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僧人都是要經過嚴格的考試，才能夠拿到國家頒給的準與剃度出家證明。往往一年裡只有幾名才有機會通過。相對於科考也難了很多。能夠通過的往往都是大才之人，文才出眾之輩。是文人之中的姣姣者。本出同類所以和文人往來也並不希奇。

如果我們留意唐代的文化史，就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和尚和文人之間有頗為密切的往來。這一獨特的交友形式實際上與唐代僧人的政治文化地位與文人出世與入世之間的矛盾有關，我們選擇唐朝這樣一個文化開放的時代也是為了更好地彰顯不同群體間的互動關系。僧人與文人互為詩友的事例在唐代可以說滿目皆是。著名詩人王維生平嗜佛，曾“日飯十數名僧”。並作《飲覆釜山僧》詩：“將候遠山僧，先期掃弊盧。果從雲峰裡，顧我蓬蒿居。籍草飯松屑，梵香香道書。”還有許多內道場的僧人，與京城著名詩人過往甚密，“彼此有詩歌酬唱傳世”，劉禹錫、白居易、楊巨源、李益、王起、段文昌等都經常出沒於僧人之間。詩人們和僧人們一起談論詩歌，講求文學是唐代一個頗為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如果從唐代僧人的文化政治地位的角度來進行分析也許我們能看到一些有趣的東西。唐代雖然也有唐武宗等的滅佛舉動，但事實上在士大夫階層中崇尚佛教的風氣一直很濃厚。唐中後期佛教在本土發展得也如火如荼，獲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和大量信眾捐獻的地產，經濟力量雄厚。在這一基礎上佛教開始日益中國化並產生了有別於早期禪宗思想的南頓北漸思想（禪宗從達摩傳入到六祖慧能大師大宏禪宗為止，此為禪宗的開始，可稱為早期禪宗），與此同時禪宗內部一系列的清規如百丈禪師製定的規範也普及開來。所有這些客觀條件促進了佛教文化的流行，產生了一大批博學多識的高僧大德。唐代佛教文化的盛行也可以從唐詩裡有關寺、僧等字的提及次數一窺究竟。翻開《全唐詩》我們可以發現有寺字的有1500首，帶有僧和上人字樣的不少於580首。如此繁盛開放的社會氛圍使得佛教寺院有了自己獨立的經濟基礎，因為大量信眾的捐獻支持，社會對僧人越發重視和包容，從而為從事形而上的文學詩歌活動創造了充裕的活動空間，促進了僧人們學問技藝的精進。除了政治文化地位的卓越之處，僧人群體和文人能夠頻繁交往也有其內因。這個內因在學者看來是植根於中國文人入世與處世的矛盾心理，為求得心靈的慰藉轉而與高僧探討佛理、詩歌文學，逐漸形成一種傳統。在日本學者青木正兒看來，文人和僧人間共通的對精神超脫的追求是他們彼此間能產生默契的核心原因。具體來說佛教中的淡泊自守、清心寡慾恰好與傳統思想中的慎獨、隱逸發生了連接，于是借助這一共同的思想資源文人和僧人之間的關系就變得密切起來。隱士、僧人和唐代文人構成了一種超越人生表象的內生精神動力源，產生了豐富的思想火花。劉禹錫和詩僧君素的交往就是一例，君素其人不但精通佛學，也精熟詩歌，共同的志趣使得他們時常詩文唱和。僧人的生活因為較為平淡安閒，在古代可以說是難得的“有閒階層”，可以培養高遠淡泊的心性，在詩歌創作中自然可以引領一時潮流。有唐一代，僧人十分活躍，有的精通天文，如僧一行；有的善於翻譯，如玄奘法師；有的諳熟建築、曆法，如鑑真。這些不同類型的僧人因為有豐富的知識積累和文化素養，形成了僧人與士大夫階層間彼此認同的心理文化基礎，這是今天我們反觀這一現象不能不特別留意的。參考資料：1、黃聲浮《唐代佛教對政治之影響》，九龍天德印務公司。2、黃敏枝《唐代寺院經濟的研究》，臺灣大學文史叢刊。3、慧嶽《天臺教學史》，臺灣彌勒出版社。4、《唐代僧人與文人交往的文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