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原名《舊事重提》，結集出版時改為《朝花夕拾》。魯迅（魯迅為周樹人筆名，為行文方便，下文一律以魯迅稱之）感慨道：“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朝花燦爛，而不能夠採摘，意指的便是魯迅青少年時期的經歷並不十分美好，反而是時時帶有悲哀沉重的傷痛。但不管是美好也罷，傷痛也罷，能夠讓魯迅時時反顧的，必是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人。 父親的出場在《五猖會》一篇中，一出場便不美妙。少年魯迅渴望能夠去離家很遠的，“出城還有六十多里水路”的東關去看五猖會，“笑著跳著”，興奮地等待出發的時候，父親忽然就站在他的身後了。父親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大家庭之長，說一不二，頗具威嚴，所以“工人的臉色很謹肅”了；等到物件已經搬完等待出發，因為我的書還沒有背完，而“母親、工人、長媽媽即阿長，都無法營救，只默默地靜候著我讀熟，而且背出來”。當時，魯迅不過是一個七歲的孩童。父親以“背不出，就不准去看會”為威脅，逼迫魯迅去背《鑑略》。而《鑑略》，據說是比《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的書。父親所採取的手段是魯迅所不能接受的，但我們也不難看出父親對魯迅的期待與厚望，這與任何一個望子成龍的父親並無太大不同。後來，家裡人將魯迅送到“全城中稱為最嚴厲的書塾”裡去，自然也是父親的一力主張。在書塾的選擇上，魯迅父親望子成龍的心態體現得尤為明顯。但在對魯迅的嚴格要求之外，我們也須留意到父親並不是一個十分頑固的舊式家長，否則他大概是不會同意一大家子出遠門看會的。 等到病重，問醫尋藥就不見效之後，父親的固執與倔強的一面便顯露出來了。陳蓮河建議父親用“一種丹”，但“父親沉思了一會，搖搖頭”，又一回，他仍然是“沉思了一會，搖搖頭”。拒絕其他的嘗試，實際上就是拒絕治療，等死。此時的父親，似乎是看透了一切，但更是因為下定決心，不至於讓整個家庭因為自己治病而陷入貧寒的境地。這卻是一家之主的責任了。 父親對魯迅的影響是不易看出來的，但還是能從《父親的病》一段話中找出一些端倪： 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吃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我有時竟至於電光一閃似的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立刻覺得這思想就不該，就是犯了罪;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的，我很愛我的父親。便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 在逼迫魯迅背書的時候，父親內心會不會也有類似的想法呢？會不會覺著魯迅已經很吃力了，而會一時心軟，最終還是堅定了“嚴厲”的信念？父親愛著他的兒子，兒子也愛著他的父親，父親的嚴格的愛給少年魯迅心中投下了陰影，使他“詫異”，魯迅對父親的愛使父親彌留之際多承受了一些痛苦。也許正是這種愛的傷害，使魯迅開始對自己的言行開始保持反思的態度，最終成為一名文化鬥士。 母親的形象在《朝花夕拾》中只有寥寥幾處，除去上文所提到的《五猖會》——少年魯迅寄希望於母親能救自己於水火之中，但母親終於沒有行動——之外，只有四處：一處是《瑣記》中，沈四太太勸告魯迅不要吃冰，被魯迅母親聽到，“跑出來我們都捱了一頓罵”；一處是《範愛農》中，聽到有人要槍殺魯迅的消息，目前“叮囑我不要再出去”；第三處是“我們醉後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 前二者，是一個真正關愛自己孩子的母親都會做的事情。而後者，所謂“瘋話”，自然是“論天下”的言語，母親聽到了發笑，又告訴我們魯迅的母親並不是一個十分頑固的人，反倒對自己的兒子是頗多包容，甚至是有一些欣賞與疼愛的。 第四處，出現在《阿長與山海經》中，魯迅向母親抱怨阿長睡覺佔去整個席子，母親問阿長“一定怕熱罷？”，說話委婉得體，頗具大家閨秀的風範與禮儀，只是這樣的話，對於阿長這樣目不識丁的婦女來並不管用。 除此之外，魯迅的母親在整部書中竟然就此蹤跡全無了。從字裡行間，我們不難發現母親其實陪伴了魯迅相當長的時間，但對她著墨不多。唯一的可能是，魯迅的母親與當時其他諸多母親並無不同，在養育子女之外，並不能給予子女精神成長以太多的營養。 而另一個人物——阿長，即長媽媽，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親的位置。 阿長，是魯迅的保姆，與魯迅的母親分擔了養育魯迅的職責，她與魯迅之間的關系比起魯迅與母親之間的關系生動活潑了許多。 沒有人記得阿長的名字，作為一個下人，又處於那樣的時代，是常態，這種常態卻是一種熟視無睹的悲哀。她像所有家庭婦女一樣，喜歡“切切察察”一些家長裡短。對待魯迅，她悉心照料，卻又有些粗魯野蠻，“不許我走動”，動輒“就說我頑皮”，睡覺時又睡成“大”字，招來魯迅不少的抱怨。 但她懂得不少習俗，民間所謂的“規矩”，比如元旦醒來要先說祝福的話，人死了要說“老掉”，飯粒要撿起來，不能從曬褲子的竹竿下過等等。雖然這些往往包含有迷信的成分，尤其如婦女脫掉褲子就可以讓長毛的大炮失效，但魯迅對民間習俗的了解，比如五猖會、無常等，怕是有不少就是從長媽媽這裡知曉的。 阿長還喜歡給魯迅講述民間故事，比如長毛，又比如美女蛇。我們有理由推想，在這兩個故事之外，阿長肯定還講述了其他許多故事。這些故事無意之中滋養著少年魯迅的精神世界。 阿長自然也有她卑劣的一面，如踩死隱鼠卻推脫給貓，但她對魯迅畢竟是愛護的，對一個兒童的渴望是去傾聽和尊重的。隱鼠被踩死，魯迅自然不快，但當目不識丁的阿長將《山海經》放在魯迅面前，使魯迅冰釋前嫌的，不僅僅是這樣一本滿足他願望的“最為心愛的寶書”，更是阿長對魯迅始終存在的深深的愛意。 由此不得不捎帶提一下這個隱藏在《朝花夕拾》中的神秘人物——遠房叔祖。正是從遠房叔祖這裡，魯迅知曉了《山海經》這樣一本書的存在。這位遠房叔祖藏書頗豐，“是個寂寞者”，“愛和孩子們往來”，“稱我們為‘小友’”。魯迅在他的書齋裡看書，二人聊書，也是一段意義非常的歲月。 除了上述家人，魯迅還提到了一個鄰居——衍太太。她是一個有些類似阿長，但比阿長更不堪的人物。 “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父親的病》），讓我叫父親，卻給父親帶來了痛苦。“她對自己的兒子雖然狠，對別家的孩子卻好的，無論鬧出什麼亂子來”：我們吃冰，她計數；我們打旋子，她計數，待到阿祥摔倒，她又在阿祥嬸母面前擺出討好的模樣；她給魯迅看春宮圖；攛掇魯迅頭母親的首飾變賣……她如此會討人歡心，以至於沒有底線和原則。魯迅並沒有偷母親的首飾，卻被她傳了流言出來，使魯迅無地自容。（《瑣記》） 凡此種種，動機何在？損人利己？是有可能的。但私以為，最大的可能是這樣的行為，或者說生活方式，是衍太太的一種不自覺的行為。很明顯，在《朝花夕拾》中，魯迅是把衍太太作為一個群體的代表來寫的。這種一群被裹挾在某種不健康文化中的人物，雖然有富貴的生活與地位，卻無富貴的精神，更遑論為人的尊嚴與底線。事關己時，不妨費勁各種心思維護自己的利益；事不關己時，也不妨嚼嚼別人的事兒以自我娛樂，獲得一種異樣的滿足。 好在魯迅在這樣的環境中反倒是受到刺激，決心脫離這樣的環境，而不至於墮落其中。魯迅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極有可能便是從衍太太這樣的人身上獲得啟蒙。 約11歲時，魯迅被送入三味書屋學習，師從壽鏡吾先生。 據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描述，壽鏡吾先生高而瘦，鬚髮花白，戴大眼鏡，所辦的書塾三味書屋以嚴厲著稱，其本人又以方正、質朴、博學聞名，所以魯迅對壽鏡吾先生極為恭敬。 不過壽鏡吾先生雖然嚴厲，但對就讀的小孩子們並不苛刻，更不暴虐。學生入學行禮，他和藹地答禮；同學們到園子里人太多，他會生氣大叫，但並不怎麼責罰，“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少年魯迅向他詢問“怪哉”蟲，雖然被拒絕，但敢於向他問這些與學習無關的事情，一可見日常壽鏡吾先生對學生並不冷漠，二可知壽鏡吾先生對學生仍然是以學業為重心的。他對魯迅的學業也頗為傷心，根據魯迅的學業進度，給他“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大體上可以說是一位因材施教的好老師。 但壽鏡吾先生對魯迅影響最深刻的或許不是壽鏡吾先生所教授的學業，——雖然魯迅的確是一名舊學底子深厚的學著，而是他的人格。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魯迅動情地寫到先生念書的場景： 先生自己也念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著：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坐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裡，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著，向後面拗55過去，拗過去。 先生所讀的是清末劉翰所寫的《李克用置酒三垂岡賦》。據歐陽修《新五代史·唐莊宗本紀》，李克用破孟方立，還軍上黨，在三垂岡置酒宴會，伶人演奏《百年歌》，唱到描寫衰老的詩句，四座悽愴。後李存勖繼承父志，戴孝出征，在三垂岡大勝，稱霸中原。劉翰《李克用置酒三垂岡賦》便是一首以此為背景創作的感古傷今之作，整篇賦雖然不免傷感，卻也是豪氣激盪的。壽鏡吾大聲朗讀，沉醉其中，難道不是因為他“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嗎？師者，傳道。壽鏡吾先生便是以身傳道的典範，這種壯烈的精神，對正處於青春期的魯迅來說，是一種異於腐舊社會的光亮。此後的魯迅，也正是以這樣一種壯烈的精神存在著。 藤野先生是魯迅在仙台留學時的老師。他不脩邊幅，在學生中間留下“穿衣服太模胡”的名聲，在火車上還被疑心為扒手。但他卻是一名治學極為嚴謹認真的老師，他指出魯迅解剖圖的錯誤，又專門詢問魯迅中國女人裹腳是怎樣的裹法，足骨如何畸形，希望看一看以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熱心，他擔心魯迅無法跟上學習，要求一星期檢查一次魯迅的學習筆記，並幫魯迅訂正錯誤、補充遺漏。他又相當敏感細心，解剖實習時擔心魯迅因為敬重鬼而不肯解剖屍體。在魯迅遭遇汙衊與陷害時，他又和魯迅的幾個同學一起站出來主持公道。 想必他對魯迅是相當器重的，以至於當魯迅告訴他將不學醫學的時候，他竟然有些悲哀淒然。他囑託魯迅多聯繫，實際上是希望魯迅能夠繼續學習。但魯迅卻從此時其打定了棄醫從文的主意。但回顧往事，魯迅寫道：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在一個遠走日本的游子正是彷徨無路的時候，正是藤野先生幫助了魯迅，使他感受到溫暖，並且受到鼓勵，在一條與眾不同的路上走下去。魯迅的治學、研究也相當嚴謹，或許正是受了藤野先生的影響。他的公正、熱情、無私、對科學的熱忱，自然也使為中國之舊而痛心疾首的魯迅欽佩。 範愛農是《朝花夕拾》中特殊的存在，他是魯迅的朋友，魯迅對他寄寓了相當的同情。 二人在東京相識，範愛農等人給魯迅等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迂腐、守舊，往東京竟然帶著繡花鞋，火車站一個座位也要分出尊卑來……魯迅的不以為然與鄙夷被範愛農看在眼裡，懷恨在心。範愛農的老師徐錫麟被殺，就是否發電痛斥一事，範愛農竟然處處與魯迅作對。魯迅便覺著範愛農冷漠、可惡。 革命的前一年，即公元1910年，魯迅在家鄉做教員，範愛農因參加革命被排斥迫害，只得躲在鄉下，二人經過最初的“不打不相識”，又“故鄉於故知”，竟因為同樣的彷徨迷茫無出路而結交為友，“互相的嘲笑和悲哀”。嘲笑的自然是彼此的落魄，悲哀的也自然是此時的落魄，畢竟二人都是少年壯志拿雲的有志之士。落魄之際，二人也只能借酒澆愁，互相說些愚不可及的瘋話了。 雖然生活困頓無出路，但範愛農始終關心著革命。武昌起義爆發，紹興光復，範愛農興奮地進城找魯迅，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緊接著，魯迅被任命為師範學校的校長，範愛農為學監。生活的新希望使範愛農興奮不已，他不關注自己的衣食住行（“還是那件舊袍子”），也少有功夫談閒天，“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心中暢快的範愛農也不大喝酒了，作為一名有理想的革命鬥士，在能夠施展自己所能的時候，他一腔熱血地投入其中。 然而革命的果實還是被舊勢力竊取，所謂的軍政府實際上並不歡迎真正的革命者，于是，魯迅出走，前往南京，範愛農也被“設法去掉”，一切貌是新的，“內骨子是依舊的”，甚至連新貌也不屑於偽裝了。 失意之後的範愛農又愛上了酒——借酒澆愁。然而胸中牢騷太多，年輕人不願意多聽，大家也都討厭他，走投無路的範愛農就此“沉淪”下去。直至莫名其妙地離世。 整體而言，範愛農是一個很不得志的革命青年。魯迅也許是想要藉此表達他對所謂革命的不以為然，但我認為不止於此。《朝花夕拾》一書重提舊事，或是記敘，或是議論，所記所談無不是對魯迅影響重大之人、之事。範愛農作為唯一一個被魯迅書寫的同齡人，其實還寄託著魯迅對自己可能的另一種命運的觀照，而不僅僅是對真正革命黨人以及對革命的同情。 文中雖然並未明寫範愛農的出身，但是以他能成為徐錫麟的學生，且能到東京留學等細節來看，範愛農應當也是出身於封建小地主家庭。只不過從東京留學開始，魯迅對自己的命運、國家的命運以及當下的種種選擇更多一份思考，所以能多次改變方向，尋得出路。而範愛農則不然，他既對舊文化有所反抗，但又對身上濃厚的舊文化習焉不察。他有對時事、時局的洞見，卻似乎對自身並不能保持省察，另尋出路。在魯迅去南京之前，兩人幾乎保持著相同的人生軌跡，幾乎同時留學，同是革命黨人，同是憂慮國事，差不多同時返鄉，又同是在家鄉謀得教職，差不多同時被軍政府重用。但兩人最終還是分道揚鑣。如果魯迅也不能對自身的保持省察，那他難免會如範愛農一般，落入另一般境地。
《朝花夕拾》原名《舊事重提》，結集出版時改為《朝花夕拾》。魯迅（魯迅為周樹人筆名，為行文方便，下文一律以魯迅稱之）感慨道：“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朝花燦爛，而不能夠採摘，意指的便是魯迅青少年時期的經歷並不十分美好，反而是時時帶有悲哀沉重的傷痛。但不管是美好也罷，傷痛也罷，能夠讓魯迅時時反顧的，必是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人。 父親的出場在《五猖會》一篇中，一出場便不美妙。少年魯迅渴望能夠去離家很遠的，“出城還有六十多里水路”的東關去看五猖會，“笑著跳著”，興奮地等待出發的時候，父親忽然就站在他的身後了。父親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大家庭之長，說一不二，頗具威嚴，所以“工人的臉色很謹肅”了；等到物件已經搬完等待出發，因為我的書還沒有背完，而“母親、工人、長媽媽即阿長，都無法營救，只默默地靜候著我讀熟，而且背出來”。當時，魯迅不過是一個七歲的孩童。父親以“背不出，就不准去看會”為威脅，逼迫魯迅去背《鑑略》。而《鑑略》，據說是比《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的書。父親所採取的手段是魯迅所不能接受的，但我們也不難看出父親對魯迅的期待與厚望，這與任何一個望子成龍的父親並無太大不同。後來，家裡人將魯迅送到“全城中稱為最嚴厲的書塾”裡去，自然也是父親的一力主張。在書塾的選擇上，魯迅父親望子成龍的心態體現得尤為明顯。但在對魯迅的嚴格要求之外，我們也須留意到父親並不是一個十分頑固的舊式家長，否則他大概是不會同意一大家子出遠門看會的。 等到病重，問醫尋藥就不見效之後，父親的固執與倔強的一面便顯露出來了。陳蓮河建議父親用“一種丹”，但“父親沉思了一會，搖搖頭”，又一回，他仍然是“沉思了一會，搖搖頭”。拒絕其他的嘗試，實際上就是拒絕治療，等死。此時的父親，似乎是看透了一切，但更是因為下定決心，不至於讓整個家庭因為自己治病而陷入貧寒的境地。這卻是一家之主的責任了。 父親對魯迅的影響是不易看出來的，但還是能從《父親的病》一段話中找出一些端倪： 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吃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我有時竟至於電光一閃似的想道：“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立刻覺得這思想就不該，就是犯了罪;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的，我很愛我的父親。便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 在逼迫魯迅背書的時候，父親內心會不會也有類似的想法呢？會不會覺著魯迅已經很吃力了，而會一時心軟，最終還是堅定了“嚴厲”的信念？父親愛著他的兒子，兒子也愛著他的父親，父親的嚴格的愛給少年魯迅心中投下了陰影，使他“詫異”，魯迅對父親的愛使父親彌留之際多承受了一些痛苦。也許正是這種愛的傷害，使魯迅開始對自己的言行開始保持反思的態度，最終成為一名文化鬥士。 母親的形象在《朝花夕拾》中只有寥寥幾處，除去上文所提到的《五猖會》——少年魯迅寄希望於母親能救自己於水火之中，但母親終於沒有行動——之外，只有四處：一處是《瑣記》中，沈四太太勸告魯迅不要吃冰，被魯迅母親聽到，“跑出來我們都捱了一頓罵”；一處是《範愛農》中，聽到有人要槍殺魯迅的消息，目前“叮囑我不要再出去”；第三處是“我們醉後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 前二者，是一個真正關愛自己孩子的母親都會做的事情。而後者，所謂“瘋話”，自然是“論天下”的言語，母親聽到了發笑，又告訴我們魯迅的母親並不是一個十分頑固的人，反倒對自己的兒子是頗多包容，甚至是有一些欣賞與疼愛的。 第四處，出現在《阿長與山海經》中，魯迅向母親抱怨阿長睡覺佔去整個席子，母親問阿長“一定怕熱罷？”，說話委婉得體，頗具大家閨秀的風範與禮儀，只是這樣的話，對於阿長這樣目不識丁的婦女來並不管用。 除此之外，魯迅的母親在整部書中竟然就此蹤跡全無了。從字裡行間，我們不難發現母親其實陪伴了魯迅相當長的時間，但對她著墨不多。唯一的可能是，魯迅的母親與當時其他諸多母親並無不同，在養育子女之外，並不能給予子女精神成長以太多的營養。 而另一個人物——阿長，即長媽媽，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親的位置。 阿長，是魯迅的保姆，與魯迅的母親分擔了養育魯迅的職責，她與魯迅之間的關系比起魯迅與母親之間的關系生動活潑了許多。 沒有人記得阿長的名字，作為一個下人，又處於那樣的時代，是常態，這種常態卻是一種熟視無睹的悲哀。她像所有家庭婦女一樣，喜歡“切切察察”一些家長裡短。對待魯迅，她悉心照料，卻又有些粗魯野蠻，“不許我走動”，動輒“就說我頑皮”，睡覺時又睡成“大”字，招來魯迅不少的抱怨。 但她懂得不少習俗，民間所謂的“規矩”，比如元旦醒來要先說祝福的話，人死了要說“老掉”，飯粒要撿起來，不能從曬褲子的竹竿下過等等。雖然這些往往包含有迷信的成分，尤其如婦女脫掉褲子就可以讓長毛的大炮失效，但魯迅對民間習俗的了解，比如五猖會、無常等，怕是有不少就是從長媽媽這裡知曉的。 阿長還喜歡給魯迅講述民間故事，比如長毛，又比如美女蛇。我們有理由推想，在這兩個故事之外，阿長肯定還講述了其他許多故事。這些故事無意之中滋養著少年魯迅的精神世界。 阿長自然也有她卑劣的一面，如踩死隱鼠卻推脫給貓，但她對魯迅畢竟是愛護的，對一個兒童的渴望是去傾聽和尊重的。隱鼠被踩死，魯迅自然不快，但當目不識丁的阿長將《山海經》放在魯迅面前，使魯迅冰釋前嫌的，不僅僅是這樣一本滿足他願望的“最為心愛的寶書”，更是阿長對魯迅始終存在的深深的愛意。 由此不得不捎帶提一下這個隱藏在《朝花夕拾》中的神秘人物——遠房叔祖。正是從遠房叔祖這裡，魯迅知曉了《山海經》這樣一本書的存在。這位遠房叔祖藏書頗豐，“是個寂寞者”，“愛和孩子們往來”，“稱我們為‘小友’”。魯迅在他的書齋裡看書，二人聊書，也是一段意義非常的歲月。 除了上述家人，魯迅還提到了一個鄰居——衍太太。她是一個有些類似阿長，但比阿長更不堪的人物。 “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父親的病》），讓我叫父親，卻給父親帶來了痛苦。“她對自己的兒子雖然狠，對別家的孩子卻好的，無論鬧出什麼亂子來”：我們吃冰，她計數；我們打旋子，她計數，待到阿祥摔倒，她又在阿祥嬸母面前擺出討好的模樣；她給魯迅看春宮圖；攛掇魯迅頭母親的首飾變賣……她如此會討人歡心，以至於沒有底線和原則。魯迅並沒有偷母親的首飾，卻被她傳了流言出來，使魯迅無地自容。（《瑣記》） 凡此種種，動機何在？損人利己？是有可能的。但私以為，最大的可能是這樣的行為，或者說生活方式，是衍太太的一種不自覺的行為。很明顯，在《朝花夕拾》中，魯迅是把衍太太作為一個群體的代表來寫的。這種一群被裹挾在某種不健康文化中的人物，雖然有富貴的生活與地位，卻無富貴的精神，更遑論為人的尊嚴與底線。事關己時，不妨費勁各種心思維護自己的利益；事不關己時，也不妨嚼嚼別人的事兒以自我娛樂，獲得一種異樣的滿足。 好在魯迅在這樣的環境中反倒是受到刺激，決心脫離這樣的環境，而不至於墮落其中。魯迅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極有可能便是從衍太太這樣的人身上獲得啟蒙。 約11歲時，魯迅被送入三味書屋學習，師從壽鏡吾先生。 據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描述，壽鏡吾先生高而瘦，鬚髮花白，戴大眼鏡，所辦的書塾三味書屋以嚴厲著稱，其本人又以方正、質朴、博學聞名，所以魯迅對壽鏡吾先生極為恭敬。 不過壽鏡吾先生雖然嚴厲，但對就讀的小孩子們並不苛刻，更不暴虐。學生入學行禮，他和藹地答禮；同學們到園子里人太多，他會生氣大叫，但並不怎麼責罰，“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少年魯迅向他詢問“怪哉”蟲，雖然被拒絕，但敢於向他問這些與學習無關的事情，一可見日常壽鏡吾先生對學生並不冷漠，二可知壽鏡吾先生對學生仍然是以學業為重心的。他對魯迅的學業也頗為傷心，根據魯迅的學業進度，給他“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大體上可以說是一位因材施教的好老師。 但壽鏡吾先生對魯迅影響最深刻的或許不是壽鏡吾先生所教授的學業，——雖然魯迅的確是一名舊學底子深厚的學著，而是他的人格。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魯迅動情地寫到先生念書的場景： 先生自己也念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著：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坐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裡，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著，向後面拗55過去，拗過去。 先生所讀的是清末劉翰所寫的《李克用置酒三垂岡賦》。據歐陽修《新五代史·唐莊宗本紀》，李克用破孟方立，還軍上黨，在三垂岡置酒宴會，伶人演奏《百年歌》，唱到描寫衰老的詩句，四座悽愴。後李存勖繼承父志，戴孝出征，在三垂岡大勝，稱霸中原。劉翰《李克用置酒三垂岡賦》便是一首以此為背景創作的感古傷今之作，整篇賦雖然不免傷感，卻也是豪氣激盪的。壽鏡吾大聲朗讀，沉醉其中，難道不是因為他“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嗎？師者，傳道。壽鏡吾先生便是以身傳道的典範，這種壯烈的精神，對正處於青春期的魯迅來說，是一種異於腐舊社會的光亮。此後的魯迅，也正是以這樣一種壯烈的精神存在著。 藤野先生是魯迅在仙台留學時的老師。他不脩邊幅，在學生中間留下“穿衣服太模胡”的名聲，在火車上還被疑心為扒手。但他卻是一名治學極為嚴謹認真的老師，他指出魯迅解剖圖的錯誤，又專門詢問魯迅中國女人裹腳是怎樣的裹法，足骨如何畸形，希望看一看以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熱心，他擔心魯迅無法跟上學習，要求一星期檢查一次魯迅的學習筆記，並幫魯迅訂正錯誤、補充遺漏。他又相當敏感細心，解剖實習時擔心魯迅因為敬重鬼而不肯解剖屍體。在魯迅遭遇汙衊與陷害時，他又和魯迅的幾個同學一起站出來主持公道。 想必他對魯迅是相當器重的，以至於當魯迅告訴他將不學醫學的時候，他竟然有些悲哀淒然。他囑託魯迅多聯繫，實際上是希望魯迅能夠繼續學習。但魯迅卻從此時其打定了棄醫從文的主意。但回顧往事，魯迅寫道：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在一個遠走日本的游子正是彷徨無路的時候，正是藤野先生幫助了魯迅，使他感受到溫暖，並且受到鼓勵，在一條與眾不同的路上走下去。魯迅的治學、研究也相當嚴謹，或許正是受了藤野先生的影響。他的公正、熱情、無私、對科學的熱忱，自然也使為中國之舊而痛心疾首的魯迅欽佩。 範愛農是《朝花夕拾》中特殊的存在，他是魯迅的朋友，魯迅對他寄寓了相當的同情。 二人在東京相識，範愛農等人給魯迅等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便是迂腐、守舊，往東京竟然帶著繡花鞋，火車站一個座位也要分出尊卑來……魯迅的不以為然與鄙夷被範愛農看在眼裡，懷恨在心。範愛農的老師徐錫麟被殺，就是否發電痛斥一事，範愛農竟然處處與魯迅作對。魯迅便覺著範愛農冷漠、可惡。 革命的前一年，即公元1910年，魯迅在家鄉做教員，範愛農因參加革命被排斥迫害，只得躲在鄉下，二人經過最初的“不打不相識”，又“故鄉於故知”，竟因為同樣的彷徨迷茫無出路而結交為友，“互相的嘲笑和悲哀”。嘲笑的自然是彼此的落魄，悲哀的也自然是此時的落魄，畢竟二人都是少年壯志拿雲的有志之士。落魄之際，二人也只能借酒澆愁，互相說些愚不可及的瘋話了。 雖然生活困頓無出路，但範愛農始終關心著革命。武昌起義爆發，紹興光復，範愛農興奮地進城找魯迅，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緊接著，魯迅被任命為師範學校的校長，範愛農為學監。生活的新希望使範愛農興奮不已，他不關注自己的衣食住行（“還是那件舊袍子”），也少有功夫談閒天，“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心中暢快的範愛農也不大喝酒了，作為一名有理想的革命鬥士，在能夠施展自己所能的時候，他一腔熱血地投入其中。 然而革命的果實還是被舊勢力竊取，所謂的軍政府實際上並不歡迎真正的革命者，于是，魯迅出走，前往南京，範愛農也被“設法去掉”，一切貌是新的，“內骨子是依舊的”，甚至連新貌也不屑於偽裝了。 失意之後的範愛農又愛上了酒——借酒澆愁。然而胸中牢騷太多，年輕人不願意多聽，大家也都討厭他，走投無路的範愛農就此“沉淪”下去。直至莫名其妙地離世。 整體而言，範愛農是一個很不得志的革命青年。魯迅也許是想要藉此表達他對所謂革命的不以為然，但我認為不止於此。《朝花夕拾》一書重提舊事，或是記敘，或是議論，所記所談無不是對魯迅影響重大之人、之事。範愛農作為唯一一個被魯迅書寫的同齡人，其實還寄託著魯迅對自己可能的另一種命運的觀照，而不僅僅是對真正革命黨人以及對革命的同情。 文中雖然並未明寫範愛農的出身，但是以他能成為徐錫麟的學生，且能到東京留學等細節來看，範愛農應當也是出身於封建小地主家庭。只不過從東京留學開始，魯迅對自己的命運、國家的命運以及當下的種種選擇更多一份思考，所以能多次改變方向，尋得出路。而範愛農則不然，他既對舊文化有所反抗，但又對身上濃厚的舊文化習焉不察。他有對時事、時局的洞見，卻似乎對自身並不能保持省察，另尋出路。在魯迅去南京之前，兩人幾乎保持著相同的人生軌跡，幾乎同時留學，同是革命黨人，同是憂慮國事，差不多同時返鄉，又同是在家鄉謀得教職，差不多同時被軍政府重用。但兩人最終還是分道揚鑣。如果魯迅也不能對自身的保持省察，那他難免會如範愛農一般，落入另一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