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自魏晉南北朝之後，文風日盛，這主要得益於江南總體還算比較和平安寧的生活環境。在中國歷史上，每當北方戰亂頻發時，南方很自然就成為避亂的場所。因此，歷史上也發生過多次，大量的北人南遷，這對江南的文化昌盛，有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江南自古就是魚米之鄉，在寧波的河姆渡文化遺址當中，就發掘出了7000多年前的稻穀。當一個地方的生活資源豐富，豐衣足食不成問題的時候，重視文化教育，就是很自然的一種生活延伸。因此，整是因為江南物質條件富足，才為一代代才子佳人的出現，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此外，江南的山水優美，氣候宜居，這樣的生活環境也很能吸引文人墨客棲居在這裡。隨著文化氣息的不斷加深，自然也會影響一代代的後人。正所謂“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薰陶之下，為江南才子的誕生，打下了厚實的人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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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江南出才子，為什麼偏偏是江南？提到“才子”，我們也習慣性的在其前面加上“江南”二字。江南的文化薰陶是多方面的，我們不妨就從一個江南小鎮——同裡，開始說起。

如果在同裡只進行匆匆忙忙的一日遊，那麼你很可能會錯過退思園身後的麗則女學校址。這個清幽的院落藏在幽深的南壕弄盡頭，推開窄小的黑色木門，眼前的世界立即從熙來攘往的古鎮街景切換到靜謐模式：綠蔭叢叢，掩映著民國風格的小樓，三層的主樓還保留著曾經的教室，從最頂層的視窗向西望去，能從一個不同的角度觀察到退思園中的建築。如今，在這座庭院的正中有一座碑亭，亭中安置的石碑被當地百姓簡稱為“國恥碑”。

“國恥碑”立於1915年，碑文由時任中學部國文老師的錢基博（國學家，錢鍾書之父）撰寫，當中雖未直接點名道姓，但也矛頭直指當時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有損中國利益的“二十一條”。這說明，同裡這小小的江南小鎮並不閉塞，對於發生在北京的重大事件，這裡的師生都心明眼亮。

同裡普安橋，當地人也叫它“讀書橋”。 攝影/ 李堅強

麗則女學是清末民初整個吳江縣域內最重要的女子學堂。創辦人任傳薪起初把自家院落改造成辦學場所，後又在自家院外擇址新建了一座在當時設施很是齊全的教學樓（就是現在能看到的那座小樓），還不惜重金延請師資，除了錢基博，還有任傳鶴、顧乃行、顧乃復、錢祖翼、範煙橋等當時的文化名家在此傳道授業。

任傳薪的家，就是同裡最著名的退思園。

退思園

退思園首任園主任蘭生是任傳薪的父親，他曾官至清廷的正三品代理按察使，去職後回到故鄉同裡，建退思園。任蘭生走了一條很傳統的中國士人階層的人生軌跡：出身地方大族，個人又富才能，祖孫幾輩皆學優而仕、拜官耀祖，後來雖然被貶斥罷官，也常思“退思補過”，以求再起，回到他熟悉的那個官場中去。

在同裡古鎮裡，若仔細留意，還能看到不少很傳統的生活方式被老一輩人傳習下來，就像這每日清晨和傍晚拆卸和安放的木門板，賦予了同裡一種和自然相關的節奏。 攝影/ 張律堂

任蘭生肯定想不到，傾注了自己所有審美旨趣的美宅良園，自己只享用了不到兩年就撒手而去。這座承載著任家詩書繼世理想的園子在荒廢了二十餘年後，竟在兒子任傳薪的手中變成了新文化在同裡的一個重要根據地。

退思草堂

發生在江南小鎮同裡的這場變革並非偶然，反倒更像是一次條件成熟的順水推舟。

明清時代，發達的工商業讓江南的社會層級更加多元，培育出一個介於官商和農民之間、數量龐大的“富民階層”，他們多事工商，擁有財富但沒有政治地位。有了經濟基礎，這群“富民”自然希望謀求更多的權利，這其實也是在為自身缺少安全感的身家財產尋求一種政治上的庇護特權。

其實，在幾乎同時代的歐洲也有類似的一群人，他們構成了早期的資產階級群體，並一路推動著社會啟蒙、改良、革命，直到推動了整個世界的鉅變。

而在東方，因為種種原因，這群中間階層的人最終沒有選擇與傳統對抗，反而開始積極尋求與社會頂層合流。

清晨時分，兩位早早出門的老人在退思園牆外的南壕弄中相遇、寒暄。 攝影/ 趙毅偉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學習和科考是向上流動的現成路徑。與此同時，明朝官方大力鼓勵民間自行辦學興教——這與江南有錢人的“使用者需求”一拍即合，士紳和富民為了財富安全，需要與權力攀附，送自家子弟求學入仕無疑是最保險的途徑。於是，私學大量興起，江南地區的文教之風愈發繁盛。

這番風習貫穿了終明一世，也經歷了清初文字獄的碾壓，一直延續到近代。既是私學，那麼總會有一定的自由空間，讓辦學者或教師的個人色彩得以灌注其中。如此一來，地方士紳其實就成了引領風潮的重要群體。

待晚清的鉅變時代來臨，經濟基礎與時代轉折共同作用，使江南的地方文教事業得以迅速轉身。1904年，清廷頒佈了《奏定學堂章程》，鼓勵地方自辦學堂，推行新式教育，江南地區民間辦學的傳統被徹底啟用，從上海租界中傳過來的各種思想像出閘之水一樣漫灌到市鎮和鄉村。

第二年，清政府廢除了使傳統教育還有一絲存在意義的科舉制，從官方層面完全認可並轉向了新式教育。身在北京的皇族官僚們沒有想到，南方早已開啟的民智遠遠超出了他們能夠控制的範圍，並最終掘了他們自己的祖墳。

任家父子一舊一新的教育履歷正是江南教育變革的一個縮影。根據對任蘭生為官曆程的記載，他應該不是一個守舊的頑固派，只是個循規蹈矩、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官僚。但僅僅一代人之後，新時代、新思想就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子輩身上，變革之快也著實令人驚異。

小橋流水的背景中，扁舟搖過水岸人家的窗前——最經典的江南水鄉意象莫過於此。 攝影/ 同裡古鎮保護管理委員會

這個時間段正是同裡歷史上的一個文化高期。“高峰”，指的不僅是人才湧現和文化造詣上的巔峰，也體現在代表近代化的新式教育的突然出現和迅速傳播。

江南發達的工商社會使這裡的人多多少少都富有一種實用主義精神。一批眼界寬廣的文化人發現為了應試科舉的舊式教育已經無法再滿足新的時代需求，就開始嘗試新的教育方式，培養出的一代新式人才，很多都在日後轟轟烈烈的革命年代走上了歷史前臺。

1902年成立的同川自治學社是同裡近代教育的濫觴，創辦者金松岑不僅在教學科目中加入了科學、外語、實用技術等，更是開創性地把“軍國民”教育納入教學內容，相當於把基本的軍事訓練和思想政治教育糅合在課程之中，讓學生不僅能接觸到最新的知識，也同時培養了年輕一代的家國情懷甚至戰鬥素養。

同川學堂不僅在同裡開了近代教育的先河，也是整個吳江地域的先驅。在它的影響下，不到十年，近代教育就遍佈了吳江的水鄉村鎮。

晨光熹微時，捕魚人載著鸕鷀出發乘舟出發。 攝影/ 聞軍

文化的高峰期對應著同裡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的時間段。同裡原本是個米市，深藏在湖蕩地帶、不靠運河，規模比不上週邊一些大型墟市。太平天國之亂後，周邊商業市鎮紛紛敗落，原本交通區位不太有優勢的同裡遭到的戰火炙烤不算嚴重，外面的商賈紛紛聚集過來，便自然發展成了一個重要的米糧集散地，富甲一方。這一點在同裡保留下的眾多宅院建築上最能體現。

華人對豪華家宅的喜好無需多言，無論是官商還是士紳，只要財力許可，都不會在造園建宅上過於吝嗇。江南人造園，不只是為了榮耀鄉里，更是希望把自己的學識意趣和思想情感寄託在精心雕琢的景觀之中。

同裡鎮不大的地域內彙集了多家極富文化價值的大型宅院園林，其中有建於明清的，但包括退思園在內更多的則出現於晚清民國，這與同裡的黃金時代正相契合。

光影遊廊

內亂之中衰落的不僅是一些商貿市鎮，更有蘇州和杭州這兩個昔日的中心城市。面臨戰火的富人帶著他們的財富紛紛前往上海的租界避禍，上海灘因這筆意外的收穫，迅速成長為整個東亞的經濟文化中心。與此同時，包括同裡在內的一些未曾遭受嚴重毀壞的江南城鎮紛紛得到了發展機遇，蘇州的樞紐地位不再有吸引力，上海才是它們的新龍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缺少政治色彩的江南水鄉城鎮由於少了舊式官僚階層的阻礙，會比蘇州或杭州更容易實現變革。

同裡依傍吳淞江水運之利，與上海的聯絡具有先天優勢。據記載，1907 年秋，同裡裕青洪記輪局開通同裡到上海的班輪，而同裡與蘇州之間的輪船運輸，則是到了1926 年方才創設。汽輪船載著一批批人往復進出，這其中，就坐著從江南、從同裡走出來的時代弄潮兒們。

行色匆匆的遊人從老屋門前閃身而過。外面的世界變遷飛快，同裡古鎮則依舊生活在自身從古至今始終秉持著的不疾不徐的節奏之中。正因如此，才以它獨特的氣質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訪客前來探訪、體驗。 攝影/ 李堅強

本文及圖片摘自《地道風物：同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