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指的意思是君子廣泛地學習古代的文化典籍,又以禮來約束自己,該句出自《論語》

“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二語,分別出自《論語》的《顏淵》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場合答覆門人問難時所提出的兩個主張.顧炎武將二者結合起來,並賦予了時代的新內容,成了他的為學宗旨與處世之道.

顧炎武說：“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文集》卷三）可見,他所理解的“博學於文”是和“家國天下”之事相聯系的,因而也就不僅僅限於文獻知識,還包括廣聞博見和考察審問得來的社會實際知識.

他指責王學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學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說明他所關心的還是“四海之困窮”的天下國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經世致用之實學”,這也就是顧炎武“博學於文”的為學宗旨.

“行己有恥”,即是要用廉恥之心來約束自己的言行.顧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等處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屬於“行己有恥”的範圍.

有鑑於明末清初有些學人和士大夫寡廉鮮恥、趨炎附勢而喪失民族氣節,他把“博學於文”與“行己有恥”結合起來,強調二者的關系.他說：“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是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認為只有懂得羞惡廉恥而注重實學的人,才真正符合“聖人之道”.否則,就遠離了“聖人之道”.所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既是顧炎武的為學宗旨和立身處世的為人之道,也是他崇實致用學風的出發點.

此外,顧炎武“博學於文”的為學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僅強調讀書,而且提倡走出書齋、到社會中去考察.他說：“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猶當博學審問.……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讀書與考察相結合的方法,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方法.這個方法的提出和運用,開創了清初實學的新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