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歷史愛好者，我嘗試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宋仁宗時的慶曆新政是以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杜衍、蘇舜欽等知識分子聯合發起的社會改革，重點以改革官吏制度為主要目標，最終功敗垂成，只延續了八個月。

慶曆新政也叫《十事疏》，由范仲淹撰寫，將新政方案總結為10條，分別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這10條改革內容可以分一下類，第一類就是針對官員採取的措施：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佔比例最大；第二類是針對國計民生採取的措施：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是直接關係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第三類是針對朝廷和皇帝本人提出的建議：覃恩信、重命令，並無實質性內容。

明黜陟，就是改革官員的升遷罷黜制度。這是針對北宋王朝庸官、冗官、貪官數量太多的弊端採取的措施。抑僥倖，主要將矛頭直指造成大宋王朝冗官氾濫的“蔭官”制度。擇官長其實就是明黜陟的具體實施措施，選擇優秀的官員，淘汰庸官、貪官和懶官。這3項改革措施是慶曆新政的核心，其他7個措施都是無關緊要的老生常談。也因為這3個措施直接損害了既有利益集團的利益，才遭到他們瘋狂的反撲。

據統計，最先下詔實施的措施是“擇官長”，時間是慶曆三年（1043年）10月12日；第二個實施的措施是“明黜陟”，時間是慶曆三年10月28日；第三個頒佈的措施是“抑僥倖”，時間是慶曆三年11月19日；第四個釋出的措施是“限職田”，時間是慶曆三年11月28日；第五個頒佈的措施是“精貢舉”，時間是慶曆四年（1044年）3月13日；第六個頒佈的措施是“減徭役”，時間是慶曆四年5月28日。

慶曆新政延續了八個月便無疾而終，甚至在社會上沒有掀起太大波瀾。新政失敗的原因很複雜，那麼，那麼到底是哪些原因導致了新政的流產呢。

第一個原因就與仁宗皇帝有關。從新政開始實施，到落魄收場，仁宗皇帝是左右這件事情的核心人物。後世很多研究者都認為慶曆新政是由仁宗發端，但是實施過程中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猛烈反撲，這才歸於失敗。不但後世這麼認為，連當時的人都持這種觀點，修撰《宋史》的元代丞相脫脫也不例外，他在范仲淹傳記裡寫道：“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實際上，不管既得利益集團多麼猖狂，攻擊多麼狠，只要仁宗皇帝堅決支援改革，成功的機率是很高的。而仁宗皇帝在變法期間自始至終採取虛以委蛇的態度，行事風格特別不正常。先是倉促提議改革，不給范仲淹等人充分的準備時間，在新政推行過程中，也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新政實行了沒幾個月，仁宗憑著一些捕風捉影的朋黨指控，就陸續罷免了幾乎所有的改革派。只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仁宗的行為，他根本就沒有改革的意願。

第二個原因就是新政改革觸及了北宋王朝的政治制度。改革派們還沒學會游泳，就一個猛子扎進了深水區，不出事才怪呢！選官和蔭官雖然存在諸多問題，但是這是北宋王朝得以正常運轉的根基，龐大的利益集團已經形成，除非有壯士斷腕的決絕，徹底更新既有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解決這些痼疾，否則只是痴心妄想。而在當時那個條件下，改革派們也沒那麼大的覺悟，根本無法辦到，遭到反對者口誅筆伐，也是情理之中。

第三個原因，新政上馬極為倉促，沒有長遠規劃，沒有分步實施措施，很多還停留在概念層面，執行起來非常困難。並且對於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估計不足，對於後續承接沒有可行的方案。比如，擇官長這個措施很不錯，淘汰了一大批庸官和蠢官，但是，這些人淘汰之後怎麼安排？直接把人家趕回家？讓人家從天堂掉進地獄，家族老小几十口上街要飯？這明顯不可行，也不人性化。

第四個原因，才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瘋狂反撲、撕咬改革派，這是表面原因。說實話，把別人逼得都活不下去了，他們能不狗急跳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