聞劉稹敗訊，每“恨嘆之”。二者態度鮮明對立。

宦官專權是唐代中後期政治腐敗的又一表現。宦官主持了好幾個皇帝的廢立，操縱朝政，並且直接與一些朝臣勾結。

李德裕是主張抑制宦官的權力的，他在抗擊回紇，平定劉稹的戰爭中，不許宦官干預軍政，加強了將帥的權力，使得指揮統一，軍權集中，保證了戰爭的勝利。他在會昌時的一些實施，都可看出是主張抑制和削奪宦官干政的。

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即指出：“唐自肅宗以來，內豎之不得專政者，僅見於會昌。“《讀通鑑論》卷26)

而李宗閔等人，卻有巴結宦官的事例。李宗閔本人就是由於依靠宦官的資助，才得以排擠掉李德裕，而做上宰相的。

唐朝中後期，西北和西南邊防相當緊張，經常受到回紇、吐番和南詔的侵擾。

李德裕在文宗大和年間任劍南西川節度使，整頓巴蜀的兵力，成績斐然，並使得相陷已久的西川入吐番的門戶維州歸附唐朝；

而這時牛僧孺為相，卻執意放棄維州，結果是平白丟掉重要的邊防重地，並使得降人受到吐番殘酷的報復性殺戮。

在對回紇的戰爭中，李德裕也是與牛僧孺相對立的。李德裕主張積極鞏固國防，保護邊疆地區的正常生產，在此基礎上與一些有關的少數民族政權保持和好關係；而牛僧孺則一味主張退讓，所執行的完全是一種民族投降政策。

李德裕在一些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主張和行動，在歷史上是進步的，他是一個要求改革，要求有所作為的政治家。

北宋時“慶曆革新”的名臣范仲淹就從這點著眼，對李德裕作了充分的肯定，說他“獨立不懼，經營四方，有相之功，雖奸黨營陷，而義不朽矣”（《述夢詩序》）。

如果我們把他的政見放在歷史的聯絡上來看，可以說，會昌政治是永貞革新的繼續。削奪藩鎮和宦官之權，革除朝政的種種弊端，對當時社會上的一些腐敗現象進行整頓，這是德宗末期以來要求改革之士的共同願望。

順宗時永貞革新是一個高潮，憲宗元和前期是又一個高潮，第三個高潮就是武宗會昌時期。會昌以後，唐朝就再也沒有出現這樣的高潮，唐王朝就在腐敗中走向滅亡。

唐中期以後，腐朽勢力越來越強大，革新力量無不以失而告終。會昌、大中之際是這兩大勢力最後一次的大搏鬥，結果以李德裕的貶死而宣告革新力量的失敗，牛李黨爭也就此結束。

牛李黨爭對於當時的文學也有很大影響，尤其與當時一些作家的政治態度和身世遭遇，更直接有關。

中晚唐文學上的幾位大家，除了韓愈、柳宗元因去世較早以外。其他如白居易、元稹、李紳、李商隱、杜牧，都牽涉到黨爭。另外如李翱，皇甫湜、孫樵等，也都在作品中涉及到這一斗爭。

元稹確有不少可訾議之處，他太熱中於仕進，往往在進退出處上招人非議。但元稹的有些方面是被人忽略的。他由江陵召回不久，在起草貶令狐楚為衡州刺史的制詞中，指責令狐楚在元和時“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奸邪之黨”。這兩句是說令狐楚附和李逢吉，阻撓對淮西的用兵，又巴結權臣皇甫鎛，排斥裴度等賢臣。

李逢吉正是李宗閔，牛僧孺等人早期的庇護者。元稹後來又直接與李宗閔發生衝突，指斥李宗閔等人利用科場弊端，為貴要子弟考取進士而奔走說情。

據說元稹為此事起草的詔令，使李宗閔等朋黨之徒切齒痛恨。正因如此，牛黨人物把元稹視為李德裕一黨，屢加排斥。

白居易的妻子是牛黨骨幹楊汝士從父之妹，正因為他與楊家有姻親關係，就在文宗時牛李鬥爭激烈之際，他主動請求出居洛陽，過著安閒不問世事的生活。

白居易後期之所以未能寫出如前期《新樂府》、《秦中吟》那樣的詩篇，與他的這種不問是非、消極逃避的政治態度極有關係。

激烈而複雜的現實鬥爭，能磨鍊一些作家的筆鋒，但也會模糊另一些作家的眼睛，捆住他們的手筆。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說元稹是李黨，白居易是牛黨，但如果脫離牛李黨爭的現實，元、白政治態度的變化也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釋。

李商隱更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過去的一些研究者有的說他是牛黨，有的說他是李黨，有的說他依違於兩黨之間而終於受到兩黨的排擠，有的則說他是牛李黨爭的無辜犧牲品。

李商隱坎坷的一生，他的瑰麗奇偉而又帶有濃厚感傷情調的詩句，如果不從當時的現實政治和牛李黨爭這一角度去理解，就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

李商隱在早期並未牽涉到黨爭，有的人說他的岳父王茂元是李黨，因此他也是李黨，這種說法是不可靠的，王茂元是一個節度使，他與黨爭無關。

李商隱後來從實際生活中對李德裕的政治主張有了認識，正因如此，當宣宗即位後，牛黨得勢，李德裕接連被貶，李黨處於無可挽回的失敗情況下，他卻用自己的一支筆為之辨誣申冤，表現了明確的是非觀念，堅持了傾向進步、追求理想的氣概和品質。

李商隱以自己的詩文表同情於李德裕，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就是表明地是將自己置身於從永貞、元和以來政治革新的行列的。

而腐朽勢力的強大，革新派的最終被扼殺，唐朝廷從此一蹶不振，腐敗的風氣重又瀰滿朝野，這，就是李商隱悲劇的真正根源。

我們研究和分析李商隱沉博絕麗而又撲朔迷離的富有悲劇色採的詩歌，是不能離開這一主要脈絡的。

對牛李黨爭性質的正確評價，有助於對當時一些作家政治態度和作品思想內容的研究。從文學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也會幫助我們更進一步對牛李黨爭作深入的研究。

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 張丁材

答：據瞭解，牛李黨爭，通常是指唐代統治後期的九世紀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閔等為領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之間的爭鬥。

鬥爭從唐憲宗時期開始，到唐宣宗時期才結束，持續時間將近40年，唐武宗時，李黨達到鼎盛，牛黨紛紛被罷免;唐宣宗的前期，李黨紛紛被貶謫到地方為官。最終以牛黨苟延殘喘、李黨離開中央而結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嘆。

牛李黨爭是唐朝末年宦官專權、唐朝腐敗衰落的集中表現，加深了唐朝後期的統治危機。

李德裕

唐太宗時期，統治集團內出現了一種濃厚的"民主"氣氛和許多敢於直言極諫，專折廷爭之臣。

鄭覃

武則天時期的高壓政策，使這種"民主"制度一度受損，在皇族與戚族之間發生了一場爭權奪利的鬥爭，官僚集團內部的矛盾也日趨激化。以張柬之為首的一派最終消滅了張易之、張昌宗 一派。姚崇、宋璟為首的集團掌握了朝政，使皇帝的權威又得到恢復，封建統治集團重新出現了團結局面，"民主"機制重新得以執行。

天寶年間，唐玄宗的進取精神減退，一味追求享樂，荒淫無度，又沉溺於道教與佛教之中，於是出現了李林甫一人"獨裁"的局面。李林甫執政晚期，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再度激化，隨著一大批傑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殺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為削弱。至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為宰相時，唐玄宗權力衰落，一切政務都由楊國忠行使最高權力。

唐太宗時的"民主"遺風被進一步破壞。"民主"的缺失，為牛李黨爭提供了政治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