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朝時期向西的陸路被西夏，吐蕃等一些國家阻斷，通行不便。二，宋時海上運輸較發達，走海路比陸路方便。三，宋時南方沿海一些港口地區工商業較發達，從海路出口便利。

北宋時期，北方有遼國、西北有西夏。南宋時期，北方有金國對峙，朝廷偏安江南。由於長期受遼、金、西夏、蒙古等北方民族政權的威脅，導致陸上絲綢之路受阻，宋朝不得不重視和發展海外貿易。因此，自北宋以來，陸上絲綢之路貿易開始向海上轉移，海上絲綢之路順理成章地成為宋代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的新通道。兩宋時期，經濟重心由北向南轉移，促進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並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

北宋實際版圖大幅縮減，政府未能控制河西走廊，到了南宋時期，更無法涉足西北地區，絲綢之路衰落日益明顯，而海上絲路崛起，逐漸有取代陸上絲綢之路的跡象。北宋實際版圖大幅縮減，政府未能控制河西走廊，到了南宋時期，更無法涉足西北地區，絲綢之路衰落日益明顯，而海上絲路崛起，逐漸有取代陸上絲綢之路的跡象。因為宋朝積貧積弱，雖然經濟很發達，但是軍事力量不行，與此同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興起，他的位置正好切斷了陸上絲綢之路，所有過往的商隊都很受壓榨，所以就開闢了一條海上絲綢之路。而從宋朝至元朝，福建人從波斯人手中奪得海上經貿控制權，使閩地成為海上絲瓷之路的新起點。

宋元時期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對外交往東達北韓、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佔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遊記》。繁盛的海外貿易宋朝西北陸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經營困難，所以對外貿易都較之歷代進取，其可說得上是當時世界外貿最發達的國家。《宋史：食貨志》所謂“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由此看來，當時對外的商業買賣活動在南方較為蓬勃。《宋會要輯稿：食貨》卷四六之一又記載兩浙路造船最多，南宋時令溫、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又置市舶司於溫州，當中以廣、泉、明三州為主要海貿港口。

另外負責處理對外貿易的市舶司管轄杭州(今浙江省杭縣)、明州(今浙江省鄞縣東)、溫州(今浙江省永華縣)、秀州華亭縣(今浙江省嘉興縣)、青龍鎮(今浙江省青龍縣)五處市舶務，與日本、高麗、大食等50多個地區貿易。宋太宗專門派人“各往南海諸番國”，以類似特許通行證的“空名詔書”的發放來招引海外商人來華貿易。宋高宗認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南宋時期“市舶之利，頗助國用。”

蒙元時期，蒙古發動了三次西征及南征，版圖大大擴展，加之驛路的設立、歐亞交通網絡的恢復，使歐亞廣大地域範圍內國際商隊長途販運活動再度興盛起來。

據史料記載，當時在漫長的東西方陸路商道上從事商隊販運貿易的，有歐洲商人、有西亞、中亞地區的商人以及中國色目商人等。歐州和中、西亞商人一般都攜帶大量金銀、珠寶、藥物、奇禽異獸、香料、竹布等商品來中國或在沿途出售，他們所購買的主要是中國的緞匹、繡彩、金錦、絲綢、茶葉、瓷器、藥材等商品。

元代來中國的外國商人、商隊為數之眾，在外國史料中多有印證。《馬可·波羅遊記》中幾處寫道：元大都外城常有“無數商人”、“大量商人”來往止息，“建有許多旅館和招待駱駝商隊的大客棧，……旅客按不同的人種，分別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離的旅館”。既為不同人種，無疑為外國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務最盛。各國商賈輻輳於此，百貨雲集”。

在蒙元時期絲路暢通、歐亞大陸各種層次的經濟交流駸駸興旺之際，作為東西方國際貿易樞紐或與國際貿易有密切關係的地區性，民族性商品市場和物資集散地的一批貿易中心相應形成和發展。

元代中外史籍幾乎都記述了元大都作為東方國際貿易中心的無可爭議的地位。這裡“各國商賈輻輳，百貨雲集”。《馬可·波羅遊記》曾以一章的篇幅介紹元大都國際貿易的盛況：“凡世界上最為珍奇寶貴的東西，都能在這座城市找到，……這裡出售的商品數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元朝中國境內絲路重要商鎮還有可失哈耳（喀什噶爾），這裡的紡織品“由國內的商人運銷世界各地”。河西走廊的肅州，這裡附近“山上出產的一種質量非常好的大黃。別處的商人都來這裡採購，然後行銷世界各地”。另外還有別失八里、哈喇火州等。

元代絲綢之路的交往目的發生了明顯變化，大多是以宗教、文化交流為使命，而不再是以商人為主導，從側面反映了絲綢之路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