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首先糾正一下問題，秦度統一不完整，“度”是單指長度，秦始皇當時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 ，書同文字”(車同軌、書同文、錢同幣、幣同形、度同尺、權同衡、行同倫、一法度)。對於現代人來說，並不是什麼鮮事，但對遠在兩千年前的秦來說，確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尤其是在戰國時期，其意義絕對稱得上是一次重大的歷史改革。秦始皇統一度量衡，華夏民族朝著進步方向走出的最堅實的一步。

統一度量衡源於商鞅變法的深化，隨著秦始皇統一六國，商鞅變法的內容也在更加廣泛的區域內得到推行，由於秦始皇在沒統一六國之前各諸候國內所實行的行政制度和經濟制度與秦國是不同的，在經濟市場上所制定的度量衡也是不一樣。秦始皇在統一後的中國內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不光是便於行政和經濟上的管理，同時也初步形成了當時社會的另一個重要的體系，那就是當時相對公正平的社會體系。

一法度衡石丈尺有利於建立當時相對公平的社會經濟秩序。秦未統一之前各諸候國的內所用的度量衡並不一樣，如今天我們國內在稱重方面習慣用公斤，而歐美國家習慣用磅一樣，一公斤與一磅的實際重量是不一樣的。當時七個諸候國光衡器就有七個不同的數量，如果不統一制定一種通用標準的度量衡器，那麼社會經濟秩序就會亂，就無法有效管理。

其度量衡器由官府具體制作和指定，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這是一個規範有效管理當時社會經濟一項在力度措施。用於經濟交易、納稅的度量衡器由官府指定使用，私人不得私自制作。

一法度衡石丈尺有利於防範各種奸商叢中非法謀利和下級官吏透過各種不法手段少報瞞報國家稅賦。也就是說秦統一後在更大的範圍內制定市場規則，這樣一來可以杜絕奸商們透過各種非法手段來謀取不法利益。這對於當時整個社會來說，無疑是一種相對有效維護社會公平的舉措。

在長期受禮儀尊卑等級秩序，長期受階級與階級不可跨越的禮法世俗影響的人們中，此舉無疑是在經濟上帶來了一定的公平性，因長期受“貴族世襲”“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等禮法世俗的影響，下層民眾意識裡早就沒有了社會的公平意識。“一法度衡石丈尺”的推開是戰國亂世環境動盪結束後，人們在長達二百餘年的戰國社會里重新確定社會相對公平秩序的一項有力舉措。

中華大地在幾千年的紛紛擾擾中不知道破碎了多少回，正因為這三個條件，金甌始終無缺！

而商鞅方升就是統一度量衡的代表性文物！其意義怎麼說都不為過！

商鞅方升呈長方形，直壁，後有長方形柄，高2.3釐米，通長18.7、內口長12.4、寬6.9、深2.3釐米。

這件國寶左壁刻：“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可以看出，左邊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第一次刻字，講述齊國派遣由卿大夫等人組成的外交使團到秦國商討包括有關度量衡等事項，到了冬天十二月，大良造“鞅”頒佈標準計量器，以十六寸五分之一立方寸為一升。

底部刻字說明到了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統一全國，百姓安定，自立為皇帝，統一全國度量衡，仍然以一百多年前商鞅製作的方升為標準。

透過測量商鞅方升，可以得出秦國統一度量衡後一升的標準是當時的16.2立方寸。測算後可得知秦國當時的一尺約合今天的23.1釐米，秦國當時的一升約合今天的200毫升。

它是目前所見最早“以度審容”的國家級標準量器的實物，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是國家一級文物。據說，當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要求將該文物上交，上博卻只上交了一個幾可亂真的複製品，從而將中國唯一的一件商鞅親自監製、用以標升的青銅器皿留在了自家庫裡。

這個拓片中最大的印章是“合肥龔氏金石刻辭”，還有翁同龢及其孫輩翁試孫的鑑賞章和落款，中間的一段題跋龔心釗寫於1905年。

商鞅方升最早是由著名收藏家合肥龔家兄弟於1903年（癸卯）大約在8月下旬到9月中旬，龔心釗用重金從清暉閣買來“秦量”即商鞅量。後藏於龔氏湯泉別墅。在特殊時期被抄走，特殊時期結束後，龔家後人將商鞅方升和楚國金餅等祖傳的一大批珍貴文物悉數交給了上海博物館。但是1903年之前，商鞅方升在何人手中收藏？又是在何時何地出土？已經無法考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