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企業安全感主要受這幾方面影響：資本原罪、營商環境、競爭壓力。

一是歷史問題原罪。近期，司馬南手撕聯想和“楊柳依依”，上升到國有資產流失等敏感話題，引發社會熱議。胡錫進發聲表示：如果反過來追究過往的企業改制，形成一個運動，會打擊民營企業的積極性，增加他們的不安全感。從穩定和大局出發，胡錫進所言不無道理。像聯想、海爾等改制發展成功的明星企業，不少人把國有資產、集體資產流失的帽子扣上，畢竟曾經的國企、集體企業最後被職業經理人掌控，國有、集體持股被稀釋，個人資產大增。在這個操作過程中，國內法律法規尚不完善，在政策的鼓勵下摸著石頭過河，有的甚至胎死腹中，如科龍、健力寶。胡錫進談到的“原罪”，就在於此。畢竟現在存量的大型民企，不少是企業改制而來，有沒有人中飽私囊，肯定有；有沒有涉及到一些著名企業家，不排除，這就是原罪。政府考慮到當時的政策因素，只要不主動作尋死，應該不會再追求，也不應該再追究。

二是違法犯罪原罪。在企業發展壯大中，企業有沒有和政府工作人員官商勾結，輸送利益，利用官員的影響力謀取市場地位和經濟利潤？這個是肯定有的，特別是十八大以前。國家反腐倡廉不斷深入，“打虎拍蠅”牽連出來的企業老闆數不勝數，涉及的明星企業也不少。這種原罪一旦被發現，肯定要對相關企業人員進行處理，涉及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嚴厲處理，形成震懾。企業家在利用官員的職務便利，完成了資本積累，本身就是原罪，這也是不少企業家移民的原因之一，不是他對中國的法治、市場環境不放心，是對自己過往的犯罪行為不放心。

最近幾年，政府對營商環境的關注明顯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政府透過“放管服”改革，打通最後一公里，吸引更多的商事主體，活躍經濟。但從有關部門披露的典型案例來看，不少地區公職人員紀律、法治意識淡薄，十八以後不收斂、不收手，索賄受賄，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營商環境和政府公信力。不少基層執法人員，吃拿卡要的現象屢禁不止，給企業的發展和經營帶來不安全感。這種現象，越是不發達的地區營商環境越惡劣；反之越是經濟活躍發達的地區，政府工作人員素質較高、收入較高，營商環境建設得更好，形成連鎖反應。

壟斷行業的國企內卷也嚴重，比如移動、電信和聯通，但不涉及生死存亡之事。民企和國企最大的區別是與政府機關的關係，從中獲取的資源是民企無法企及的，權利和義務對等，國企承擔的社會責任也遠大於民企。民企的危機感更甚於國企，因為大多生存在完全競爭市場。民企競爭對手涉及國內國外，政策、成本、技術、環境等影響巨大，中國的企業平均存活時間不到三年。

從這次房地產調控來看，為什麼保利等國企、集體企業活得相對好，而恆大等民企朝不保夕、風雨飄搖呢？答案就是背靠大樹好乘涼，地產業的國企和民企的融資成本是天壤之別。銀行恨不得國企把錢都貸走，畢竟有兜底保障；民企的貸款利率高，中間環節成本更高，這也是企業的巨大負擔。當然恆大等民企暴雷不僅僅是融資方面，但僅從銀行融資這一塊，國企就對民企形成了明顯競爭優勢。

說反了吧，國營企業有國家強大的政策和資金支撐，是國家扶持的，怎麼沒感安全感了，工作沒動力，沒起色，沒能力的個人在那裡都不好混，才沒安全感！希望不是提問者！

真沒看到大陸企業所謂的有“很多”沒有安全感的！中國企業背靠祖國這棵參天大樹，能遮風擋雨。讓大陸企業能在國際上兇險的大環境中無後顧之憂，勇往直前。相反，外國企業在疫情倒是中死傷無數，外國政府也無暇顧及。那才叫沒有安全感！

做企業的，怎麼可能有安全感？市場變化？成本上升，競爭壓力？這些時時刻刻都在威脅著企業的生存？全球各地行業巨頭破產或被迫轉型的數不勝數，強如蘋果、微軟這類全球巨無霸，都在想盡辦法甚至不擇手段的去維護自身生存，你能問出這種問題，還這麼有指向性，不是蠢，就是壞，沒準就是行走的5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