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傳入日本在六至九世紀，可分為兩期：

第一期是漢文化以百濟為跳板傳入日本。百濟接近日本，有地利之便，所以在六、七世紀，兩者關係非常緊密。在南北朝時期，百濟的文化，主要來自於南朝，百濟的佛教讀經音就是南朝的口音，而儒學方面，有南朝派博士到百濟的記錄。日本史書中最早的儒學老師王仁和阿直歧都來自百濟，其中王仁應該是百濟漢人。但這兩人到日本的時間可能有誤，應該在六世紀。在六世紀，百濟還派了其他五經博士和技術人員到日本。663年白江口之戰以後，百濟、高句麗先後亡國，兩國大批的流亡人員流入日本，並在日本朝廷擔任官職，其中文化方面，百濟人佔有重要地位。

第二期是白江口之戰以後，日本開始直接向唐朝學習。日本於701年制定《大寶令》，大寶令之前，日本已創設了學校，名叫“大學寮”，大學寮類似於唐朝的國子監。大學寮的學生約400人，其學習的內容，完全模仿唐朝。學生主修《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左傳》，兼學《孝經》、《論語》。其中《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為小經。

除大學寮的教育之外，天皇、太子等都有老師專門為他們講課，學習內容除經書外，還包括《史記》、《文選》、《晉書》等等。所以到平安初期（八世紀末九世紀初），唐風文化非常繁盛。

最早出現在日本列島上的國家是公元2、3世紀的邪馬臺國。後來，在日本的本州島中部，出現了大和國（やまとのくに，YAMATONOKUNI）。大和國逐漸強大起來，四世紀中葉即基本上統一了日本。統一日本後，大和國走向了對外擴張的道路。開始侵略北韓半島，並透過在北韓掠奪人口、先進技術等來發展自己。同時，大和國還注重文化上的發展，曾經多次向中國的南朝宋派遣使節，接受宋的封號。這就為儒家思想傳入提供了契機。

儒家思想具體是什麼時候傳入日本的，目前在史學界還沒有定論。但據“《古事記》中記載，公元405年，阿直岐、王仁從百濟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這大概是儒教經典東傳之始。”到了513年，日本濟骵天皇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第一個來到日本的是五經博士段楊爾，還有傳說說段楊爾是日本用四個縣的土地換來的，由此也能看出日本統治者對儒家思想的重視。從此，儒家的思想開始漸漸普及，在社會上也漸漸為人所接受。

但這段時間日本儒家思想影響並不是十分深遠，真正讓儒家思想進入社會文化主流的，是日本社會的變化——即部民制的危機與崩潰。而此時的儒家思想正好迎合了社會發展的趨勢。

首先要說明一下部民制。由於大和國建立後，生產力落後且發展不平衡，仍然保留了嚴重的氏族制殘餘。大和國統一後，最基本的生產關係是部民制。部是皇室和貴族佔有的奴隸集體，一般冠以主人名、職業名，種類有田部、部曲、品部等。部有自己的首領，其成員為部民。部民被強制在一個固定的地方進行勞動生產。部民儘管可以擁有家庭、少量財產和自己的生產工具，但沒有人身自由。部民主要來自被征服者、歸化人和罪犯。值得一提的是歸化人有一半是華人和北韓人。[6]因此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出這就是一種落後的奴隸制。

與部民制伴隨的還有氏姓制度。中國古代以姓代表血緣，以氏代表身份，日本的氏姓制度則恰好相反。氏原本是指由血緣為中心組成的氏族公社，兩級分化後，其首領即被稱為氏上，對內主持對氏神的祭祀，裁決氏族內部紛爭，對外則代表氏族與其它氏族或朝廷接觸。姓原本是對氏上的尊稱，後來逐漸成為大和王朝賞賜給氏上以區別其尊卑高下的一種稱號。比如天皇的後裔往往賜姓臣、君，很多傳統氏上賜姓連，中國或北韓移民的氏上賜姓主、史，其它的還有別、公、直、造、村主、稻置等等。這也是帶有明顯的氏族殘餘色彩的。

這兩種制度，在生產能力底下的時期，是一種便於人們集體勞作、管理的制度，可是隨著中國、北韓的先進科學技術傳入，尤其是鐵質農具傳入日本後，生產力得以大大提高。一些大的家族或家庭，不依靠集體的氏族部落自己也能進行生產並自給自足。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一些人開始脫離部民組織。部民制於是開始了動搖與崩潰。

同時在國際環境上，隋、唐相繼強大起來，而北韓半島的高句麗、百濟也進行了改革，國力日趨強盛。尤其是百濟和唐朝結盟後，“日本利用對北韓的侵略而獲得勞動力、先進技術和物質為統治全國的重要條件”基本喪失了。由於在北韓優勢地位的喪失，日本統治者更加變本加厲的剝削國內，引起國內的不滿。人們紛紛反抗，“7世紀初形成了大規模的人民起義”。人民紛紛揭竿而起，人口大量流失，部民制已經無法維持了。

（下圖為聖德太子）

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掌握著日本權勢的蘇我氏以及聖德太子均等想透過中國的先進制度和思想來鞏固統治，而日本的民眾也在與儒家思想的接觸中，認為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觀”和“王土王民”、“德治”、“仁政”很符合當時的社會政治需要。儒家思想就在這種情況下正式登上了日本的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