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晉滅亡，北方陷入胡人手中後，江東地區也面臨胡馬窺江的軍事威脅。擺在江東眼前的是，如何抵禦北方少數民族南下的現實問題，此時江東迫切需要解決的是不被入侵。

東吳由於孫氏家族的統治結束之後便沒有了政治主心骨，江東的世家大族連有效組織起強大的武裝部隊抵禦入侵都難以做到，遑論復國。

雖然江東的世家大族和晉朝統治者也有矛盾，但是他們的階級利益和政治信仰是一致的，這個時候的民族矛盾掩蓋了他們之前的矛盾，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加上王導的斡旋，江東的世家大族同意琅玡王司馬睿在江東建立東晉政權。

司馬睿成為東晉的開國皇帝，南北士族擱置爭議，攜手抵禦胡人的進攻，中華的文化在江東得以儲存。

琅琊王氏，東晉初年第一望族，東晉琅琊王氏的興旺離不開王衍。王衍也來自琅琊王氏，是王敦、王導的族兄，著名的清談之士。西晉“八王之亂”王衍不但沒被清洗掉，而且到了八王中最後一王司馬越掌權的時候，王衍已經官至司徒。並且和司馬越組成了政治組合。

然而在國家危難之際王衍身為國家重臣，他首選考慮的不是國家而是家族利益，他日夜思索家族保全之計。他向司馬越建議選派心腹去南方重鎮鎮守，以備日後作為退路或者將來支援中原。

於是司馬越任命王衍的弟弟王澄為荊州刺史，族弟王敦為青州刺史。司馬越跟王衍的組合或多或少也促成了司馬睿跟王導的組合。江南陳敏之亂後，為填補江左的空缺，司馬越上表讓司馬睿渡江。實際上渡江是王氏兄弟事先已規劃好的，司馬睿只是接受而已。

司馬睿、王導二人，自幼相熟，志趣相投。公元307年，舊太子被殺，西晉懷帝即位，朝廷已顯亂象。王導就力勸好友琅琊王司馬睿遠離是非之地，出鎮建業，同時王家舉族南遷。

司馬睿到了建業，勢單力薄，江東的世家大族沒人拿他當回事。這時王氏兄弟的作用就發揮出來了，兄弟兩個讓司馬睿在大街上盛裝巡遊，而王氏兄弟騎馬相伴左右，畢恭畢敬。江左名門看到王家兄弟尚且如此，皆望而順之。通過王氏兄弟的幫忙，司馬睿總算在南京立住了腳。

311年在王導的建議之下在建康建立政權，同時王導以“鎮之以靜，群情自安”政策穩定政權，並且極力結交江東大族。他藉由當地名士顧榮、賀偱為引，進而獲得吳姓世族的擁護。

而後晉懷帝被俘，中原一時大亂，百姓多避亂江南。大量北方世族及皇族衣冠南渡，在王導號召下共同支援司馬睿，使得江南諸州次第歸附，為司馬睿在南方立足打下基礎。王導協助司馬睿趁機廣攬人才，收復民心。

公元317年4月6日（建興五年，建武元年），司馬睿承製改元，即晉王位（尚未稱帝），改元建武，東晉建立，史稱東晉。公元318年（建武二年）4年23日，晉愍帝死於漢國的訃告傳到江東，司馬睿才於4月26日即皇位（“上尊號”），改元太興。東晉據長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區。

司馬睿即位後，重用了王導。王導運用策略，使南方士族支援司馬睿，使北方南遷的士族也決意擁護司馬睿，穩定了東晉政權，維持了偏安局面。司馬睿十分感激王導，任他為宰相，執掌朝政。王導始終居機樞之地，王敦則總征討於上游，王氏家族近屬居內外之任，佈列顯要者人數甚多。

以王敦、王導為代表所構成的王氏家族勢力在當時是非常牢固的，這使“王與馬 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維持了二十餘年。

王敦、王導對於東晉的建立起到了關鍵作用，可以說沒有王家，可能就沒有東晉政權。同時王導的一系列策略，使得東吳復國的可能性歸於零。

　

江東世家大族地主缺少政治領袖，而且江東地區又出現了帶路黨的緣故。

當初司馬炎攻滅東吳，把孫氏一族全都遷到洛陽去了，就是為了斷絕孫氏在江東的政治影響。而且，即便司馬炎不這麼做，孫氏據有江東也沒有太強的合法性。

（孫權：皇帝合法性不夠）

他想到了讖緯之書的辦法，意思就是算命先生說我應該當皇帝，編造了這樣的理由，然後手裡的實力又比一般的世家大族強那麼一點，別人想想也沒啥課替代的人家，也就從了。這就是孫氏在江東的統治合法性，可以說是聊勝於無吧。

不要小瞧這個統治合法性，他會在國家面臨危亡時，讓民眾對政權產生忠誠度，乃至於為政權犧牲。

所以，東吳滅亡的很快，看起來很強大，佔據那麼大的地盤，結果兩個月不到，亡了。

為什麼這麼快呢？

司馬炎承諾，對江東的世家大族不做什麼懲罰措施，與蜀漢政權滅亡時當地的世家大族的政治和軍事勢力都被洗禮過一番不同，江東世家大族的軍事力量，也就是私人部曲，基本上都得到了保留，江東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殊地位也被西晉政府予以預設。

這樣一來，司馬炎就分化和瓦解了江東世家大族對孫氏政權的忠心，所以才用了兩個月不到的時間就順利拿下了江東，統一了中華大地。

西晉王朝經過短暫的休養生息之後，也曾經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但是好景不長，隨著統治階級的日益腐化和錯誤的民族政策，西晉王朝迎來了流民大起義和少數民族武裝力量的崛起。

隨著王室內訌造成的中原力量的虛耗，整個北方被打成了一片廢墟。八王之亂最後的贏家東海王司馬越眼看著北方已經不可為，就派了小弟司馬睿到江東提前建設根據地以備將來南遷之用。

不過，司馬越佈局雖然早，可是算不過天命。他從洛陽退出來之後，沒過多久就病死在路上。西晉王朝的主力軍也在河南苦縣被石勒騎兵追上，結果西晉王朝最後一支主力軍，有十多萬人，被石勒軍圍殺殆盡。同年六月，西晉王朝都城洛陽也被劉聰攻陷，西晉王朝西遷長安，在關中又勉強維持了四年，最終還是被劉聰攻破都城，西晉王朝滅亡。

這時，遠在江東的司馬睿就成了斷了線的風箏。他失去了與上級的聯絡，可是他身上又有著西晉中央王朝對江東地區最高軍事長官的任命，有著合法的身份，眼見北方越來越亂，在司馬睿周圍也就逐漸聚集了一批北方南遷的世家大族。他們建立的僑寓政權，就是東晉王朝。

在司馬睿在來到江東之初，江東世家大族對他的態度非常冷淡，他們本來就瞧不起外來戶，認為他們就是一群高階的“政治難民”，連自己的家園都守不住，憑什麼要來江東，騎在我們本地人頭上作威作福呢？

（司馬睿：被擁戴為共主）

在3月3日上巳節那天，司馬睿乘著肩輿出遊，王敦、王導以及北方流亡南下的世族大地主都騎著馬隨從。隆重的儀仗、威嚴的行列，使得江東士族地主體會到司馬睿可能就是北方世家大族日後要擁戴的江東之主。

於是，如江南之往的紀瞻、顧榮，見到這種形勢，就率先向司馬睿致禮，拜於道左，算是承認了司馬睿的高貴身份。

王導想籠絡具有代表性的江東士族大地主顧榮和賀循，再通過他們的關係，使整個江東士族地主集團逐漸向司馬睿靠攏。於是，他就跟司馬睿說：“顧容、賀循是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接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

司馬睿就請王導代表他去拜訪顧榮和賀循，恰好這時候江東一帶經過三次變亂，江東世家大族也感覺如果要維護本階層的利益，有必要建立起一個和自己利害關係基本上一致，並且能夠真正代表門閥專政的政權。司馬睿所要組織的江東政權，就是這樣的政權。因此，顧榮和賀循經王導拉攏，就應命而至。

果然，他二人一來，其他士族地主擔心好處都被他們二家獨吞了，也紛紛趕來拜會，司馬睿作為共同的政治領袖的地位，就此鞏固了起來。

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司馬睿除了已取得北方世家大族的擁戴之外，再通過王導的拉攏，在利害相一致的情況下，又獲得了江東世家大族的擁護。

東晉王朝東晉王朝完全成熟了，公元317年，司馬睿得到西晉長安政府敗亡訊息，於是稱晉王，第二年改稱皇帝。東晉王朝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東晉王朝疆域）

不過南北世家大族也會因為土地等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甚至義興的周家還曾經串聯過要舉行武裝起義。每到東晉王朝處事不公時，那些江東的世家大族都會氣的牙癢癢，罵顧榮這個帶路黨不得好死，把好端端的江東竟雙手奉給了北方來的流浪貴族。

永嘉之亂暴發後，五胡亂華，神州陸沉，華夏民族迎來了最為黑暗的一頁。而這個時候，西晉皇室的一支遺脈司馬睿隨著琅琊名士“衣冠南渡”，偏居江南一隅建立了東晉王朝。那麼在這裡我們不禁要問了，此時距離三國時東吳滅國僅僅三十餘年的時間，為什麼江東大族們不支援東吳復國而反而幫助司馬睿建立東晉呢？

今天我們就來進行一下深入的盤點：

一、曾經有人想興復吳國卻慘遭失敗

首先必須要明確一點，不是沒有人做過興復吳國的事情。眼看著西晉氣數將近，吳興郡人錢璯便擁立孫氏後裔孫充為帝造反，還有東吳末代皇帝孫浩的兒子孫璠也曾經起兵造反，但是這兩次叛亂並沒有得到太多的響應，很快便被朝廷的正規軍撲滅。

通過這兩件事情我們便可以看出來一個現象，那就是吳國雖然僅僅滅亡了三十年，但是在江東地區的實際影響已經是微乎其微。

那麼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原因呢？

二、江東門閥豪族難以形成合力

江東豪族主要包括顧、陸、朱、張吳郡四姓，還有魏、虞、孔、賀會稽四姓，這是江東的本土勢力。這些勢力實際上在乎的便是自家在江東的本土利益，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損，那麼誰來當皇帝實際上都無所謂。

正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之下，導致了這八大豪族出現了左右搖擺各自為戰的局面，始終難以形成一股合力對抗朝廷。比如說最早的陳敏起義，各大豪族也曾將想過要將陳敏扶植成第二個孫仲謀，但是當陳敏在陶侃的征伐面前屢屢受挫之後，各懷心思的各大豪族便紛紛棄之而去，絲毫沒有齊心協力共抗強敵的覺悟。

緊接著江東士族中以武力著稱的“周家”、“沈家”先後被王敦先後剪除，這就使得原本就心不齊的士族更加成了一盤散沙。反而在這一時期，外來的司馬氏與王敦、王導合作得極為默契，快速形成了“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一門心思對江東士族下狠手，整個形勢就成了“強龍硬壓地頭蛇”！

三、異族侵略和華夏正統

前面我們談的是江東地區的政治格局，一盤散沙的豪族難以撼動東晉朝廷的根基，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站在華夏文明的整體層面來分析：

一是異族侵略是主要矛盾。在當時的環境下，北方全境淪陷，華夏民族正處於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刻，亡族滅種之禍就在旦夕之間。此時此刻，外界的強大壓力實際上就促成了江東內部的政治勢力不得不拋開內鬥全面融合，畢竟此時若是再繼續內訌的話，胡人飲馬長江直取江南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二是“晉”依然是華夏正統。在當時那個環境中，真正能夠凝聚一切力量對抗外敵的依然是佔據華夏正統的“晉”。所以擁立晉朝實際上就是擁立華夏正統，遠比自己另起爐灶搞一個割據地方的“吳”政權要得人心。政權向心力強才能真正的立得住，所以擁立“晉”強於重建“吳”。

綜上所述，當西晉滅亡之時，江南地區之所以沒有恢復東吳，而是重新擁立東晉，其原因主要是三個方面，一個是內部政治勢力博弈之後，江東政治集團被徹底打散；一個是異族侵略的惡劣外部環境形成的壓力；一個是晉朝依舊代表著華夏正統的政治向心力。正是這三種力量的共同作用，最終使得東晉建立！

東吳和東晉，一個在三國時期，一個在西晉之後，感覺上彷彿是兩個離得很遠的朝代，其實不然。東吳滅亡於280年，東晉建立於317年，才隔了27年而已。

東晉統治的地區大部分在江東，正是東吳曾經的轄地，兩個政權的京師都是設在南京。司馬睿建立東晉的時候，還得到了東吳士族的幫助。

換言之，東吳士族對孫氏並沒有多少忠誠度。

古時重宗族，很多族人只知有族不知有國。士族雲集的江東更是如此，那是流水的政權鐵打的家族，東吳亡了不要緊，只要家族還在就行。

建立東吳的孫權，乃是一時之豪傑，曹操都說“生子當如孫仲謀”，但就算是他，想要擺平江東士族也很艱難。

為什麼赤壁之戰的時候孫權非要聯合劉備？不是劉備有多強，而是江東望族根本不想和曹操打，早有降曹之意，孫權是在借劉備這支外部力量制衡內部和他唱反調的江東勢力。

孫權被後人調侃為“孫十萬”，為啥？因為他經常提兵十萬攻打曹操，結果要麼是無功而返，要麼是損兵折將，例如合肥之戰，小小一座城，守軍不過萬人，孫權卻率領十萬或二十萬大軍，打了五次都沒打下。

神奇的是，東吳外出作戰通常沒戰果，但防守戰卻很牛。強大如曹操，打了多次濡須塢都沒成功。劉備因關羽被東吳害死，盛怒之下親自率精兵5萬發動夷陵之戰，孫權起初很驚慌，想要求和，劉備不許，最終卻大敗而歸。

唯一一次搶到地盤的是呂蒙奪荊州，但這次與其說是東吳有多厲害，倒不如講是荊州有多虛弱才更恰當，要不是關羽把所有精銳都調往襄樊前線跟曹操死磕，估計荊州稍一抵抗，呂蒙就又得縮回江東。

於是孫權在三國中的實力就很奇怪，要說他強，出外打仗他總輸。可要說他弱，去江東打打試試？曹操厲害吧，栽在周瑜手裡；劉備牛逼吧，也在陸遜跟前吃了癟。

不管怎樣，孫權活著的時候，基本上還是能平衡江東各方關係，成為江東之主。但他的子孫後代不爭氣，沒一個有他的資質，爭奪大位倒是在行，兄弟姐妹們人頭打成豬腦，帝位更替很快，朝內動盪不安。

東吳末代皇帝孫皓更是典型的昏君，沉溺酒色、殘暴不仁，能幹的壞事兒基本都幹了。他的名聲，甚至讓西晉開國皇帝司馬炎都感到恐懼，東吳本地人，也對他沒有半點好感。

西晉的根基在北方，後來八王之亂導致五胡亂華，北方民生塗炭，大批漢人紛紛逃向遠離遊牧民族的南方，這其中不只是普通百姓，還有西晉殘存的皇室子孫，北方的名門望族。

東吳士族若想復國，首先得把他們鬥倒。那麼東吳士族能完成這個目標嗎？不太可能。

北方大族雖是背井離鄉，卻不是主人家自己一個人跑來的，而是把根基都挖來了，侍衛奴婢、部曲軍隊，一樣不少。如果護衛力量不夠強，他們也沒法安全到達南方，早在路上就被山賊、土匪、亂兵給搶了。

可以這麼說，東吳士族是地頭蛇，遠道而來的北方大族卻是強龍。雖說有“強龍不壓地頭蛇”這句話，但如果強龍鐵了心要搶地頭蛇的地盤，地頭蛇只能認栽。

有這麼個弱勢的皇帝，估計也沒辦法跟東吳的士族搶飯碗，而南遷的北方士族也懂得與本土江東士族合作的潛規則，將北方的胡人政權塑造成共同的敵人，這不就“利害關係”一致了嘛！

東吳復國不可能，因為在江東世家大族看來，誰當政都一樣，只要能代表江東世家大族的利益就行。實際上，在西晉並不是沒人嘗試恢復江東政權統治，只不過被江東世家大族鎮壓了。到東晉，“衣冠南渡”，南北世家大族的矛盾日趨激烈，也發生了南人陰謀自立的事件。不過都因為種種政治原因均告失敗。

一、西晉時期江東世族地主的“三定江南”

江東的世家大族自東吳滅亡（公元280年)後,並不因東吳政權的消滅而隨著消滅，他們的莊園,仍日是“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他們的莊園之內,仍舊是“僮僕成軍,閉門為市”。他們的經濟基礎,一點也沒有動搖。固然,北方的人士從某一角度看來,認為西晉政權籠絡江東世家大族的工作做得還不夠好,江東世家大族出仕中朝——在洛陽任大官的人還不夠多。

可是江東世家大族在江南的潛在勢力與社會地位,依然有舉足輕重之勢,江東世家大族的武裝組織,仍然是鎮壓農民起義和地方割據的主要力量。所以以周玘為代表的江東世族大地主,能夠“三定江南”。什麼是周玘的“三定江南”呢？

在西晉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的五月,長江、沔水之間,曾爆發了張昌為首的農民起義,農民軍的一支在石冰的統率下,攻下揚州,進破江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臨淮(郡治盱眙,今江蘇盱眙東北)民封雲起兵響應,也襲破了徐州,起義軍一時聲勢浩大。

雖然是年八月,張昌在江夏戰敗,而石冰、封雲所統率的起義軍卻仍繼續在揚、徐一帶進行著頑強的鬥爭。江東世族大地主義興(今江蘇宜興)周玘(祖父魴,東吳鄱陽太守;父處,西晉御史中丞)聯絡“江東人士”,推“東吳四姓”之首的吳郡顧祕為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動員江東世家大族的地主武裝配合政府軍,攻擊農民起義軍。

公元304年四月,石冰戰敗,奔江北,投封雲,雲部下殺冰,雲降。在石冰領導下的揚、徐二州農民起義,就這樣地在江東世族大地主鎮壓之下結束。這就是“一定江南”。

自西晉滅吳以後,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晉書·陳敏傳》),西晉政府任命倉部令史廬江陳敏為合肥度支(後遷廣陵度支）,令其督運江準漕米。敏後以功遷廣陵相,轉右將軍。時中原戰亂,公元305年,敏收兵據歷陽(今安徽和縣),自稱揚州刺史。

乃南略江州,“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晉書·陳敏傳》,自稱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他想拉攏江東世家大族來建立割據江東的新政權,任命“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將軍、郡守。但是這些江東的世家大族地主們,卻以為陳敏出身寒微,“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晉書·陳敏傳》),不甘心擁戴他做江東之主。

當西晉政府派兵討伐陳敏之際,江東世家大族以周玘、顧榮、甘卓為首,起兵響應政府,攻殺陳敏。這就是“再定江南”。

當陳敏想割據江東之時,吳興人錢璯起兵討敏,敏破,西晉東海王司馬越任命錢璯為建武將軍,令率其部眾救援洛陽。璯至廣陵,聞劉聰攻過洛陽,懼不敢進,遂自廣陵舉兵,殺西晉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糧倉),公元310年,自稱西平大將軍、八州都督,率兵渡江而南,進攻義興。周玘又聯合了鄉里地主武裝,擊滅錢璯。這就是“三定江南”。

有了周玘“三定江南”,換一句話說,有了江東世家大族鎮壓農民起義、消滅割據勢力,從而穩定了江東的政局,而後東晉政權,才有在江東紮根的餘地。

二、東晉南北世家大族的矛盾

1.南北世家大族矛盾的爆發

據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中說：“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家〕譜。”這一百個世家大族,他們帶著自己的宗族、鄉里、賓客、部曲到達江東以後,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土地問題。江南的膏壤沃野,自東吳以來,久為江東世家大族所據有,北來的世家大族,若再向同一地帶發展,必然會損害到江東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那就毫無疑問地要遭受到江東世家大族的強烈反對。

這樣,南北世家大族間的矛盾,就逐漸發展,東晉新政權也面臨著嚴重的危機。東晉新政權是以北來的世家大族為主要支柱的,在東晉政權中,北來的世家大族,特別佔優勢。這也使兩大地主集團間除了在經濟上的矛盾無法避免之外,在政治上又表現為南北地域上嚴重的宗派鬥爭。

洛陽喪失,北方的世家大族,紛紛渡江,司馬睿儘量爭取他們來“佐佑王業”,於是北來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顯位”(《晉書·周處傳孫勰附傳》);而江東的世家大族,如以後賀循任太常,紀瞻、陸曄為侍中,只是虛名具位,並無實權。

司馬睿這種虛與委蛇的態度,自然更要引起江東世家大族之不滿,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一批“亡官失守之士”,包括司馬睿在內，不過是流播南下的高階難民,這一點,司馬睿在初渡江時,也曾說過“寄人國土,心常懷慚”(《世說新語·言語篇》)。

而今居然“駕御吳人”,喧賓奪主,又怎能不使“吳人頗怨”(《晉書·周處傳孫勰附傳》呢？定江南”的義興周玘,首先想發動武裝政變。事洩,周玘憂憤而死;臨死對他兒子周勰說:“殺我者,諸傖(吳人謂中州人曰“傖”)子,能復之,乃我子也。”(《晉書·周處傳子玘附傳》。

周勰秉承父志,糾集江東地主武裝,準備起兵。吳興徐馥,殺吳興太守袁琇,聚眾數千;孫晧族人孫弼起兵廣德(今安徽廣德東);勰族兄周續舉兵義興,均以討王導、刁協為名,將奉周勰叔父周札為主。事為周札聞知,札以徐馥等冒昧起兵,成功的可能性絕少,就把勰等陰謀告知政府,周勰想發動的武裝變亂，至此完全失敗。

事實上這次叛變是周勰發動的,可是司馬睿考慮到義興周氏在江南的潛勢力.暫時還不敢“窮治”其事,表面上對待周勰還是和過去一樣。

然而江東世家大族的武裝勢力對於東晉政權的威脅,發展到像周勰這樣舉行武裝叛變的地步,這使司馬睿和北來的世家大族深深感到恐慌了。他們感到舊的籠絡政策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於是對有武裝力量如義興周氏、吳興沈氏等江東世族大地主的態度,便不得不由一味籠絡而變為多方分化,用離間的手段,以達到使江東世家大族自相削弱的目的。

2.南方世家周、沈二族的覆滅

當時江東世族地主武裝力量較為強大的,要數義興周氏和吳興沈氏,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而周氏“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土貴盛,莫與為比”(《晉書·周處傳子札附傳》,尤為北來世家大族所忌憚。

王敦乃通過錢鳳的拉攏,與吳興沈充深相勾結,如沈充答應與王敦共滅周氏,王敦也想培植沈氏,“使充得專威揚土”(《晉書·周處傳子札附傳》)。於是由王敦製造藉口,誣周札叔侄圖謀叛亂,派沈充統兵襲擊,盡滅周氏。

義興周氏既滅,沈充遂成為王敦死黨。其後王敦失敗,充亦為其部下吳儒所殺。江東之豪的周、沈二族,就這樣在東晉政權的分化政策下,於內訌中同歸於盡。

3.南北世家大族劃分勢力範圍

東晉政權的建立,由於獲得江東世家大族之擁護而更加鞏固但是當江東世族地主如周、沈二族的武裝力量無限發展,威脅到東晉政權的存在時,那麼,它就會回過頭來打擊江東世家大族如周札、沈充者之流;但是假使其他江東世家大族對東晉政權還能起一定的支援作用,那麼也必然會迫使北來的世家大族作出適當的讓步。

同樣的道理,當北方的世家大族不嚴重損害江東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時,江東世家大族也還能與北來世家大族和平共處,共同維護東晉政權;假如江東世家大族的經濟利益遭到嚴重損害,他們不但不肯發揮支援東晉新政權的作用,甚至會不惜一切來拆新政權的臺。

東晉政權認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必須迅速解決。於是北來的世家大族就轉而去開發東土——浙、閩,這就是說為了避免南北兩大地主集團間的經濟衝突,北方流播南下的世家大族著重向東土發展經濟勢力,不要盡在太湖流域一帶求田問舍,江東世家大族在太湖流域的經濟利益,是應該尊重而照顧的,這樣,南北兩大地主集團的關係才會好轉。

而這時在會稽一帶的世家大族如孔、魏、虞、謝四姓,他們的勢力,遠不及太湖地區吳郡的顧、陸、朱、張以及吳興的丘、沈諸族。於是以王、謝為首的北來世家大族率其宗族、鄉里、賓客、部曲,紛紛流寓到浙東會稽一帶,進而又發展到溫、臺一帶,林、黃、陳、鄭四姓則移居福建。

從此,南北兩大地主集團之間,便從地域上劃分開各自的經濟勢力範圍,從而兩者間激化著的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取得一定程度上的緩和。這樣,兩大地主集團此後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共同維持了江左偏安之局,有二百七八十年之久。

4.北方世家大族把控政治資源

江東世家大族雖然經過一定的鬥爭過程,使得他們的既得經濟利益不受到損害,但是在參加政權領導工作方面,無論在東晉抑或宋、齊、樑,比起北方世家大族來,還是相形見絀。

《南齊書·張緒傳》稱:“張緒……吳郡吳人也。…太祖(蕭道成)…欲用緒為尚書右僕射,以問王儉(王導五世孫)。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啟上曰:“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為準則。上乃止。”

《南齊書·沈文季傳》:“世祖(蕭賾)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可見“南士”在政治上的待遇,遠不及北人,故南齊時,丘靈鞠(吳興烏程人)曾恨恨地說:“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裡,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南齊書·文學·丘靈鞠傳》)

（正文完）

漢末以降的歷史，與其說是群雄爭霸的歷史，不如說是士族豪強站隊的歷史，從漢朝開始崛起的士族作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統治者的決策和政權興衰，比如影響曹魏命運的高平陵之變，司馬懿能夠迅速掌控朝廷除了他自己的能力外，也少不了士族的支援。

東吳也一樣，孫氏能夠建國就是靠孫權父子兄弟三人的能力及士族的支援，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孫氏有能力，江東士族才群起擁護；有了他們的幫助，孫氏才能以江東立國。

況且孫權建國後對士族也不是完全信任的，為了集權咔嚓了不少人，都是有名望的，後面的幾位皇帝也好不到哪去，說殺就殺，孫氏在江東士族的心目中，早已沒有了多少領袖的威望。

士族在江東根深蒂固，不依靠他們是很難統治江東的，所以統一前後西晉都會江東士族施以懷柔，特意選拔吳人入朝為官。但士族對統治數十年的東吳都不怎麼感冒，更別說剛統一的西晉了，在西晉為官的江東士族經常找理由辭官，理由還挺奇葩的，比如張翰的理由是“蓴鱸之思”，說老家的菜好了，肥了，他要回家！

這些是比較“膽小的”，只知道躲，那江東有沒有膽子大的，想趁亂撈一把的呢？

還真有，而且不少。其中至少有兩起利用了孫氏的名頭。

當然，江東反叛雖多，成功的卻沒有，最後都成了陶侃等名將的經驗包，江東士族也從這些鎮壓當中看到了司馬氏多少還有底子。這個底子，就是擁護司馬氏的北方士族堆出來的，比如琅琊王氏的王導、王敦，他們是東晉的大功臣，沒有他們，司馬睿根本不可能建立東晉，與此同時，君權越發降低了，“王與馬共天下”可不是隨便說說的。

在君權虛弱的東晉，士族就是統治者，江東士族得以跟北方士族共分一杯羹，也不必要冒著生命危險去分多一點。就是上面兩起事件，其實也只是拿孫氏當大旗，響應者很少，可見孫氏在江東沒有多少民心了，士族自然不會幫孫氏復國。

東漢末年，朝廷對地方失去掌控，地方豪族世家就與諸多實力派合作，誕生了一個個割據勢力，可以說每一個勢力背後，都站著一些豪門。像曹魏勢力背後就有潁川荀氏和潁川陳氏、譙郡夏侯氏等世家的支援;孫吳背後有吳郡陸氏、吳郡朱氏;劉備背後也有琅琊諸葛氏、徐州糜氏，最後取得天下的司馬氏自己就是河內世家。

曹丕即位為魏文帝后，制定九品中正制來選拔官員，這成了當時步入仕途的主要方式，而這一制度也基本上隔絕了寒門子弟入仕的道路，大大強化了世家大族的力量。當時的九品中正制把人才分成幾個等級，負責評價的中正也來自於各大世家，年輕人沒有家族的關係基本上不可能有高評價。

由於國家權力被這些世家內部消化，所以世家子*與寒門子弟基本上老死不相往來，當時的世家極度看不起寒門子弟，以與寒門交往為恥，曾有一個寒門子弟拜訪一個世家子弟，前腳剛走他坐的那一把椅子就被主人給燒掉了。所以當時無論是晉政權還是吳政權，能夠建立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能夠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援。

其實在晉朝時期，確實有人發起過吳國復國運動，晉永嘉四年（310）和晉太和元年（318），吳帝孫皓的兩個兒子孫充、孫璠就分別起兵叛亂，但沒用得到世家的支援，很快就被消滅了。那麼為什麼江東世家不願意幫助吳國復國呢?其實很簡單，復國對他們沒有什麼好處。

第一、晉朝在吳國滅亡後依舊保證了他們的權力。以吳郡陸氏為例，陸家的陸機、陸雲兩兄弟雖然曾在孫吳為官，但到了晉朝也依舊擔任高官，所以世家幫助吳國復國並不能得到更多利益，反而要面臨失敗的風險。

第二、東吳不得人心。吳帝孫皓殘忍無情，以殺人為樂，尤愛喜歡扒皮挖眼，搞得當時東吳大臣人心惶惶，而這些大臣大多都是世家子弟，世家自然對東吳沒有好感，更別指望幫東吳復國了。

第三、晉朝衣冠南渡也帶來了北方世家。這些北方世家雖然失去了立足之地，但是他們家族的勢力依然很大，而且他們剛剛南渡，為了站穩腳跟相當團結，極其支援代表北方利益的司馬皇族。有了這些北方世家，江南氏族即使支援孫吳復國也很難取勝。

以上就是孫吳為什麼難以復國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孫吳沒有代表世家最根本的利益，而世家控制朝政的情況，一直到了隋唐廣開科舉制才宣告終結。

東吳的孫權孫氏家族和當時東吳本地的四大氏族本來就是相互利用相互妥協的關係，西晉末年，以王導、王敦為首的江南世家大族扶持一個現成的，並且有西晉皇帝正式冊封過的琅琊王司馬睿，要比扶持一個偏安一隅，已經滅亡二十多年的孫氏家族容易的多。

首先是正統問題，東吳從未建立大一統王朝，最多算是割據政權，而西晉雖然短暫，但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幾個大一統王朝，其政權正統性強。

孫吳政權在統治江南期間，世家大族爭權奪利時有發生，以陸遜為代表的本地世家大族，僅因為陸遜對立太子一事稍加評論，就被孫權猜忌打壓而死，陸遜是孫吳政權的柱國重臣，孫權在世家大族干涉皇權核心利益，絲毫不手軟，可以說明東吳政權和江南世家大族，從來就沒有形成政治合力，是一種相互利用，相互妥協的關係。

司馬睿作為西晉中央政權的繼承人，對於偏安江南的世家大族來說，能夠染指中央政權，走上權利舞臺的中央，這是他們極為樂意的，這從後面王導不畏家族榮辱，全力保全東晉政權就可以看的出來。

所以，司馬睿在江南建立東晉王朝，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東吳滅亡之後實江東一帶的世家大族並沒有受到太大波及，尤其是經濟基礎依然強健。

但是這幫人，說句不好聽的就是爛泥扶不上牆。

著名的周玘三定江南，其一是消滅張昌農民起義，背後的邏輯是窮鬼怎麼配和我們平起平坐，趕緊弄死；其二是陳敏起事，江南世家大族聯合起來剿滅之，背後的邏輯是臣民這個“七第頑冗，六品下才”的寒門子弟，怎麼配和我們平起平坐，弄死；七三是吳興人錢璯本來要北上救援洛陽，卻害怕劉聰，轉而想在東南割據，被江南世家大族們聯合絞殺，背後的邏輯上依然是你算什麼東西，你也配。

所以，整個西晉時期，江南世家大族並不是說多忠於司馬氏，而是自己也在自高身價。當時江南一帶，最大的幾個世家是張、朱、陸、顧、周、沈，他們自己的利益是要高於一切的。

永嘉之後，南方本土世家是非常鄙夷北方逃難過來的這批世家的，往往稱他們為“傖夫”，連司馬睿一開始也被鄙視，大族們都非常冷淡，後來是依靠王導才換取了他們的妥協，整個東晉時期一大矛盾就是南、北世家的矛盾。東晉必然要代表他們利益，才會換取他們的服從。

但是南北矛盾依然非常劇烈，三定江南的周玘後來就想發動政變，但是失敗了，臨死前就跟兒子說：“殺我者諸傖，能復之，乃我子也。”後來東晉朝廷的王敦更是依靠大家族之間的矛盾，利用沈氏滅了周氏，後來王敦失敗，沈家也完蛋了，江南地區最大的兩個家族就這麼沒有了。

再往後，既然東晉王朝畢竟還是保住了他們的大部分利益，所以雖然矛盾依然存在，但反抗的烈度就遠不如前了。

東吳不趁機復國，是因為江東士民對東吳沒什麼感情，反而對西晉感情不錯。

題主指望西晉滅亡後，東吳的人復興大吳，實在有些太天真了。歷史上確實有前朝鬧復國的，但鬧起來的有幾個？說得最久的也就是反清復明罷了，那也是因為滿族是異族入侵。

下面我們看看為什麼江東的人不反晉滅吳呢？

首先，東吳本身得國就不正。漢朝是歷史上第一個得到多數人擁戴的大一統王朝，東漢滅亡後，曹魏宣佈本國獲得了東漢的禪讓，蜀漢則宣佈本國是繼承了東漢的法統。唯有東吳，孫權在221年先對曹魏稱臣，然後在229年自己稱帝，屬於曹魏的藩屬國叛變獨立，名分是不正的。

其次，東吳從一開始和江南世家大族就是相互利用、相互鬥爭的關係。兩者並沒有休慼與共的感情。

第三，東吳末期十餘年，是在暴君孫皓的統治下，把江東的士族和百姓折磨得苦不堪言，東吳的民心喪盡，所以晉軍南征，幾乎是勢如破竹，望風而降。

第四，西晉佔領東吳後，司馬炎廢黜了孫皓的苛政，還對東吳地區免除二十年賦稅。這使得江東百姓對司馬炎心存感激。

從西晉滅吳到五馬渡江，已經過了30多年，江東人心早已屬於西晉。加上司馬睿和王導等人採取了諸多措施來安撫、拉攏江東本地的士族，因此東晉才得以在江東紮下根來。

漢末到魏晉南北朝就是地方士族豪強興起時期。就是這些勢力是統一的阻力，他們的存在阻礙了對地方的有效管理。

曹魏被司馬取代就是司馬家是士族得到士族支援。曹魏根基太淺。沒有得到地方士族的有效支援。而且曹魏出身寒門，雖說有東征西討打下北方一片江山。但士族們依然看不起曹魏。否則袁紹也不會天天把什麼三公掛嘴邊，就怕人家不知道他是士族。同期的東吳和蜀漢也是士族把持的。諸葛本身也是出身士族，否則不會，諸葛家兩邊都有人。諸葛亮舌戰群儒其實也是替蜀漢造勢，說給東吳我們家也是豪門。其本質上當年士族勢力控制著中下層社會，只有得到士族的支援才能有根基。所謂的人心向背其實是控制於這些人之手。

既然是得到士族的支援才有天下，那麼也就受制於士族。士族不是一個單一一個人或什麼家族，本質上是就是多個地方豪強勢力，本身就統一的最大阻礙。而且他們之間就是紛爭不斷，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的戰亂不休，就有他們的影子。他們的爭亂嚴重影響了對北方的入侵的抵抗，這就是五胡亂華的原因。

很多結論都說，西晉統一後執行了錯誤的分封制。其實不盡然，西晉有天下，是士族勢力的大族支援下血腥屠殺曹魏勢力後才立的國。這種情況下，司馬家政權受制於世家大族，迫於無奈只有分封諸王去看守地方的世家大族。但後來事情表明，諸王更不可靠，這就是西晉的有名的八王之亂。

八王之亂後西晉徹底不行了。本來東漢末年由於戰亂人口損失較多，已有大量胡人內遷中原，西晉八王之亂的打來打去，算是消弱了西晉的軍事實力，胡人開始造反起事。這就是後來的五胡亂華。

中原大族一看不行了，隨即攜帶著司馬家的人，南渡長江避禍去了，這就是衣冠南渡，隨後建立東晉。這種情況東晉王朝就更加受制於世家大族，也就是所謂的王於馬共天下。

士族也不見得就是歷史書寫得腐朽，落後的代表。士族的形成其實就是，自秦滅六國，六國貴族消失後，朝廷對地方管不過來的自然而然形成的在全國各地一種血緣紐帶的地方勢力。士族的毛病就是誰當皇帝無所謂，就是別影響我家的利益。於是這些勢力之間紛爭不斷，而且這些勢力往往只關注自己的利益。各個士族之間互相爭鬥使得問題不但得不到解決，而且會擴大問題。最後就是血腥的內訌，刀兵相見。東晉以及其以後的宋齊梁陳內部的殺戮不斷，背後就是士族之間的紛爭。

中原的無險可守只得由著五胡亂華，然後是鮮卑的魏朝的興起。在北朝由胡人部落，軍事酋長戰亂兼併，最後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形成了類似士族的軍事貴族，這就是關隴軍事集團，最後形成八柱國的貴族集團。基本上北朝後期以及隋唐前期的統治勢力。楊堅，李淵，宇文家族，孤獨家族等均是出自這一軍事貴族集團。

南朝經多年士族內訌，已沒多少實力。隨後被隋朝統一。雖隋統一，但楊堅知道自己的王朝受制於關隴軍事貴族，要想辦法制衡這些人，所以就得其他人當官。出於察舉，薦舉最後受控於士族的教訓，那就考試吧。這就是科舉制度的由來。這一制度徹底摧毀了士族再次興起的可能。使得世家大族再有勢力也得來考試才有當官的資格。從此以後，中央才算是對地方豪強勢力有控制力。在這之後，中國就再無百年以上的分裂了。雖有短時分立，但隨即就統一。

但科舉制度明顯的是影響了關隴軍事貴族的利益。於是借隋煬帝東征北韓半島的失敗，關隴軍事貴族推翻了隋朝。然後李淵在這些人的支援下建立了唐朝。但唐朝不也一樣繼續執行打擊關隴軍事貴族辦法。從開唐，經李世民，武后，直到唐玄宗時這些勢力才退出歷史舞臺。在這之中武后任用酷吏，使勁折騰百官，但卻沒有太大後遺症。其實背後真相就是武后以株連的方式，打擊李氏皇族的同時也是在有目的處理這些八柱國的人，然後提拔科舉的人。開元盛世的人才其實都有武后朝提拔的。

隋煬帝其實不是什麼昏君，很多事的記載都是動機不純。大運河的開鑿，對後世益處甚大。徵高麗也不是什麼錯事，唐朝建立，最後不一樣要繼續徵高麗，這是必須的國家大事。

由後世遼對宋的威脅來看，以及安史之亂興起於河北三鎮，徵高麗是必須。否則，一開國就在幽州和東北那裡有個地方獨立的敵對勢力，那就什麼事都別幹了。隋煬帝的問題是在做這些事的過程中，失去對這些人的控制，僅此而已。

東吳其實已經復國了，東晉和東吳本質上沒什麼區別，唯一就是皇帝姓氏不一樣而已。

東吳是一個門閥大族封建制國家，所謂皇帝孫家不過就是大家推選出的最大的門閥而已，各家族有封地，有私兵，各級官吏都是他們壟斷，戰時由皇帝發動員令各家軍隊湊一塊就能出發搶地盤了，比魏國的九品中正制還九品中正制。

只要能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皇帝是誰其實並不重要。孫晧損害了世族利益，晉軍打來大家就不出兵，讓你皇帝和晉軍去單挑吧。

西晉滅亡前，司馬睿剛到江東，江東計程車族大家還是按規矩辦，只要你司馬睿認可我們的利益，我們就推你當皇帝，否則我們就換個人。西晉滅亡後，南遷計程車族們跑來一看，覺得江東人這個規矩不錯，以後國家就是我們士族說了算了，省的有個強勢皇帝天天騎在大家頭上拉屎撒尿的，於是大家很快就打成一片，皆大歡喜。

所以東晉和西晉已經完全是兩個國家了，東晉繼承的其實是東吳的衣缽。西晉雖然有九品中正制，但主要權力還是在皇家手中，否則也不會有八王之亂了。而東晉完全是士族聯邦，九品中正制在東晉和後邊的南朝被髮揮到極致，士族很多時候連皇家都不放在眼裡。幾個世家大族名聲在史書中一個比一個響，反而東晉的皇帝們沒幾個認識的。

其實在西晉末年，東吳有過幾次復國運動。

在晉永嘉四年的時候（公元310年），吳興豪族錢璯趁西晉即將滅亡的機會，自稱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持孫皓之子孫充並擁立其為吳王。這也是東吳滅亡後，規模比較大的一次復國運動了。只不過這次復國運動很快就被周玘平定了。晉太興元年（318年）十一月，孫皓的另一個兒子孫璠起兵反對東晉，被殺。

實際上並非江東地區的豪門貴族沒有幫助東吳復國，而是這些復國運動都以失敗告終，並且這些復國運動規模都很小，支援東吳復國的江東門閥士族也不多，甚至於連平定錢璯復國的大將周玘本身就是江東地區的門閥士族。

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自東吳滅亡後短短的三十幾年內，江東地區大部分門閥士族都沒有為東吳復國的想法呢？反而是幫助外來的司馬睿建立了東晉呢？

孫氏家族的衰落、殘暴

自孫權稱帝建立東吳後，也算得上兢兢業業，為東吳的發展盡心盡力。然而晚年的孫權全在立儲的問題上犯了大錯，不僅出現了二宮之爭，還因為二宮之爭逼死了名臣陸遜等十多名大臣，在儲君這件事上傷了地方門閥士族的心。隨後繼位的孫亮、孫休又成權臣手中的傀儡，孫氏家族影響力不斷衰弱。為挽回家族衰弱的頹勢，在孫休之後選擇了年長的孫皓繼位。奈何孫皓殘暴不仁，民怨不絕。民心盡失的東吳政權，很快就被司馬炎給消滅了。也正是東吳政權不得民心，所以西晉滅亡後，司馬睿能夠得到大部分江東門閥士族的支援在建康迅速的建立起東晉。

利益不受損，誰當皇帝都一樣

因為北方戰亂，原先的北方門閥士族南下，導致了南北門閥士族實力旗鼓相當。原先的江東門閥士族，沒必要為了早已滅亡的東吳政權跟北方門閥士族拼命。只要司馬睿和北方門閥士族沒有損害他們的利益，誰當皇帝都一樣。

“王與馬，共天下”，任用王導爭取了南北士族支援

司馬睿能夠建立東晉，離不開他的“蕭何”王導的幫助。司馬睿即位後，因為在皇族中聲望不夠，勢力單薄，所以得不到南北士族的支援，皇位不穩。但是他重用了王導。王導運用策略，使南方士族支援司馬睿，使北方南遷計程車族也決意擁護司馬睿。司馬睿十分感激王導，任他為宰相，執掌朝政。時人謂之“王與馬，共天下”。

對於國家的認同，抵抗外族的侵略

不管是南方門閥士族還是北方門閥士族，他們對於晉王朝的統治都是認同的。司馬炎統一中國後，推行了一系列富國安民的政策，晉朝迎來了唯一一個盛世“太康盛世”。百姓、士族迎來了難得的和平，對於司馬家族的統治基本上都是認可。之後的永康之亂，五胡入侵，讓華夏大地生靈塗炭，南北方士族也迎來了共同的敵人。此時選擇司馬睿建立偏安的東晉政權抵抗外族入侵，成了南北方士族共識。

對於孫氏家族的不認可和對司馬家族的認可，以及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國家利益的考慮都是江東門閥士族沒有幫助東吳復國，反而擁戴司馬睿建立東晉的主要原因。

江東士族從觀望到承認東晉，是一系列博弈後的結果，並不是當真那般順風順水，江東士族不過是在權益取捨之後，做出的選擇。至於究竟是立孫吳還是什麼吳都無所謂

1、司馬睿經營江南之初，江東士族處於觀望狀態，小動作很多

司馬睿是八王之亂中最終者司馬越陣營。當時西晉朝廷面臨外族威脅甚大，而司馬睿被派遣到江東地區進行經營，未必不是司馬越想給自己留條後路。

而此時江東士族小動作很多，石冰之亂時，江東大族還共同起兵平叛，但是到了陳敏之亂，居然陳敏佔據江東1年多，江東士族還都受了陳敏的官，若說江東士族沒有配合與默許，誰都不信。

看江東士族大佬顧榮對陳敏的一番話：

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蒂芥之恨，寒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

於是陳敏“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所以江東士族並不是不想恢復孫吳事業，想把陳敏打造成另一個“孫吳”。

可惜陳敏被陶侃堵住，陳敏的能力受到懷疑，更關鍵的是，第二年八王之亂就結束，司馬越勝出，而此時北方胡人勢力還沒有到能滅亡西晉的程度。

所以顧榮等江東士族代表一方面對陳敏失望，一方面害怕朝廷找他們算賬，於是一邊聯絡徵東大將軍劉準，一面勸說甘卓反叛。顧榮說的一番話，就明確表明江東士族的態度：如果割據江東的事能成，那我們自當共同努力，但是你看現在的情況，能成麼？

而此時司馬越也開始著手江東後路，劉弘、陶侃從荊州出兵，劉準在壽春屯兵，兩隻大軍南下，江東士族不得不合作。

接著司馬越就將司馬睿與王導派到江東進行經營。

但是兩人剛到江東是，局面根本沒有開啟“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直到王敦到來，王氏兩兄弟才導演出一番政治大戲，提升了一下聲勢。

而王敦的到來對於江東士族來說意味著一件事就是朝廷準備要坐鎮江東，所以江東士族才歸順。

所以司馬睿在江東地區，是依靠朝廷的威懾力加利益平衡收復了江東士族，否則恐怕一個孫吳倒下去，千千萬萬個孫吳站起來。

2、江東武力大宗錢、周、沈先後被除，江東士族對於僑居士族與東晉朝廷威脅性減小。

荊州先前在陶侃手中，後再王敦手中，始終堵住了江東士族要割據的門戶，佔據地理優勢遙懾，江州在司馬睿派王敦討伐華軼後，由王敦佔據。

江東士族的武力大宗，周家兵變虎頭蛇尾，王敦二度東進時被對手沈家除掉，王敦之亂平息後，沈家因為附會王敦被除。

江東士族就再也沒有威脅到東晉朝廷與僑居士族的武力大宗。更別提割據江東之類的事情。

3、外族矛盾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內部矛盾

西晉末的五胡之亂與三國割據不同，五胡之亂畢竟是異族入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南北放下了地域之見，共同禦敵。

東晉朝廷建立的情況下，畢竟擁有名正言順的正統觀念，比較得人心，尤其是南渡的北方士族民心。

如果在這種條件下反叛，要面臨更大的壓力，還可能會導致亡國滅種，所以最終江東士族還是選擇了“忠君愛國”。

所以，江東士族不是沒有想過割據，但是前提是保全自身利益。從西晉末年的觀望到東晉建立，江東士族一直在搖擺，但是最終選擇了晉朝廷。

公元316年，匈奴軍隊攻入了西晉臨時都城長安，晉帝司馬鄴成為了劉聰的奴隸，西晉徹底滅亡了。

西晉滅亡了，北方一團糟，但戰火併沒有延伸到東南，按道理這是東吳復國的最好時機，畢竟東吳亡國並不是很久，才36年而已。

那東吳真的沒有抓住機會復國嗎？

其實東吳還是有復國運動的，早在亡國後沒多久，由於有些原吳國大臣受到的待遇不如以前，對西晉統治很不滿，在區域性地區還是有多次復國運動的。

而在西晉滅亡前夕，吳興豪族錢璯趁機想助東吳復國，他擁戴了孫皓之子孫充為吳王。即便在東晉建立後，孫皓的另一個兒子孫璠也還曾起兵復國。

但東吳的復國運動得到的支援太少了，士族大多數並沒有站在老東家東吳這邊，就連平定錢璯興吳的大將周玘都是原吳國孫權愛將周魴之孫，周魴的周氏是當時江東數一數二的豪強家族。所以說東吳氣數已盡，支援東吳復國的已經遠遠沒有支援東晉的多了。

那為何原來的大族會選擇拋棄東吳，選擇支援司馬睿呢？

其實並不難理解，對於士族來說其實誰當皇帝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給自己好處，維護江東士族的利益，誰給自己利益多，他們就支援誰當皇帝，而離的最近的西晉皇室司馬睿是比已經沒落了的孫氏更有資格，畢竟資源、背景都要強的多。

而且當時的司馬睿相當謙虛，他甚至拉低了身價去面見各大士族，還說了一句相當謙遜的話，即“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意思差不多就是我來到了你們的地盤，我心裡很慚愧。他的謙虛讓士族很有好感，他們覺得扶持這樣一個主子，將來他成了不會虧待自己。

除此之外，當時的司馬睿還相中了一對特別厲害的兄弟，即王導、王敦兄弟兩人。他們兩人十分厲害，幫助司馬睿周旋於士族之間，不僅讓南方士族擁戴司馬睿，還使得南遷的北方士族也沒有意見的擁戴他。

其實司馬睿的東晉王朝一定程度上就是王氏兄弟幫他奠基的，尤其是王導他是出力最大的。司馬睿對王導也是十分感激，完全信任他，甚至叫他“仲父”，將大權全部交給了他。

三國鼎立局面結束以後，西晉一度統一全國。在公元280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終於滅掉東吳，實現了三國歸一統。不過，由於司馬炎的子孫後輩碌碌無為、相互傾軋，所以這個西晉王朝很快就滅亡了。

公元317年，西晉在立國不到52年（265-317）的情況下，就被匈奴鐵騎所滅，北方全部淪陷。琅琊王司馬睿南逃入建康，在東吳的故土上建立了東晉王朝。不過，此時距離西晉消滅東吳僅僅才過了37年而已，那些殘存的吳人為什麼不趁亂復國呢？

事實上在西晉滅亡前夕，已經有人打著為吳國復國的旗號造反，只是沒有成功。在公元310年，南方的吳興郡人錢璯便擁立孫充（吳國末代皇帝孫皓的兒子）為帝，打著恢復東吳的幌子造反。可是南方並沒有多少人響應他，所以錢璯、孫充都相繼被晉人殺了。隨後，孫皓的另一個兒子孫璠也試圖透過造反來恢復吳國，但結局同樣是被殺。此後，便幾乎沒有人再打著東吳的旗號造反了。（五胡亂華，中原淪陷）

歸根結底，這並不是東吳沒有影響力了，而是江南計程車族普遍地被晉人收買了，所以真正願意造反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在魏晉時代，江南實際上處於世家大族的統治下，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麼話語權的。要知道，東晉為了在南方站穩腳跟，大量籠絡南方計程車族，利用“九品中正制”保障士族的世襲特權，所以像王氏、謝氏這種江南大族都願意死心塌地地歸附晉室，誰還會去思念已經滅亡的東吳呢。

對於士族而言，不論是東吳還是東晉在統治江南都沒有差別。誰能夠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就擁護誰。司馬睿當初在南方建立東晉的時候，嚴禁官兵去騷擾士族的宅院和妻女，同時又和王氏家族（士族代表）關係密切，這等於是在告訴江南計程車族們，東晉與士族的利益一致。而相反，東吳末代的皇帝孫皓是一個有名暴君，他在位時期做了許多傷害江南士族利益的事，所以沒有多少士族是真正願意恢復東吳統治的。

在封建時代，想要獲得各階層的支援，無外乎掌握兩大秘訣：利益、人心。讓人大跌眼鏡的是，西晉統一天下後，在江東地區，司馬氏所受的擁護，比當初的孫氏高得多。

自從孫權死後，東吳人就沒享受過幾天好日子。

公元252年，大帝孫權駕崩，年僅十歲的太子孫亮即位，諸葛恪、孫弘、孫峻人等輔政。然而，沒多久就爆發了內訌，先是孫弘被整死，諸葛恪大權在握；下一年諸葛恪又被孫峻等人殺掉；又過了三年，孫峻病死，權力落到孫綝手裡。這位仁兄殘暴嗜殺，功臣、名將也難逃毒手，東吳上下一片雞飛狗跳。

到了公元258年，孫綝乾脆直接廢掉孫亮，改立孫權的老六孫休為傀儡。得意忘形的孫綝兄弟五人更加胡作非為，他們權傾朝野，壓根沒把皇帝當回事。但多行不義必自斃，下一年這幾位就被孫休反殺。

孫休掌權後，曾力圖改革弊政、推行善制，以期挽救人心、振奮國力，但他用人不公、私心過重，無法徹底改善東吳的狀況。公元263年，外部盟友蜀漢被滅，內部又連續兩年爆發叛亂，內憂外患之下，孫休暴病而死，年僅30歲。

鑑於形勢風雨飄搖，東吳眾臣一致認為應挑選一個年長的宗室擔任君主，以免再度淪為權臣的傀儡。挑來挑去，根據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的主張，孫和（孫權的三兒子）的長子孫皓上位。

公元264年7月即位後，孫皓曾“新帝上任三把火”，他首先犒賞群臣，其後“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釋出體恤士民百姓的詔書，開啟國庫、賑濟貧困，釋放宮女、許配給外面的光棍們，把御苑裡豢養的野獸全部放歸山林。

儼然一位仁義博愛、不愛財、不貪色、不貪玩的明主啊，一時間東吳朝野精神為之一振，士民交口稱讚、喜形於色：終於有位像樣的皇帝了。

然而沒等他們高興多久，孫皓就迅速暴露出本性，逐漸成了被魯迅口中的“特等暴君”。東吳的官員、老百姓們從此掉進了更恐怖的深淵。

他殘忍好殺。無論是扶自己上臺的“恩公”濮陽興、張布，還是宗室朱太后、先帝孫休的兒子，以及自己的後宮、功臣、大將，稍不合意就人頭落地；最駭人聽聞的是中書令賀邵，此人因中風休假幾個月，就被懷疑其裝病的孫皓抓起來拷打上千次，最後甚至被鋸斷、焚燒了腦袋，全家流放。尚書熊睦曾經略加勸諫，就被用刀環活活撞死。官員尚且如此，老百姓更好不到哪兒去。

他極度貪酒。每次設宴，為了逼群臣陪自己盡興，他總會安排十多人站在一旁監督，要是發現有誰喝得不夠賣力，或者言行上有什麼小瑕疵，結束後當場修理，輕則被打，重則直接處死。

他好色無度。強令官府在民間抓美女，而且凡是俸祿在二千石的官員，每年都要把自己的女兒註冊在案，先供孫皓挑選，剩下的才能出嫁。短短几年內，他的後宮美女多達幾千人。為了安頓她們，孫皓大興土木、窮奢極欲，百姓苦不堪言。

他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無視現實差距，在位期間屢屢北伐，國力、民力被消耗殆盡。在他的殘暴統治下，東吳上下提心吊膽、戰戰兢兢，屢屢出現將士投敵、百姓起義事件。東吳朝野離心離德、一盤散沙。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東吳的敵人——西晉，對東吳上下卻是格外的好。

孫皓在位時，蜀漢已滅、晉吳實力相差懸殊；西晉已然佔據了長江上游，對孫吳形成合圍之勢。但鑑於江東雖然進攻不足，但依靠出色的地利、防守有餘，司馬氏朝廷對於武力吞併東吳從來都心存疑慮。

鑑於內部意見不統一，這時期的司馬炎並沒有硬來，依靠羊祜負責經營江東。羊祜的思路很明確：步步為營，攻城為下、攻心為上，從軍事、人心兩方面逐漸瓦解東吳上下的意志，其後抓住機會一舉殲滅之。

羊祜被任命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後，開始在物力、心理兩方面對江東進行削弱。

首先，他在前線穩紮穩打、築城佔耕地，削弱對方的後勤補給，迫使孫吳前線不少軍隊紛紛投降，石頭城以西都被羊祜蠶食；

其次，注重收買人心。每次交戰後，他總是釋放俘虜；甚至在戰鬥中搶奪了孫吳百姓的糧食，戰後也計價償還；平時在前線打獵，遇上對岸孫吳軍隊先射中的動物，他大度的送給對方；俘虜孫吳將領鄧香後，將其安然無恙的釋放；潘景與西晉作戰時陣亡，羊祜對其厚葬，並允許其子女前來領回遺體。當然了，還有祜、陸抗這兩大巨頭的惺惺相惜佳話。

羊祜的仁義與孫皓的殘暴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十餘年間，西晉對抗孫吳的前線不僅兵強馬壯，而且也贏得了當地的民心。孫吳軍民越來越尊敬這位敵軍統帥，甚至恭敬的稱其為“羊公”。

起先，只是一些前線東吳士兵陸續投奔西晉；到了後來，越來越多的將領也攜家帶口、成建制的前來投降。

公元279年，等到杜預接任時，鑑於孫皓已經徹底失去人心、東吳國內分崩離析，司馬炎下定決定後派兵南下，僅僅用了四個月就兵不血刃拿下了江東，三國鼎立正式結束，司馬炎終結了八十年的分裂局面。

緊接著，司馬炎在江東執行了一系列的善政。

首先，善待孫皓，封其為歸命侯，對東吳宗室一樣給予優待，不僅賜物、賞錢，而且授予官職。雖然孫氏早已不得人心，但他們畢竟是東吳的象徵，善待這些人，就等於對江東地區釋放出了善意；

其次，他派使者去江東分頭撫慰，牧、守以下的原有官吏全都保留；同時，他還廢除了東吳原有的繁苛政策，一切從簡從易。原有的利益得到了保證，制度也改善了，江東官員、百姓無不歡欣鼓舞；

其三，對於江東名士、耆老，司馬炎一律依據才能授以官職。為了鼓勵江東將官、百姓遷往壽陽，司馬炎還開出了免除10-20年的賦稅、勞役的優厚條件。

這是軟的方面。在硬的方面，司馬炎派遣名臣鎮守荊、揚二州，這些官員為政有方，對江東地區安撫得極為成功。比如後來楚王司馬瑋鎮守荊州期間，“能得眾心”，後來跟隨他起兵對抗司馬亮的親信都是江東悍勇；在他死後，江東“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為之立祠”。

由此可見，西晉對江東的吸收、管理是極為成功的，甚至比當初孫氏家族要優秀得多。

此外，在八王之亂爆發期間，司馬睿於公元307年帶著王導渡江前往建鄴城，開始苦心經營江東。作為當時的頭號豪門望族，王導利用自己以及家族的巨大影響力，幫助司馬睿團結南北方世家大族、樹立起權威；同時，著手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設。

此外，其他王氏家族成員也鎮守要地作為依仗，比如王導的堂兄王敦任荊州刺史，都督荊、揚、江、湘、交、廣六州諸軍事。長江中游在握，其他地區絲毫攪不起水花。

因此，司馬氏對江東地區，統一前收買人心、統一後施以善政、八王之亂期間刻意經營；這套組合拳下來，江東豪族、百姓對司馬氏的認可度，遠遠超過了當時的孫氏家族。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原沉淪、西晉滅亡後，司馬氏仍能在江東苟活上百年的原因。

得人心者得天下，這一真理不會過時。

公元263年，司馬昭掌控的魏政權發動18萬大軍攻蜀，幾個月後，蜀漢後主劉禪投降，蜀漢滅亡。公元265年，司馬昭中風去世，他的兒子司馬炎繼承晉王爵位，幾個月逼迫魏政權皇帝曹奐禪讓帝位，建立西晉政權。公元280年，西晉數路大攻打東吳政權，幾個月後，東吳滅亡，三國正式歸一，西晉統一天下。

蜀漢滅亡後，亡國之君劉禪被遷到洛陽，封為安樂公，給了一塊封地軟禁起來安享晚年，東吳滅亡後，亡國之君孫皓同樣被遷到洛陽，封為歸命侯，同樣給了一塊封地軟禁起來安享晚年，包括他們的直系子孫都在封地之內生活，等到劉禪和孫皓去世後，他們的嫡長子就繼承爵位和封地，繼續生存下去，但是，他們早就被遺忘在無人知曉的角落。

西晉滅吳前地圖

晉武帝司馬炎去世後，他的兒子司馬司馬衷即位為皇帝，這就是晉惠帝，由於晉惠帝沒有獨立自主的行為能力，導致皇后賈南風亂政，隨後又發生了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西晉統治力量受到嚴重削弱，公元313年，發生永嘉之亂，晉懷帝被劉聰、石勒俘虜，隨後被殺，3年後，晉愍帝司馬鄴投降漢趙政權，隨後被殺，西晉滅亡。

在西晉還沒有滅亡的公元307年，西晉宗室琅琊王司馬睿就在琅琊當時的名門望族琅琊王氏的族長王導的勸說下東渡長江來到建康（今南京），並在此建都，司馬睿是司馬懿第三子司馬伷的孫子，承襲了祖父的琅琊王爵位，因為王導敏銳地感覺北方將會有大動亂，所以與司馬睿一起來到建康。

五胡亂華

司馬睿與王導的行為，在後來看是非常正確的，由於西晉內部自相殘殺，損耗了絕大部分的實力，才導致胡人趁虛而入，整個北方處於胡人的殘暴統治之中，漢人要麼築塢堡自守，要麼向南渡過長江投靠司馬睿，所以在江東地區聚集了大量來自北方計程車族、百姓、皇族、士兵，按照史書的說法，北方十分之六七的漢人都南渡到江東。

那麼這樣司馬睿被擁立為東晉皇帝呢？江東不是原來東吳的地盤嗎，為何沒人擁立東吳復辟呢？

任何一個政權想要復辟都得有勢力支援，東吳自從末代皇帝孫皓投降西晉之後，東吳的皇室成員大多被遷到洛陽等地居住，孫皓的後代基本上都做了西晉的官員，失去了他們存在的基礎，東吳政權是孫堅、孫策、孫權三代人建立，最初東吳政權是靠北方武將、士族以及江東本地顧、陸、朱、張四大士族集團，尤其顧、陸、朱、張四大士族，比如陸遜、陸抗等名將都是出來江東士族，這是東吳政權的基礎。

北方漢人衣冠南渡

東吳滅亡後，顧、陸、朱、張四大士族投靠了西晉政權，在西晉統治之下，江東又崛起一家新計程車族，這就是原東吳鄱陽太守周魴的孫子周玘（qǐ），周玘的家族也是江東的豪族，曾經在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期間三次平定了江東本地的叛亂，這就是西晉歷史上的三定江南。

第一次是周玘率領江東士族武裝聯合西晉將領陳敏平定了張昌、石冰的起義，第二次是周玘率領江東士族武裝聯合晉軍攻殺了企圖害據自立的原晉軍將領陳敏，第三次是吳興人錢璯擁立孫晧之子孫充為吳王起兵反晉，結果還是被周玘率領士族武將與晉軍聯合平定。

確實是有人勢力打著原東吳的旗號復辟的，但他們並不是真的為了東吳復國，而只是利用的旗號，事實上已經沒有人願意支援東吳復國了，包括周玘和原來的江東顧、陸、朱、張四大士族，都不會支援東吳復國，就算是有人打著東吳的旗號，那也不過是利用而已，並不是真的為東吳復國。

王與馬共天下

周玘在當時差不多就是江東士族的首領，但是包括周玘本人在內，在司馬睿建立東晉後，也是不支援司馬睿的，甚至想起兵反抗司馬睿，但由於事情洩露而作罷，周玘不久之後也憂鬱而死，他的兒子周勰後來繼續起兵反對東晉，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為支援東晉勢力建國的背後勢力非常複雜。

司馬睿之所以能到建康定都稱帝，主要依靠的就是琅琊王氏的王導，琅琊王氏是魏晉時期的頂級門閥士族，都知道魏晉時期是士族發展的黃金期，士族有自己的莊園經濟、賓客、部曲，有依附於士族的大量農民，佔據有大量的土地，有自己的私人武將，差不多就是晉朝統治之下的獨立王國，司馬睿稱帝沒有琅琊王氏的支援根本就辦不到。

琅琊王氏

當時有句話叫：王與馬共天下。王就是琅琊王氏，馬就是司馬皇族，琅琊王氏的勢力太過強大，甚至還發生了王敦的叛亂，司馬睿甚至無力平定叛亂憂鬱而死，王敦後來病死，即使王敦引發了叛亂，東晉皇室也不敢得罪琅琊王氏全族的人，可見當時的士族力量強大到可以左右東晉朝政的程度，除了琅琊王氏之外，還有一些從北方南下到江東計程車族，比如陳郡謝氏、龍亢桓氏、潁川庾氏。

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龍亢桓氏、潁川庾氏統稱為北方士族，而周玘的家族以及吳郡顧、陸、朱、張四大士族統稱為江東士族，由於北方士族大量南下，同時又有擁立之功，因此在東晉朝廷身居要職，獲取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同時也在江東地方上排擠本圭的江東士族，這樣北方士族就與江東士族有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包括周玘父子反對東晉，也就是因為北方士族大量南下，搶佔了原本屬於江東士族的利益，包括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

東晉地圖

江東就那麼大，本來只有江東士族在當地生存，現在北方士族及整個東晉朝廷定都江東，蛋糕就不夠不分了，雙方鬧矛盾是很正常的，這也是東晉內部一直不穩定的原因，江東士族在與北方士族鬥爭時一直處於下風，而東晉朝廷一直把控在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龍亢桓氏、潁川庾氏等四大北方士族手中，直到所有的大家族都鬥爭得兩敗俱傷，才被寒族崛起的北府軍劉裕摘取了勝利的果實。

不管是北方士族也好，江東士族也罷，他們的鬥爭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沒有一個人，一個家族會為了已經滅亡幾十年的東吳而鬥爭，東吳在東晉時期早就被扔進了歷史的塵埃之中，不復出現，這些士族之間的鬥爭，就是整個魏晉南北朝幾百年鬥爭的縮影，不僅兩晉內部有士族鬥爭，還要面對來自北方胡人的威脅。

中華文明的程序存在一條從北方黃河流域向南方長江流域發展的脈絡：當秦始皇混一華夏之時如今的江南地區還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整個秦漢時期江南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是極為緩慢的，直到三國時期東吳政權才對江南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開發，也就是從這時起奠定了日後江南地區的發展基礎。五胡亂華時期黃河流域計程車族百姓紛紛南遷，經過東晉、南朝的開發建設之後到隋朝統一南北之時中國南方的人口和經濟水平已基本接近於北方。

隋末唐初南方的人口和經濟水平只是基本接近於北方，如果真要比起來還是北方略佔優勢。到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夕南北方之間的人口比例已發展到一個關鍵點：一比一。安史之亂的爆發進一步導致中原人口的南遷，也就是在這時中國經濟的重心轉移到了南方。安史之亂以後江南的揚州、四川的成都發展成為全國數一數二的工商業大都會，到了宋代南方經濟就表現得更為強勢了。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已成為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朝廷的賦稅收入主要來自江南，歷次科舉考試中榜者也以江南士人最多。

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是在由五胡亂華、安史之亂、靖康之變所誘發的三次大規模人口南遷過程中完成的。這其中第一次南遷自然對開啟南北經濟文化交流融合有莫大的歷史意義：西晉末年琅琊名士追隨琅琊王司馬睿衣冠南渡，從而開啟了中國歷史上南北方經濟文化第一次大規模的交流融合。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黃河流域所在的中原代表著中國的正統和中心，卻也正因為如此使中原地區成為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時期各路野心家博弈的舞臺。

當北方大地兵連禍結之時南方卻獲得了相對的靜好，於是大量中原百姓為求生計紛紛南遷。當時的江南遠離政治中心、不受權力關注、沒太多的戰事，當地的人們利用這難得的安寧局面把主要精力放在農耕桑織上。遠離政治中心的江南因此獲得了經濟文化上難得的發展機遇。當西晉王朝被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折騰得搖搖欲墜之時琅琊王司馬睿在江南為晉王室和中原文化保留下了一線命脈，然而司馬睿剛來到江南時感受到的卻是事情似乎與自己一開始所預料的並不一樣。

當時的江南儘管還是一塊有待開發的處女地，不過江南和中原一樣也有勢力盤根錯節的世家大族。司馬睿來到江南時沒任何人歡迎他：當地的世家大族不僅沒人登門拜訪，甚至連禮節性的接風洗塵也沒有。在此之前江南本是東吳地界，而司馬睿南渡時距離西晉滅吳不過三十年。西晉滅吳後視江南的世家大族為“亡國之餘”：江南既不被西晉王朝視為戰略重心，江南士族在仕途上也備受歧視。江南士族對司馬氏沒任何感情，甚至還有著些許敵意。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誰也沒想到昔日高高在上的司馬氏皇族以及中原士族有朝一日也會有求於江南士族。作為外來戶的司馬睿要想在江南立足就必須得到江南世家大族的支援，這時江南世家大族開始把昔日中原士族加之於他們身上的白眼原封不動還給了司馬睿，好在司馬睿得到了隨他南下的琅玡王氏子弟王導的鼎力支援。王導為司馬睿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天下大亂之際江南士族並非不需要依靠，也談不上對昔日的東吳有多少忠誠。

晉朝司馬氏的統治對江南士族而言是外族統治，而東吳孫氏的統治其實對他們也是外族統治：東吳時期孫氏皇族和江東世家大族之間的關係也是錯綜複雜。孫氏在江東的統治是建立在給吳中大族以權力的基礎之上，然而作為外來戶的孫氏又必須時刻防著江東世家大族的反噬。孫氏皇族和江東士族之間實際上是一種既有合作而又明爭暗鬥的關係：孫權晚年就對江東世家大族頗多猜忌——陸遜作為江東陸氏的代表人物就是因為捲入孫權父子之間的權力鬥爭憂懼而死的。

孫權死後東吳政局更加動盪：殺戮常伴於朝中。在這種混亂的內部環境中很難產生一個強有力對抗外界的力量，所以江南士族真要說對孫士的東吳政權有多忠心是談不上的。江南士族對司馬睿表現出來的冷漠與其說是對東吳政權的懷念，倒不如說是對自身處境的不滿所致：江南士族對司馬氏的不滿並非因為司馬氏滅了東吳，而是因為司馬氏在滅掉東吳後對江南士族在政治上的排擠打壓。這並非是對昔日的東吳政權有多懷念，而完完全全就是因為自身利益使然。

王導為司馬睿分析清楚了江南士族不滿的原因，那麼接下來就該有針對性地對症下藥了。既然江南士族不滿的真實原因是因為自身利益受損，那麼司馬睿要爭取他們的支援就需要給予利益上的讓渡。江南士族不是無人登門拜訪嗎？王導就建議司馬睿主動找上門去。現在是司馬睿有求於人，所以就別擺皇族子弟的架子。既然人家不來找你，那麼你就自己主動登門拜訪，先把面子給人家給足，從而讓人家感受到你的誠意。這僅僅只是爭取江南士族的第一步。

每當司馬睿去拜訪江南世家大族時王導就拉上身居要職的堂兄王敦等人恭恭敬敬跟在後面為司馬睿造勢立威。我們不妨假設我們今天一個創業者帶著一幫兄弟搞起了一家小公司。這時他們如果要爭取投資就需要主動去拜訪大老闆，因為大老闆是不會主動上門拜訪你的。然而在拜訪大老闆時要一味示弱於人嗎？表面上這似乎是尊重人家，然而卻也讓人看透了你外強中乾的本質。王導的對策是首先自己陣營集團內部要先為核心人物樹立權威。

設想如果當時司馬睿自己陣營的人物都不尊重他，那麼江南士族又怎麼可能把他當回事？王導實際上是讓司馬睿對江南士族展示誠意，與此同時又在自己陣營內部為司馬睿樹立權威。王導此舉實際上是相當高明的：琅玡王氏是當時天下聞名的世家大族。長期以來飽受中原士族白眼的江南士族儘管與中原士族存在隔閡，可實際上江南士族打心眼裡也是對中原士族所代表的文化正統頗為羨慕的，所以當他們看到作為琅玡王氏子弟的王導、王敦對司馬睿畢恭畢敬時就感覺到司馬睿是一個大人物。

王導深知江南大族缺的不是財富，他們真正想要的是政治地位。江南士族的不滿本就源自於西晉王朝在政治上對他們的排擠打壓，所以王導就承諾將會把一些重要的官職留給江南士族。司馬睿經營江南之初江東士族普遍處於觀望狀態。這時北方大地已處於戰亂之中，江南士族也擔心北方的戰亂會波及到江南。江南士族需要一個靠山帶領他們守住半壁江山，從而得以保證他們享受政治權力和錦衣玉食的生活。代表皇族正統和中原文化的司馬睿恰恰正適合扮演這樣一種角色。

司馬睿和江南士族之間實際上是一種彼此需要、彼此利用的關係，然而江南士族還是需要觀望一下。他們在觀望司馬睿究竟能不能穩定局勢，也在觀望司馬睿能讓渡給他們多少政治利益，在得到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之前他們會一直觀望下去。王導一眼就看出了江南士族觀望的原因，所以他直指要害的承諾實際上打消了江南士族的顧慮。在位的人是誰對江南士族而言其實一點都不重要。只要誰能滿足他們在政治利益上的要求，那麼他們就會擁護誰。

司馬睿開創的東晉王朝實際上是由司馬氏皇族、琅玡王氏等南遷大族以及江南本土大族在互相妥協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既然是彼此需要、彼此利用、彼此依附，那麼任何一方勢力都不可能獨大。東晉一朝南遷的王氏、庾氏、桓氏、謝氏等北方士族和江南本土四大族實際上形成了一種互相牽制的作用，當然他們彼此之間也會為爭奪政治權力出現各種各樣的鬥爭，然而當中國北方亂作一團之時東晉王朝仍小心翼翼維持著南方的百年偏安。

衣冠南渡讓中原文化的根脈得以延續，也讓南方獲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開發。東晉那種由皇權與士族共治的門閥政治沒足夠的力量統一天下，甚至也無法使一個王朝延續更久，但卻為後世留下了一份獨特而璀璨的文化遺產。南渡的中原移民與江南本土大族以及山越等少數民族互相融合大大促進了南方地區的開發建設。繼東晉這次衣冠南渡之後安史之亂、靖康之變又造成了兩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從而最終塑造了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格局。

東吳滅亡後，孫氏復興的預言一直在江東流傳。

“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這首童謠預言：吳亡三十年後，當復興。

歷史的軌跡似乎朝著這些預言的方向發展。

吳滅僅10來年，從291年起，晉王朝就開始陷入連續內亂，八王之亂，使晉的統治力大減。

因此，江東一帶“竊發亂者相繼”，“吳當復”的日子，似乎已經臨近。

所以，307年，司馬睿南遷到建鄴時，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士庶莫有至者”，遭到了本地士庶的無視。

那麼，為何這些人最終還是選擇了司馬睿呢？

失敗的嘗試者們

自東吳滅亡後，就不斷有人試圖恢復江東大業。

282年，吳僅僅滅亡2年，吳將箢恭、帛奉就舉兵造反，圍攻揚州。

287年，南康、海安、吳興等地相繼叛亂。

當然，司馬炎時期的晉王朝還是比較強盛的，這些叛亂很快就平定了。

到八王之亂爆發後，西晉的統治混亂，江東的叛亂就激烈了起來。

303年，江夏張昌發起流民叛亂，得到了百姓響應，其部將石冰攻佔了揚州。

周玘等人聯絡江南士族，與右將軍陳敏一起討滅了石冰。

然而，討滅石冰後，陳敏“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意”。

可是，陳敏有割據之心，卻沒有孫策那樣的才能，“刑政無章，不為英雄所服”，陳玘等人又聯合江東士族起兵，攻殺陳敏。

在司馬睿到來之前，已經兩定江南的陳玘（後來共三定江南）勢力強盛，大有左右江東的影響力。

當時，江東大族們的態度是：見機而動。

由此可見，江東大族並非沒有恢復江東的意願，只是當時確實沒有能夠成就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司馬睿、王導的表演

307年，司馬睿採納王導的建議，來到建鄴。

不過，一個多月裡，“士庶莫有至者”，沒有人來搭理。

司馬睿、王導經過分析，找到了突破口。

要別人支援你，首先別人對你要有需求。

當時，江東大族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周玘為代表的豪門士族，他們的地位相對比較低，但擁有較強的軍事力量；一類是以陸、顧為代表的吳、會稽門閥士族，他們早在東吳時就是掌權的大族，影響力很大，知書達理、通人情世故，但吳亡後，經濟實力雄厚，武裝力量有限。

顯然，後者是更可能被拉攏的，他們對晉王朝更有需求。

由於他們祖輩從政經驗豐富，文化程度較高，他們一直熱心於提高政治地位。

吳滅亡後，由於晉王朝優容士族的政策還是保障了江東士族們的經濟特權，“江東之士莫不悅附”，開始支援晉室。

只是，由於“被征服”的命運，江東大族們到了洛陽，被歧視為“寒族”，融不進北方大族們的圈子，政治地位有限。

就算是陸遜的後人陸機，也在洛陽混不開，選擇為宗王效力，以求提高政治影響力。

現在，這些大族不來支援司馬睿，主要是對風險的擔心：1、司馬睿支援不支援他們的利益？2、司馬睿能不能站穩腳？畢竟“八王之亂”鬧得正歡，司馬睿隨時可能成為下一個橫死的！

司馬睿、王導開始了一場表演。

在王導的策劃下，司馬睿乘輿出遊，王導、王敦等渡江計程車族領袖皆騎隨從。

這是一個訊號：司馬睿與琅琊王氏定下了君臣之分！

琅琊王氏，是當時天下影響力最大的門閥，得到琅琊王氏的支援，彰顯了司馬睿的實力！表明司馬睿有足夠的實力穩住江東形勢！

隨即，司馬睿和王導分工。司馬睿拜訪紀瞻，王導拜訪顧榮、賀循，王導甚至請婚於吳郡陸玩，表達尊重，宣傳政策，強化其特權。

因此，紀、顧、賀這三位江東影響力最大的領袖“拜於道左”，加入了司馬睿集團。

吳、會稽、丹楊等地的大族見此，莫不歸附。

鎮之以靜1：借力打力

司馬睿與丹陽、吳、會稽門閥結成政治共同體，並不意味著江東安定。

畢竟，當時吳興一帶的豪族依然掌握著極強的軍事力量，其軍事實力依然足以左右江東。

周玘在二定江南後，被朝廷任命為尚書郎，然而，周玘力辭，留在江東，大有儲存實力之意。

對此，王導採取的是“鎮之以靜”的政策：與之共存，既優先保障已經聯合的吳、會稽、丹陽門閥的利益，不分權給吳興豪族，又大力表彰、安撫，對其各種行為縱容，但藉機分化之。

對於吳興豪族來說，司馬睿雖兵力不足，但過早討伐，政治影響過大，相比之下，先消滅吳興本郡的敵對者是更穩妥的。

310年，原本奉命救援洛陽的吳興錢氏見洛陽已危，西晉王朝搖搖欲墜，遂擁立孫皓的兒子孫充為吳王，渡江而來。

當時的司馬睿尚無兵以對，幸虧周玘“募義士”，擊敗了錢氏。

整個過程中，晉王朝一直“鎮之以靜”，未作干預。

同時，晉王朝對周玘等人的一些叛亂流言、過分舉動也只是縱容，不作反映。

很快，一次大變化，改變了實力平衡。

鎮之以靜2：平衡南北方大族

不久，洛陽淪陷，中原衣冠南渡。

大量的北方士族前來江東。

如此，機遇與風險同時到來。

機會是：北方士族帶來了大量的人口、部曲，使司馬睿增加了“駕馭吳人”的力量，可以改變與吳興等地豪強的實力平衡。

威脅是：大量人口南來，需要大量土地；大量士族前來，需要官職。這些都與江東士族的利益發生了衝突！

處理得當，司馬睿的實力將贏來爆發式增長。

處理得不好，南北方開打，司馬睿將灰飛煙滅。

王導再次搬出“鎮之以靜”。

經濟上，王導發揮政府配置功能，讓南來士族避開三吳士族的勢力範圍，到浙東會稽等地落機，避免經濟上的衝突，保障江東士族的經濟特權。

政治上，對於來投北方士族，也“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注意，與西晉王朝“不分賢愚，只看家世”不同，東晉計程車族入仕自然憑家世，但官職大小與聲望、功勳是成正比的，因此，選擇出來計程車族代表素質遠高於西晉時期。

因此，儘管北方大族到來確實搶了江東大族一些利益，使江東大族有怨氣，但“主其地，習其教，然後人心赫然而附之”，基本上保持了晉王朝的支援。

需要強調的是，自吳滅亡後直到南朝末年，三百年間，“南士之秀”在東晉時是最受“優禮”的。

因此，東晉雖然內部矛盾依然不小，但形勢基本穩定了下來。

吳興郡的軍事實力還在，但隨著南渡北人的增強，其威脅已得到控制。

南北方士族的矛盾雖然還在，但也能動態維繫平衡。

大族的遊戲

魏晉之際，由於莊園經濟的發展，世家大族掌握了最主要的經濟、政治資源，是決定性的力量。

江東士族在兩晉之際並非沒有動過恢復東吳的心思。

西晉時期的童謠、八王之亂時的動亂，甚至吳興錢氏直接擁立孫皓的兒子等事蹟，都表明東吳這個“江東化”政權在當時留下的影響力。

然而，決定大族立場的，始終是利益。

當時，擁有強兵者，暗藏大志者不少，但並沒有出現如孫策、張昭這樣的非常之人。

不斷的征戰不但沒有使江東大族看到“江東之事可濟”的希望，反而使他們的即得利益在動盪中遭到損失。

畢竟：作為既得利益者，最害怕動盪的，就是這些大族了。

司馬睿、王導深知大族的需求，按照世家大族的規則，給予尊崇、禮遇，保障江東大族的特權，並適當提高江東大族的政治地位，展現出穩定江東的能力後，很快得到了江東大族們的支援。

同時，“鎮之以靜”的政策，緩解大族之間，尤其南北大族之間的矛盾，使許多問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維繫了動態平衡。

在一切理順後，317年，到達江東10年的司馬睿正式稱帝，東晉政權建立了。

司馬睿、王導“鎮之以靜”，確實穩定了形勢，使得晉室保有半壁江山。

然而，“鎮之以靜”，也意味著不敢觸及士族利益，不敢大舉興兵，對北伐恢復中原的態度十分消極。

其實，東晉立國之初，北方一片大亂，剛南來的北方豪傑意氣風發，晉室大有恢復中原的機會。

然而，東晉政權一味“鎮之以靜”，消極北伐，錯失良機，算是一件遺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