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劉邦奪取政權後，為鞏固統治籠絡功臣，頒給元勛“丹書鐵券”作為褒獎。劉邦建立漢王朝後，“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於宗廟”。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契”，即皇帝與功臣、重臣之間信守的憑證。“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即以鐵為契，以丹書之，將皇帝與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寫在“鐵券”上，裝進金匱藏於用石建成的宗廟內，以示鄭重和保證“鐵券”安全。然而，最早的“鐵券”並無免罪和免死等特權，僅作為一種加官晉爵封侯的憑證。獲賜鐵券的功臣及其子孫中，不乏獲罪甚至被處死的人。

北魏時期，孝文帝經常為宗親、近臣頒授鐵券，甚至還出現了大臣向皇帝乞求鐵券，以作護身之符的現象；隋唐以後，頒發“鐵券”已成為常制，凡開國元勛、中興功臣以及少數民族首領皆賜予“鐵券”，連一些寵宦、宦官也有獲得“鐵券”的。而且，從隋代起，“鐵券”上的丹砂填字漸漸改為用金填字，故後世又將其稱為“金書鐵券”。唐代最著名的“錢鏐鐵券”，是乾寧四年（897年）唐昭宗頒賜給吳越國王錢鏐的，現仍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丹書鐵券”有了免死的權限，最早在南北朝時期。早期鐵券免死次數大多在3次以下。從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數不斷增加，唐代後期，受賜鐵券者的子孫甚至可以憑鐵券免死1至3次。

宋代時，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從後周柴家手中謀得皇位，為了安撫民心，下旨厚待柴氏子孫，賜柴氏“丹書鐵券”，即使柴氏後人犯罪也不得加刑。家喻戶曉的小說《水滸傳》中所描寫的“小旋風”柴進家的“丹書鐵券”，確實有其歷史依據。

到了明代，鐵券制度進一步完善，明太祖朱元璋從法律上規範了“丹書鐵券”的頒授對象，僅限於立有軍功，被封為公、侯、伯的勛臣。明代金書鐵券分為七等，其中公爵分為一等，侯爵分為二等，伯爵分為三等。各等鐵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鐵券高一尺，寬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鐵券大體是每等在高和寬兩方面都遞減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鐵券高七寸，寬一尺二寸五分。所有的鐵券都是一式兩件，一件授予獲賜者，另一件藏於內府。在需要查驗時，只要將它們放在一起，便可真偽立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長、徐達、李文忠等34人獲公爵、侯爵封號，並被賜予“金書鐵券”。明成祖朱棣即位時，幫助他奪取皇位的“靖難”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賜予鐵券。

明末，崇禎皇帝還曾給大宦官魏忠賢的侄子魏良卿頒賜鐵券。

與唐代的鐵券相比，明代金書鐵券的券文已有明顯變化。一是謀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二是免死的次數較少，子孫不免死。

清代，“丹書鐵券”制度方被廢止

鐵劵丹書（ tiě quàndān shū）俗稱“丹書鐵契”，又名“金書鐵券”、“金券”、“銀券”、“世券”等，省稱“鐵券”。丹書：用朱砂寫字；鐵契：用鐵製的憑證。古代帝王賜給功臣世代享受優遇或免罪的憑證。文憑用丹書寫鐵板上，故名。為了取信和防止假冒，將鐵卷從中剖開，朝廷和諸侯各存一半。

丹書鐵劵，是古代帝王頒發給功臣、重臣的一種帶有獎賞和盟約性質的憑證，類似於現代普遍流行的勛章(或獎章)，只不過其形制稍有不同內涵較為寬泛。但從其源流、功能、性質等進行考查，鐵券是勛章的雛形。

追溯鐵券制度的形式，最早濫觴於戰國時的銅節。“鐵券”一詞始於見於史籍《漢書·高帝紀》和《祭遵傳》，其曰“丹書鐵契”、“丹書鐵券”。程大昌《演繁露》中雲，鐵券壯如圓筒瓦形，鐵質金字，兩券合而為一整體，左券頒發給受券人保存，右券藏入皇家內府或宗廟內，遇到特殊情況，將兩券合在一起，以檢驗真假，防止偽造。不過從現存最早的鐵券來看，至唐代後期，鐵券的分藏制度已有所改變，圓筒瓦形已為覆瓦狀，不再對分收藏。

據史料載，早在西漢時期，漢高祖劉邦奪取政權後，為鞏固其統治，籠絡功臣，頒給功臣丹書鐵券，作為褒獎。當時的鐵券還無免罪和免死等許諾，僅作為一種封侯的憑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北魏孝文帝頒發給宗室、親近大臣的鐵券是作為護身防家之用。南朝的宋齊梁陳四代，頒發鐵券已較為普遍。隋唐以後，頒發鐵券已成常制，凡開國元勛、中興功臣以及少數民族首領皆賜給鐵券，也給寵宦、宦官頒發鐵券。到宋元明清時期，鐵券的頒賜逐漸趨於完備。明代起就規定有整套制度，朝廷根據功臣、重臣爵位的高低分為七個等次，各依品級頒發給鐵券，不得逾越。

鐵券鐫刻的內容一般包括四個方面：一、賜券的日期，賜予對象的姓名、官爵、邑地；二、記載被賜者對朝廷的功勛業績；三、皇帝給被賜者的特權，如免死等；四、皇帝的誓言。按朝延的有關法律，持有鐵券的功臣、重臣及其後代，可以享受皇帝賜予的種種特權。

鐵券上的文字在漢時用丹砂填字，即“丹書鐵契”；梁時用銀字填字，即“銀券”；隋時用金填字，亦稱“金券”，所以後世稱鐵券為“金書鐵券”，又因鐵券可以世代相傳，又稱鐵券為“世券”。

現存最早的鐵券，是中國歷史博物館珍藏的五代吳越國王錢繆鐵券，已千餘年曆史，據報道，這道鐵券是公元896年，唐昭宗為嘉獎吳越王錢繆討伐董昌有功，特頒賜於錢繆的。鐵質鑄成，形如覆瓦狀，縱29.8厘米，橫52釐 米，厚2.41釐 米，重約132兩，上嵌金字350個,正文25行，每行14字，全文端楷甚工，現金字多有剝落。鐵券的主要內容是記載被賜者征討董昌的功績，因其對朝廷有如此功勞，所以“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意即皇帝可免錢九次死罪)，是皇帝賜給臣下的一種獎賞和信物。

由此以來，中國古代的鐵券無論其形制如何演變，內容如何豐富，目的始終沒有超出“表德彰義，率世歷俗”的範疇，這與現代的勛章、獎章的涵義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