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說書是一種古老文化的現代延續。我們相信，盲說書人的祖先源自一個地位顯赫的重要群體，他們的說唱起源於古老的儀式，由對神靈的重複呼告和祈禱而韻律化，逐步發展到簡單的敘事，並向著英雄和歷史的方向演進。時間降低了先秦瞽蒙的地位，盲說書人的祖先未能發展出如他們的西方同行那樣的史詩鉅製，他們被迫離開宮廷，淪為靠乞討為生的行吟者。他們延續了傳統。在漫長的歲月裡，那些未被文字和書寫所侵擾、充斥著大量文盲的鄉村社會，成為他們新的天地。隨著新的外來宗教敘事的蔓延，他們受到影響，由簡單的行乞歌，發展為具有濃郁的勸世主旨、固定文字體制和表演儀軌的藝術形式，併成為推動文學史和人類口頭文化演進的巨大動力。
“口頭傳承的死亡並非在書寫被採用之時，而是在出版的歌本流傳於歌手中間之時。”死神並未按著洛德所預言的方式如期而至，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老一輩說書人是目無所見的盲人，即使有人讀給他們聽，他們所受書面文字的影響也微乎其微。對於他們來說，傳統是根深蒂固的，不會輕易地改變。
筆者曾在採訪中請一位說書人將書詞複述一遍，他卻表示書只能唱。的確，年輕的說書人在師傅的嚴厲管束下從頭至尾地學一本書，他追求的只是記住，而不是背誦——他從來沒有想過要那樣做。事實上，離開三絃（或琵琶）音樂的喚醒，即使那些擁有海量腹藏的最優秀的說書人也會迷失——他只能給你講故事，而不會背誦一段唱詞。最典型的例子來自一位著名的琵琶書盲說書人，我們特意找到白旭章，希望他能補全他師父生前留下的《雙頭馬》錄音開頭殘缺的部分。白旭章那時因患腦梗引起半身癱瘓，已不能彈琵琶了。然而，他令人感動地答應了，堅持把琵琶抱在懷中，右手拍打著弦。只有這樣，他才能獲得感覺，記憶才能被重新喚醒；否則，他就想不起書詞。
大量木刻本和石印本鼓詞曾在說書人中間流行，盲說書人從這類書面文字中記住書詞。它們成為他的腹藏，但並不會隨時浮現出來。即使進入表演者的角色，三絃彈奏的音樂將記憶喚醒，他也不可能一字不差地複製書面文字，他依然在創作。所不同的是，他的演唱顯得更加流暢，偶然會出現一些特別的詞，描述和渲染性的唱段變得整齊而華麗。他從書面文字中得到了提高，而不是變成它的奴隸。出於相同的原因，說書人對於從師傅和書面文字中獲得的書詞並不完全理解，他無法用準確的語言向你解釋他演唱的書詞。“解不下，師傅就這麼教的”，類似的回答，在採訪中經常遇到。經驗告訴我們，我們需要做一些推測：
“楊七郎死在……”
“等一下。張師，你最後三個字唱的是什麼？”
“八表柱。”
“是花椒樹麼？”
“好像不是。”
“那是荒郊樹？”
“他是被綁住，用箭射死的。”
“是靶標柱。”
“好像……”
書面文字並不是導致口頭傳統死亡的罪魁禍首，真正的天才不受書面文字限制。相反，對於絕大多數並非天才但勤奮的盲說書人來說，書面文字的作用是積極的。
傳統的蛻變首先是從主體開始的。如前所述，先秦時代盲說書人的祖先曾遭受人類文明車輪的重創，被迫流落民間。在漫長的歷史程序中，盲說書人並沒有忘記曾經的榮耀，表達出一種強烈的自我身份認同：
你聽聽說書人的身份。有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中九流是：一流舉二流醫，三流堪輿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咱（說書人）就是琴棋，是中九流。……七優八娼九吹手。什麼是優，戲子！和妓女、吹手一樣，屬下九流。說書人不是戲子，是為了勸化世人。
過去，人們把說書人叫“先生”，說書人見縣官他就不敢讓你跪，你給他拱手他要還禮呢，他就和先生一樣對待。我們說書人那會兒就是見縣官不下跪，因為是高臺勸化。
——採訪楊樹祥錄音
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後，大批明眼人紛紛加入說書人行列，取代盲人成為陝北說書新的主體。與此同時，一個新的稱謂——書匠應運而生，它取代先生，成為當代陝北說書人共同的名字。對於自我身份的沉淪，老一代盲說書人感到憤慨，充滿焦慮，然而，新的年輕的說書人蓬勃地成長，騎著機車馳騁在古老高原上，迅速佔據各種臺口，成為新的表演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老一代盲說書人的弟子或再傳弟子，但他們的師承譜系是離散的、不穩定的，有的受到過正式的訓練，有的僅僅和師傅一起在廟會說過幾場書，他們更多靠磁帶和錄音機學習而不是師傅傳授。他們對傳統是淡漠的，說書對於他們而言，是地地道道的養家餬口的手段。
新一代說書人群體中只有少數文盲存在，他們絕大多數有小學以上文化程度，有的甚至讀過高中。他們可能成為書面文字真正的受害者。然而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至少到目前為止，這種情況還沒有普遍發生。大批木刻本和石印本鼓詞在“文革”中被毀掉了，僥倖留存下來的被當作價格不菲的古董，為圖書館和少數收藏者據為己有，它們再沒有大規模印刷出版。少數眼明的說書人透過各不相同的手段從師傅或別處得到一兩種“猴本本”（即袖珍本鼓詞），如獲至寶，小心翼翼地包裹起來，除了偶爾向同行炫耀外，不會把它作為死記硬背的物件。因為他十分清楚，即使他那樣做了，也絲毫無助於他知名度的提高——在追求視覺化表演效果和過度娛樂的時代，源自書面文字的文雅書詞是不合時宜的。
口頭傳統的死敵並不是書面文字，它和後者一樣，在與新的大眾媒體的挑戰中落於下風。從先生到書匠，說書人主體地位的沉淪同樣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他們將再次被放逐，退到偏遠的地方，直到消亡。
20世紀70年代，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將現代工業文明帶入古老的黃土高原，新的媒體和娛樂方式迅速進入千家萬戶，說書被擠出鄉村娛樂中心的地位。說書人連續兩個月在一個村子裡挨家挨戶說家書的盛況一去不復返了，對於年輕的說書人來說，這是好事——至少他們不必為自己會說的書太少、不得不打重本而擔驚受怕了。家書仍然存在，並且向城鎮延伸，但很少出於敬神還願的目的，取而代之的是喬遷新居暖窯、給老人過壽、小孩子做滿月等慶典。這種場合中的表演通常是短暫的、不連續的。即興的奉承和短篇笑話成為演唱的內容，傳統長篇大本曲目失去了表演的場所，逐漸被人們遺忘。
然而，物質生活的富裕並沒有消解人們信仰的熱情，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伴隨著新修、重修寺廟之風盛行，陝北農村廟會活動復興。憑藉在儀式程式中的不可替代性，廟會書仍保有一席之地，但其地位已今非昔比。2014年暑假，筆者採訪被譽為子洲四大名山之一的露普山興隆寺廟會，氣勢雄偉的靈應塔下，新搭建的戲臺屹立在廣場上，榆林市民眾文工團正在唱晉劇。臺下人流湧動，熙熙攘攘，各種瓜果小吃一應俱全，一派紅火熱鬧的景象。昔日佔據主角地位的說書人被擠到大殿旁一個偏僻的角落，簡陋的書桌前，幾位說書人正在表演，十幾位村民席地而坐，一邊聽書，一邊盡情地拉著家常。這是當今陝北農村廟會書的真實圖景，在與地方戲、道情等藝術形式的競爭中，說書越來越邊緣化，失去了昔日的輝煌。
講究奢華的排場是香火鼎盛的大廟會的專利，對於請不起戲的鄉村小廟會來說，說書是唯一的形式。為了留住聽眾，同時也為了生存，新一代說書人可謂煞費苦心：他們的團體普遍增加了演員和女性表演者——這意味著演出成本的增加。然而，這種出於表演和聽眾趣味考慮的做法，只會使說書陷入更為粗俗的泥潭。演唱的故事才剛剛開始，年輕人便不顧老年人的反對，大聲喊叫著要求改變表演形式。說書人被迫停了下來，兩名女性表演者走上前來，一種臨時排練的粗俗的表演形式重新開場了，遠處傳來年輕村民的歡笑聲。對於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說書人既感到憤慨，又別無選擇。新的大眾審美趣味已經形成，一個追求視覺化感官效果的接受群體被培育出來了。隨著蹲坐在書場最前方磚頭塊上的老年人相繼離去，陝北說書將失去最後的書根。
2006年5月，陝北說書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被寫入“文化記憶”的網路中。面向新的未來，新一代說書人必須面對挑戰，並在保持傳統和適應時代之間做出艱難選擇，他們也許會創造屬於他們的輝煌。然而，對於持續了千餘年的傳統來說，過去的歲月將一去不復返。無論如何，讓我們再次聆聽，並永遠記住陝北黃土高原上那渾厚蒼茫的聲音——
彈起三絃定準音，
各位鄉親一聲請。
開口不把別的拉，
說一段故事大家聽。
摘自孫宏亮《彈起三絃定準音：陝北說書考察》
陝北說書是一種古老文化的現代延續。我們相信，盲說書人的祖先源自一個地位顯赫的重要群體，他們的說唱起源於古老的儀式，由對神靈的重複呼告和祈禱而韻律化，逐步發展到簡單的敘事，並向著英雄和歷史的方向演進。時間降低了先秦瞽蒙的地位，盲說書人的祖先未能發展出如他們的西方同行那樣的史詩鉅製，他們被迫離開宮廷，淪為靠乞討為生的行吟者。他們延續了傳統。在漫長的歲月裡，那些未被文字和書寫所侵擾、充斥著大量文盲的鄉村社會，成為他們新的天地。隨著新的外來宗教敘事的蔓延，他們受到影響，由簡單的行乞歌，發展為具有濃郁的勸世主旨、固定文字體制和表演儀軌的藝術形式，併成為推動文學史和人類口頭文化演進的巨大動力。
“口頭傳承的死亡並非在書寫被採用之時，而是在出版的歌本流傳於歌手中間之時。”死神並未按著洛德所預言的方式如期而至，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老一輩說書人是目無所見的盲人，即使有人讀給他們聽，他們所受書面文字的影響也微乎其微。對於他們來說，傳統是根深蒂固的，不會輕易地改變。
筆者曾在採訪中請一位說書人將書詞複述一遍，他卻表示書只能唱。的確，年輕的說書人在師傅的嚴厲管束下從頭至尾地學一本書，他追求的只是記住，而不是背誦——他從來沒有想過要那樣做。事實上，離開三絃（或琵琶）音樂的喚醒，即使那些擁有海量腹藏的最優秀的說書人也會迷失——他只能給你講故事，而不會背誦一段唱詞。最典型的例子來自一位著名的琵琶書盲說書人，我們特意找到白旭章，希望他能補全他師父生前留下的《雙頭馬》錄音開頭殘缺的部分。白旭章那時因患腦梗引起半身癱瘓，已不能彈琵琶了。然而，他令人感動地答應了，堅持把琵琶抱在懷中，右手拍打著弦。只有這樣，他才能獲得感覺，記憶才能被重新喚醒；否則，他就想不起書詞。
大量木刻本和石印本鼓詞曾在說書人中間流行，盲說書人從這類書面文字中記住書詞。它們成為他的腹藏，但並不會隨時浮現出來。即使進入表演者的角色，三絃彈奏的音樂將記憶喚醒，他也不可能一字不差地複製書面文字，他依然在創作。所不同的是，他的演唱顯得更加流暢，偶然會出現一些特別的詞，描述和渲染性的唱段變得整齊而華麗。他從書面文字中得到了提高，而不是變成它的奴隸。出於相同的原因，說書人對於從師傅和書面文字中獲得的書詞並不完全理解，他無法用準確的語言向你解釋他演唱的書詞。“解不下，師傅就這麼教的”，類似的回答，在採訪中經常遇到。經驗告訴我們，我們需要做一些推測：
“楊七郎死在……”
“等一下。張師，你最後三個字唱的是什麼？”
“八表柱。”
“是花椒樹麼？”
“好像不是。”
“那是荒郊樹？”
“他是被綁住，用箭射死的。”
“是靶標柱。”
“好像……”
書面文字並不是導致口頭傳統死亡的罪魁禍首，真正的天才不受書面文字限制。相反，對於絕大多數並非天才但勤奮的盲說書人來說，書面文字的作用是積極的。
傳統的蛻變首先是從主體開始的。如前所述，先秦時代盲說書人的祖先曾遭受人類文明車輪的重創，被迫流落民間。在漫長的歷史程序中，盲說書人並沒有忘記曾經的榮耀，表達出一種強烈的自我身份認同：
你聽聽說書人的身份。有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中九流是：一流舉二流醫，三流堪輿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咱（說書人）就是琴棋，是中九流。……七優八娼九吹手。什麼是優，戲子！和妓女、吹手一樣，屬下九流。說書人不是戲子，是為了勸化世人。
過去，人們把說書人叫“先生”，說書人見縣官他就不敢讓你跪，你給他拱手他要還禮呢，他就和先生一樣對待。我們說書人那會兒就是見縣官不下跪，因為是高臺勸化。
——採訪楊樹祥錄音
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後，大批明眼人紛紛加入說書人行列，取代盲人成為陝北說書新的主體。與此同時，一個新的稱謂——書匠應運而生，它取代先生，成為當代陝北說書人共同的名字。對於自我身份的沉淪，老一代盲說書人感到憤慨，充滿焦慮，然而，新的年輕的說書人蓬勃地成長，騎著機車馳騁在古老高原上，迅速佔據各種臺口，成為新的表演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老一代盲說書人的弟子或再傳弟子，但他們的師承譜系是離散的、不穩定的，有的受到過正式的訓練，有的僅僅和師傅一起在廟會說過幾場書，他們更多靠磁帶和錄音機學習而不是師傅傳授。他們對傳統是淡漠的，說書對於他們而言，是地地道道的養家餬口的手段。
新一代說書人群體中只有少數文盲存在，他們絕大多數有小學以上文化程度，有的甚至讀過高中。他們可能成為書面文字真正的受害者。然而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至少到目前為止，這種情況還沒有普遍發生。大批木刻本和石印本鼓詞在“文革”中被毀掉了，僥倖留存下來的被當作價格不菲的古董，為圖書館和少數收藏者據為己有，它們再沒有大規模印刷出版。少數眼明的說書人透過各不相同的手段從師傅或別處得到一兩種“猴本本”（即袖珍本鼓詞），如獲至寶，小心翼翼地包裹起來，除了偶爾向同行炫耀外，不會把它作為死記硬背的物件。因為他十分清楚，即使他那樣做了，也絲毫無助於他知名度的提高——在追求視覺化表演效果和過度娛樂的時代，源自書面文字的文雅書詞是不合時宜的。
口頭傳統的死敵並不是書面文字，它和後者一樣，在與新的大眾媒體的挑戰中落於下風。從先生到書匠，說書人主體地位的沉淪同樣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他們將再次被放逐，退到偏遠的地方，直到消亡。
20世紀70年代，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將現代工業文明帶入古老的黃土高原，新的媒體和娛樂方式迅速進入千家萬戶，說書被擠出鄉村娛樂中心的地位。說書人連續兩個月在一個村子裡挨家挨戶說家書的盛況一去不復返了，對於年輕的說書人來說，這是好事——至少他們不必為自己會說的書太少、不得不打重本而擔驚受怕了。家書仍然存在，並且向城鎮延伸，但很少出於敬神還願的目的，取而代之的是喬遷新居暖窯、給老人過壽、小孩子做滿月等慶典。這種場合中的表演通常是短暫的、不連續的。即興的奉承和短篇笑話成為演唱的內容，傳統長篇大本曲目失去了表演的場所，逐漸被人們遺忘。
然而，物質生活的富裕並沒有消解人們信仰的熱情，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伴隨著新修、重修寺廟之風盛行，陝北農村廟會活動復興。憑藉在儀式程式中的不可替代性，廟會書仍保有一席之地，但其地位已今非昔比。2014年暑假，筆者採訪被譽為子洲四大名山之一的露普山興隆寺廟會，氣勢雄偉的靈應塔下，新搭建的戲臺屹立在廣場上，榆林市民眾文工團正在唱晉劇。臺下人流湧動，熙熙攘攘，各種瓜果小吃一應俱全，一派紅火熱鬧的景象。昔日佔據主角地位的說書人被擠到大殿旁一個偏僻的角落，簡陋的書桌前，幾位說書人正在表演，十幾位村民席地而坐，一邊聽書，一邊盡情地拉著家常。這是當今陝北農村廟會書的真實圖景，在與地方戲、道情等藝術形式的競爭中，說書越來越邊緣化，失去了昔日的輝煌。
講究奢華的排場是香火鼎盛的大廟會的專利，對於請不起戲的鄉村小廟會來說，說書是唯一的形式。為了留住聽眾，同時也為了生存，新一代說書人可謂煞費苦心：他們的團體普遍增加了演員和女性表演者——這意味著演出成本的增加。然而，這種出於表演和聽眾趣味考慮的做法，只會使說書陷入更為粗俗的泥潭。演唱的故事才剛剛開始，年輕人便不顧老年人的反對，大聲喊叫著要求改變表演形式。說書人被迫停了下來，兩名女性表演者走上前來，一種臨時排練的粗俗的表演形式重新開場了，遠處傳來年輕村民的歡笑聲。對於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說書人既感到憤慨，又別無選擇。新的大眾審美趣味已經形成，一個追求視覺化感官效果的接受群體被培育出來了。隨著蹲坐在書場最前方磚頭塊上的老年人相繼離去，陝北說書將失去最後的書根。
2006年5月，陝北說書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被寫入“文化記憶”的網路中。面向新的未來，新一代說書人必須面對挑戰，並在保持傳統和適應時代之間做出艱難選擇，他們也許會創造屬於他們的輝煌。然而，對於持續了千餘年的傳統來說，過去的歲月將一去不復返。無論如何，讓我們再次聆聽，並永遠記住陝北黃土高原上那渾厚蒼茫的聲音——
彈起三絃定準音，
各位鄉親一聲請。
開口不把別的拉，
說一段故事大家聽。
摘自孫宏亮《彈起三絃定準音：陝北說書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