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後一任攝政王就是宣統帝的生父醇親王載灃，在清朝滅亡之後就主動隱退，不問世事。

辛亥革命後，載灃既無兵權，也無財權，選擇隱退是明智之舉，如果載灃也像辮子軍張勳那樣鬧復辟，恐怕最後連人頭都保不住。

想當年清朝第一位攝政王多爾袞執政時，清朝的國勢何其強大。滿清王朝從山海關入關，招撫了吳三桂的兵馬，並先後消滅了李自成、張獻忠與南明諸帝，開啟了關內的267年國運。

載灃又沒有能力控制局面，最後促成了清帝和平退位的要求。清王朝一垮，昔日的攝政王載灃也就沒了實權，充其量還能在清朝的遺老遺少中說說話，可是指揮軍隊、搶城奪地是想都不要想，因為袁世凱隨時都可以要他的命。

溥儀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宣統帝，而他的生父載灃便是清朝最後一任攝政王。

可是，她臨終前所指定的繼承人是一個3歲的孩童，連生活都要大人照顧。而當時清朝已經滿目全非、瀕臨覆滅，怎麼能指望一個孩子有所作為呢。

慈禧去世後，溥儀登基為帝，溥儀的父親載灃理所應當地出任攝政王，成為清朝最後三年時間裡的實際掌權人。可是，載灃的能力平庸，就連其他王爺也說載灃，聚在一起商量事情的時候根本拿不出對策，遇到事情也不能當機立斷。

北洋大臣袁世凱手握重兵，在辛亥革命中逼迫清廷皇帝退位。載灃既應付不了南方的革命黨，也懼怕袁世凱武力逼宮”。兩害相較取其輕，不得不促成了清廷這邊主動退位的事實，而自己也卸下了攝政王這個頭銜。

值得一提的是，載灃這個人雖然能力不行，但是思想傳統、深知進退，他寧願隱居生活也不肯接受日本人的拉攏。抗戰爆發前，溥儀被日本人蠱惑到偽滿當傀儡皇帝，他屢勸不止，再三指出日本人的狼子野心與別有所圖，無奈還是說不動溥儀。

看似簡簡單單的話，從這位大清最後的實際統治者、曾經的“攝政王”口中說出，實則包含了諸多的辛酸與無奈。

看到丈夫載灃的臉龐，瓜爾佳氏大哭一場，還是載灃好言相勸，才抹去眼淚。

從此之後，載灃從政壇徹底隱退，再沒有復出。

作為大清帝國的“攝政王”，載灃失敗了，失敗的很徹底。

但作為愛新覺羅皇族最後的“大家長”，他是稱職的。

這是載灃在形勢不得已的逼迫下，為儲存愛新覺羅家族做的最後的妥協。

從1911年12月的請辭到1951年2月去世，歷經國內持續不斷的混亂局面，載灃沒有再做無謂的抗爭、沒有去所謂的“復辟”，看上去是軟弱，是對大清江山的不負責任，對祖先的大不敬。

但事實上，正是這種“軟弱”，才保全了愛新覺羅家族；而如果載灃與軍閥勢力甚至日本勢力沆瀣一氣、不擇手段“保皇”，大清還是絕無可能重建，反而家族得不到善終。

歷史上這樣的例子還不夠嗎？

被清朝取代的明朝，朱姓皇族不就是被趕緊殺絕了嗎？以至於崇禎皇帝在上吊前，親手砍殺子女，還發出“只怪你們生長在帝王家”的感慨。

歷史從來都是成王敗寇，既然大局已定，大清氣數已盡，載灃能做的最後一點就是：

儲存家族血脈，決不能斷了根。

在大清滅亡後，載灃其實是有機會“重出江湖”、籠絡遺老遺少進行“復辟”，如張勳辮子軍“復辟”、日本人扶持溥儀建立“滿洲國”等等，但他絕不參與。

即使兒子溥儀在東北建立“滿洲國”，載灃也嚴厲拒絕日本人對他的勸降，還嚴厲斥責溥儀依靠日本、圖謀“復辟”的不切實際的幻想。

載灃是個聰明人，雖然在“攝政王”時期，他沒有力挽狂瀾，扶大廈之將傾；但他的“神隱”，從此不管不顧外界如何風雲變幻、城頭如何變化大王旗，彷彿與他再沒有半點關聯，任它雨打風吹，我自榮辱不驚。

正是這份低調，或者說是這種卑微，在國內軍閥大戰、日本帝國主義侵華以及內戰時期，愛新覺羅氏才能一次次在風雨中保全了家族，這才是他隱退後從不圖謀“復出”的最重要原因，而且他也達到了這個目的。

1951年初春，在與家人團團圓圓吃過了“菊花火鍋”大餐後，載灃感染風寒，終究是年老了，敵不過疾病，2月3日病故，享年68歲。

大清國276年，僅有兩位攝政王，多爾袞這個攝政王，靠得是拳頭得來的，實力派；載灃這個攝政王卻是趕鴨子上架當上的，空有其名。

熟悉載灃的人都知道，載灃這個人，和他的老爸老醇親王一樣，是個宅心仁厚的人，性格溫和，辦事猶豫，並不具備大將之風，也沒有統帥全國的能力。但是家世卻極其顯赫。

父親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老醇親王奕寰，而且還是鐵帽子王；哥哥是光緒皇帝；自己的兒子溥儀，是大清國的最後一個皇帝，一家三代人，出了2個皇帝。

有背景，沒能力，但這樣一個人，恰恰是慈禧需要的人。

她看中的是載灃的兒子溥儀，也是榮祿的外孫子。雖然袁世凱等人極力反對立一個3歲的小孩為新皇帝，但是，慈禧出於對榮祿的感激，還是決定要立溥儀為新帝，並且讓載灃來當攝政王。

這個時候的慈禧，還並不知道自己將在2天后死去，她選擇載灃來當攝政王，並不是因為載灃有多大的能力，也不是因為載灃是溥儀的爸爸，而是因為載灃是最好的傀儡物件，無論是小皇帝，還是攝政王，都將會在慈禧的控制之下，慈禧要開啟她的四度垂簾聽政。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2天后，慈禧隨光緒而去，臨終前慈禧留下一句話：“從今往後大清國完全由攝政王管理，但是，遇到重大問題，還需要請示太后”。

就是這樣一句話，把年僅25歲的醇親王載灃，給推到了大清國最高領導人的位置。

25歲啊，在今天，也就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嘴上沒毛辦事不牢的年紀，就成了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雖然載灃在一年前進入了軍機處，開始學習處理國家大事，但是畢竟還是太嫩。

就這樣，載灃搖搖晃晃的開起了大清國這艘“破船”，他成了這艘搖搖欲墜的大船的船長。但是，他也不知道要把這艘破船開往何方。

慈禧死了，小皇帝才3歲，大清國的事就是他說了算了，巨大的權力洶湧澎湃的撲向載灃而來。他畢竟才25歲，他天真的以為：“大清國的命運交到我的手上了，我要一展身手了。”

從1908年11月15日到1911年12月6日，這是載灃當權的3年，在這3年裡，載灃做了3件大事。

載灃早就看袁世凱不順眼了。

一方面是因為哥哥光緒。在戊戌變法中，袁世凱擺了光緒一道，讓光緒淪為了階下囚，光緒不恨慈禧，不恨榮祿，唯獨單單恨袁世凱，而且是恨到了骨子裡。

在瀛臺的日子裡，光緒最大的樂趣就是在紙上畫個小烏龜，然後寫上袁世凱的名字，貼在門上，用小弓箭射他，射完還不過癮，還要把照片抓過來撕碎。

光緒臨死前，曾經留下一段話：我是醇親王次子，被太后選中立為儲君。太后一直憎恨我，過去十年來，我生活悲慘，袁世凱難逃其咎，時機一到，我希望袁世凱立刻被處死。

一方面是因為袁世凱搞新政，損害了滿族親貴的利益。晚清新政改革中，袁世凱是最積極的一個人。但是，改革必定要改掉皇族的一些利益，這讓載灃對袁世凱十分不滿，甚至在朝廷開會的時候，載灃公然拿著槍指著袁世凱說：你如此跋扈，作為主子，我要槍斃了你。

幸虧有慶親王奕誆出面勸說，載灃才沒有擦槍走火。

慈禧在的時候，袁世凱是慈禧的紅人，是慈禧改革的大旗，無論慈禧多麼的不喜歡袁世凱，慈禧都不會讓袁世凱倒下。現在慈禧死了，載灃以為他可以要袁世凱死了。其實載灃不明白，袁世凱死了，朝廷的天平就倒了，朝廷的天平倒了，離滅亡也就不遠了。

袁世凱就是慈禧手中玩平衡的籌碼，可惜載灃太年輕，看不透。

果然，載灃這麼幹了，他一開始本來是要直接下詔要了袁世凱的命的，誰知道段祺瑞直接帶兵在南苑搞起了演習，是不是的放幾炮。朝廷裡，慶親王奕誆和郵傳部尚書徐世昌也不斷的遊說載灃，不能要了袁世凱的命。

在多重壓力之下，載灃改變了主意，以“足疾”為由開了袁世凱的缺，袁世凱帶著家眷跑到了安陽隱居。

趕跑了袁世凱，載灃開始抓軍權。當年去德國道歉的時候，德國皇帝就告訴載灃，要想皇權牢固，必須得有靠得住的軍隊。

1909年7月，載灃自任為全國海陸軍大元帥，把軍諮處單獨從陸軍部獨立出來，任命自己的弟弟載詢為軍諮大臣，成為實際上的陸軍統帥；任命自己的弟弟載濤為海軍大臣；成立禁衛軍，用來保衛皇帝和皇族，任命滿人蔭昌為陸軍大臣和禁衛軍統領。

玩的跟小孩過家家一樣，名頭怪響，實際上北洋新軍，載灃哪一個也指揮不動。

慈禧死了，但是新政的口號已經喊了出去，而且喊了很多年。預備立憲的日期也是一改再改，原來說是9年，後來改成5年，君主立憲，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1910年，載灃命令各省成立諮政局，北京也成立了資政院，大量的立憲派人士比如張騫、湯化龍等人擔任了資政局的議長。

在立憲派的一再要求下，1911年5月，載灃成立了第一屆的內閣，總理大臣是慶親王奕誆，另外有8名成員都是皇族。這下全國都沸騰了：“載灃，你這個黃毛小兒，你當我們傻嗎？”

載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把滿漢矛盾推向了一個頂點。

第三件大事，鐵路國有化。

提出這個想法的人叫盛宣懷，清末首富，大清國郵傳部尚書。

從某種意義上說，盛宣懷才是大清王朝的掘墓人，正是因為盛宣懷提出的鐵路國有化，才引發了四川保路運動，清廷才把湖北的新軍調到四川去鎮壓，湖北的新軍才趁虛搞了一把武昌起義，由此點燃了大清滅亡的引信。

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是由地方的鄉紳出資修建的，經過多年的努力，眼看著就要見到收益了，這個時候清廷突然宣佈把鐵路收歸國有。收歸就收歸吧，補償還不到位，民間出資人不但拿不回成本，甚至還要倒貼百萬巨資，這擱誰也不會幹啊。

更過分的是，清廷居然打算拿著這兩條鐵路去向外中國人借款，這下四川的鄉紳們不幹了，他們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會”，用罷工，罷市，罷學等方式來表示抗議。

四川人受了這麼大的委屈，但是他們還是沒有想過要造反的，還是想通過合法的途徑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但是，糊塗的載灃聽信了盛宣懷的建議，直接讓端方帶著兵，雄赳赳氣昂昂的直接打了過去，甚至殺害了很多無辜百姓。

引信，終於拉響了，清廷的末日也要來了。

經過3年的折騰，載灃也明白了，自己不是玩政治的料，還是回去當個自由自在的王爺更瀟灑。

於是，載灃重新啟用了袁世凱，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全權組織責任內閣，並在1911年12月6日，正式向隆裕太后提出辭去攝政王之職。

回到家後，載灃對妻子說了一句話：“這下好了，我終於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也許這才是載灃內心裡真正的想法，當攝政王的3年，他是強撐著想當一個強人，挽救大清國，然而，他終究不是一個強人。

正如載灃弟弟載濤對他的評價一樣：載灃是我的胞兄，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是無用的別名。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絕難勝任。

從此以後，載灃是真正的完全隱退了，溥儀退位，他沒有出面；袁世凱稱帝，他沒有出面；張勳復辟，他沒有出面；肅親王等人組織宗社黨，積極復辟，他不參加。因為他只想當一個有錢有閒的王爺，可以談錢，但絕不談政治。

第一，載灃的性格使然。

載灃完全繼承了老醇親王的性格，對權力有天然的拒絕感。也許是老醇親王經歷了太多的宮廷鬥爭，一直不願意參與到權力中樞去。他臨終前曾經給子孫們留下一句話：

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財也小，產也小，後來子孫禍也小，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少膽也小，些微產業知自保，儉使儉用也過了

所以說，載灃的權力慾是非常小的，他只是被歷史挾裹著走到了舞臺的中央，如果在大清的盛世年代，他一定是一個閒雲野鶴般的王爺，有閒的過完自己的一生。

第二，載灃看清了歷史的趨勢。

平心而論，載灃不是一個頑固守舊的滿清王爺，相反，他是一個非常開放，非常能接受新鮮事物的一個人。他是滿清貴胄中第一個買小汽車的人，是第一個玩望遠鏡的人，是家裡第一個裝電話的人，是第一個剪辮子的人，是第一個穿西裝的人。

想當年，18歲的載灃出訪德國，雖然是專程去道歉去的，但是卻也看到中國和西方社會的巨大差異。執政後的載灃，也試圖去改變這個國家，但是卻發現困難重重。

後來的載灃明白，這個國家在改變，這個時代在改變，雖然不是經自己的手在改變，但它始終在變，不會因為某個人的意志而停下來。

所以，後來不論是張勳復辟，還是宗社黨復辟，還是溥儀和日本人搞到一起，載灃只有兩個字“胡鬧”。

第三，載灃希望大家能徹底的把他忘記。

清朝滅亡後，袁世凱與他手下的軍閥們，你方唱罷我登臺，載灃目睹著一切，知道自己曾經是清朝攝政王的身份始終是一個隱患，沒準那一天就會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所以，他掐斷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絡。

反正，每年有5萬兩銀子的俸祿，自己還有大量的私產，古董，寶貝，生活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退位後的載灃，把大量的時間都用在看書上。每天早起去給母親請安，然後就在自己的書房裡吃早飯，看書，中午去小老婆那裡吃飯，晚上在大老婆那裡吃飯，然後上床睡覺，如此規律的生活，雷打不動。

1928年之後，載灃搬到了天津的租界去住。在那裡，他的府邸對外稱“王公館”，三個女兒到了該上學的年紀，本來載灃是想繼續聘請私塾先生在家裡教孩子們的，但是因為當時已經流行去學校上學，載灃架不住大家的勸，就同意讓三個女兒去外面的學校上學。

但是必須要改名字，三個女兒都改姓了“金”。每天用黃包車接送女兒上下學，不讓女兒們和同學多接觸，也不讓女兒們透漏自己的身世。

過了一段時間，載灃覺得大家可能認不出自己了，就想去學校看看女兒，結果剛走到大門口，傳達室大爺立馬站起來恭敬的喊了一聲“醇親王，您好”，載灃嚇了一跳，剛準備走，校長來了，大聲的喊“攝政王，您好，歡迎光臨我們學校，真實蓬蓽生輝啊”，這個時候湧來的人越來越多，校長甚至站到凳子上高呼：“大家給攝政王讓條路，讓我們歡迎攝政王光臨指導本校”。

在接待室裡，載灃坐立不安，給學校捐了款，然後才趕緊從學校出來，從此以後再也不隨便出門了。

正是因為載灃這種主動歸隱，不參與任何復辟活動，不過問任何政治的行為，讓他能夠在動盪的政權更替中安穩的生活下來。

關於末代攝政王載灃，周總理曾有過評價：

①載灃是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臨終推上監國攝政王的高位的。其實，不是因為載灃適合做攝政王，慈禧才選了他。而正是因為他不適合，慈禧才選他的。這個歷史責任不能由載灃來負擔。

②載灃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主動辭去監國攝政王的職位。他後來也沒有主張對革命進行武力反抗，也沒有站出來反對宣統皇帝“遜位”。這些表現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願，客觀上有利於革命。還說；到了民國以後，貴族和遺老中有人不遺餘力地進行復闢大清王朝的活動，但載灃卻始終沒有積極參與。這一點也是難得的。

③載灃後來作為一個平民，作為溥儀的父親，如果他移住長春去依靠他的兒子，在人情上是說得過去的。這同溥儀去當“皇帝”是不同的，同溥傑等人為“滿洲國”效力也不一樣。但他畢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個反對分裂祖國的愛國者。他在日偽的統治下沒有屈從日本人的一再勸誘，堅持不去東北，在政治上同“滿洲國”劃清了界限。在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現了民族氣節，政治膽識和魄力。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

④到了民國時代，載灃還一直在王府裡堅持實行前清的舊禮，好象是要永遠堅持下去。但是到解放以後他就把它全取消了，這是他思想開通進步的表現。

⑤載灃的國學底子很深厚，又是清朝末年到民國、到日偽時代歷史的活見證，他如果能夠有更長的壽命，一定會對文史研究做出很好的貢獻。

應該說這個評價是很客觀公正的，載灃本身不是一個野心家，沒有什麼權力的慾望，他更喜歡過得是優哉遊哉的富貴日子，是慈禧改變了他的命運。在清朝，滅亡之後，他顯然更無心去做垂死掙扎了。這個和人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

載灃有一個對立面的例子，那就是川島芳子的父親肅親王愛新覺羅·善耆，此人拒絕在清帝退位的詔書上簽字，清朝滅亡之後，還不死心，妄圖復辟，並策劃滿蒙獨立。他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到國外以圖藉助外國力量復國。這才有了大漢奸川島芳子。

宣統帝退位後，按照南北合議時的談判條件，袁世凱坐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位置，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只是此時的中國並沒有真正實現太平，因為南北之間的政治摩擦、北洋內部的派系鬥爭，以至於政局變幻層出不窮，1915年袁世凱稱帝、1917年張勳復辟，帝制思想一直在社會中頑強地掙扎著。

然而無論政局如何變化，清朝最後一位攝政王，宣統帝的生父載灃，自清廷的退位詔書頒佈後就徹底消失在歷史的舞臺上，深居簡出。

汪郎以為，載灃選擇歸隱的決絕，主要還是因為他在失去了對天下操控的話語權後，需要維持民國政府的對皇室優待條件的承諾保持不變，保證皇族成員能夠繼續生活下去；同時他對自己的執政能力也產生了嚴重的質疑，並要防備革命黨人對皇室成員的刺殺，所以低調才是最好的選擇。

一、《皇室優待條件》是載灃在執政三年的生涯中，面對無法收拾的局勢後，力求達到自己內心告慰的心理療傷祕法！

宣統帝能夠安然無恙的退位，還得到民國政府的優待，是南方革命黨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情況下對北洋軍閥妥協的產物！

事實上，南北之間的妥協，基本上保證了清皇室的人身安全和財產私有化，而不受外界的干擾！這在當時動盪不安的社會背景下，無疑是得到民國政府強有力的政治保護。

然而，當時的民間不會因為南北議和而放棄對八旗子弟的仇恨。事實上，因為辛亥革命的影響，在民國初期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反滿興漢”的革命口號，是足以讓失去國家重器保護的八旗子弟感到膽戰心驚。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旗人紛紛改滿姓為漢姓，就是為了防止漢族的報復，如：皇族姓氏愛新覺羅改為金、依爾根覺羅改為趙、佟佳改為佟、瓜爾嘉改為關等，這就是民國最初幾年的社會現狀。

對於受過中國傳統教育的載灃而言，他非常清楚當時社會上的民族仇恨。身為宣統帝的父親，如果自己不安於現狀，還要在權力場上高調行事，不僅會破壞南北之間議定的，對皇室優待的條件，自己也可能會喪命於刺客之手。

二、汪兆銘的刺殺未遂事件歷歷在目，而宗室良弼的死更是讓載灃失去了保大清、復辟大清的信心！

宣統二年三月初七日（公元1910年4 月16日），因試圖謀殺攝政王載灃而失敗的革命黨人汪兆銘被捕入獄。在等待清廷判決其命運期間，汪兆銘在獄中喊出了他這一生中最為燦爛的詩句。

“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這首充滿豪情壯志的古體詩，很快在北京城中的士人學子、販夫走卒中傳唱，一種世上最柔弱無力的情感輸出，卻狠狠擊中了人們的心房，其力量勝過千軍萬馬。

革命黨人的視死如歸，猶如一把利刃把大清國的那塊早已腐朽不堪的遮羞布徹底剖開了，全部展現在中國人的眼前。

此時正謀求“預備立憲”以圖王朝自救的攝政王載灃，為了向中國人體現自己立憲的決心，以及新法《大清新刑律》的文明寬巨集，新司法部門是不受皇權干擾的存在，故而最後赦免了汪兆銘的謀反死罪。

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 結果者，亦同。——《大清新刑律》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加危害於皇帝緦麻以上之親者，處死刑、無期徒 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大清新刑律》第九十一條

但是，載灃是放過了革命黨人汪兆銘，但革命黨人卻沒有放過清皇族宗親！

宣統三年十一月廿四日（公元1912年1月12日），良弼、溥偉、鐵良等皇室宗親成立了“宗社黨”，反對南北議和、反對清帝遜位，企圖通過聯合宗室的力量來挽救垂死掙扎的清王朝。

宣統三年臘月初八（公元1912年1月26日），宗社黨首領良弼遭遇革命黨人的刺殺。這位在軍中影響力僅次於袁世凱的八旗貴胄，留洋而歸併掌握新式軍隊練制之法的皇室宗親，在革命黨和袁世凱的聯合打擊下，於被刺殺的兩日後死去。

良弼的死，也就意味著清王朝企圖走君主立憲制的道路已經行不通了，誰也挽救不了大清滅亡的命運。既然在沒有頒佈退位詔書前都已經無法挽救大清，大清亡後又來選擇復辟，載灃不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完成這件不得人心的事。

一旦真這麼做了，那麼等待他的也許是更殘酷的暗殺。一個前朝皇帝的生父，妄想通過攪渾眼前的這攤池水達到復辟的目的，除非自己活得不耐煩了。

這是載灃徹底歸隱不出的直接原因。

三、載灃在清朝最後三年的執政生涯中意識到，自己在政治博弈中根本沒有破除一切阻礙自己拯救大清頑疾的魄力，還是停留在皇權大於一切的思維中無法自拔，從而失去了對皇室抱有同情的立憲派的有力支援！

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年僅25歲的載灃以宣統帝生父的身份執掌大權，成為當時中國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

然而，在清王朝的最後三年中，身處政治旋渦中的載灃根本無力主改變現實的困局，也就是說他在和北洋袁世凱爭奪清王朝的話語權中、和南方同盟會（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爭奪對中國未來主導權等兩場關鍵交鋒中一直處於被動地位。

況且在這個對話語權爭奪的過程中，載灃逐漸失去了立憲派（地方督撫、士紳、大資本家）的支援，這是因為他力主的“預備立憲”完全是一場騙局。

宣統三年四月初十（公元1911年5月8日），清王朝公佈了第一屆具有民主性質的內閣成員名單，然而結果卻讓立憲派倍感絕望。

因此，這場籌備已久，備受矚目的王朝中央體制改良運動，被指責為“皇族內閣”，嚴重違背了君主立憲制的意義！

為此，各省諮議局聯合上奏了一份抗議性的意見書，要求撤銷皇族內閣，

皇族組織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公例，請另簡大員，組織內閣。——《諮議局聯合會第二次呈請代奏皇族不宜總理內閣折》

然而，立憲派的抗議得到的答覆是“黜陟百司，系皇上大權，議員不得妄加干涉”，這使得立憲派對在國事危難之際，還在謀求滿漢之分，集權於親貴的清廷產生了離心，也認清了清廷的本質。

足令全國諮議局之議員人人喪氣而絕望。諮議局議員絕望之日，即清朝基礎動搖之時，至是內外人心皆去。——《張謇傳記》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辛亥革命一聲炮響，南方各省紛紛獨立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為失去了最有力的社會階層的支援和信任，載灃對復辟大清不抱有任何的希望。何況，民主、共和已經成為中國人堅定的信念，皇權思想早已被中國人所摒棄，不合時宜的東西就要廢除，這是他徹底歸隱不出的最根本原因！

第一，此時的中國局勢太過複雜，清王朝還想維持以前的局面是不可能的事。通過執政的這麼些年，載灃雖然沒做出多大的貢獻，但是也清楚地認識到清王朝的覆滅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要想徹底改變這個腐朽的王朝基本不可能。

第二，載灃自己知道他有幾斤幾兩。他雖然想清廷繼續繁榮昌盛，他也做出了相應的改變，但是事實就擺在面前，他確實沒那個能力。所以，不如趁這個機會退出，別最後弄得怨聲載道，自己被各方勢力的怒氣，搞的丟了腦袋。

第三，他自己的性格不適合。他的弟弟載濤說，“（載灃）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既無用之別名”。詭譎變換的局勢不適合他這樣的人，若是生在和平年代，倒還好上幾分。

不僅如此，嚮往平凡普通日子的載灃，也是一個有大局觀有名族氣節的人。辭去政務以後，他就過上了閒散又不起眼的生活。

他沒有參與那些老臣的復辟活動，也沒有和他兒子一樣屈從於日本帝國主義。他只是守著自己的府邸希望安穩度日而已。

許多人都覺得載灃這個人懦弱又無能，不堪大用。他確實談不上多有才幹，但是他的內心在大是大非上看得很明白很通透，周總理就說他“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願”。

總結：名義上為宣統帝生父，大清國的攝政王，載灃在惶惶不安中心灰意冷，大清國在時自己都無法控制朝政，更別說大清亡了後，他還能號召得動族人和遺老遺少們以圖王侯霸業，那樣的話還不如在平平安安中度過餘生更為舒坦！

導語

載灃作為溥儀的父親，光緒的親弟弟，他的一生可謂是大起大落，作為攝政王他曾大權在握，罷免過袁世凱；也曾改革失敗，無奈下野，見證了朝廷的滅亡。載灃在清朝滅亡後神隱，體現了他拿得起放的下的心態。

要分析載灃為什麼在清朝滅亡後神隱，就不得不先說說他的執政生涯。

1、年少成名、罷黜袁氏

載灃生於清光緒九年正月初五日（1883年2月12日），他的出身非常顯赫，他是道光帝的孫子，光緒帝的弟弟。異常尊貴的身世使他7歲時就繼承王位成為了醇親王，並在25歲的時候成為了攝政王，清朝歷史上共有兩位攝政王，一位是多爾袞，另一位就是載灃了。攝政王只有在國家有危難時，皇帝年幼沒有執政能力時才會設立。而載灃所屬的晚清早已經是大廈將傾，慈溪死後將載灃的兒子溥儀推上皇位，此時溥儀才三歲，還是一個小孩子根本就無法掌管國家，於是作為父親的載灃就成為了清朝實際的掌權人。載灃掌權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罷黜了袁世凱，因為此時袁世凱已經在軍需大臣的職位上站穩腳跟，擁有北洋新軍及京城陸軍的領導權，對滿清皇族造成了嚴重的威脅。載灃為了保證皇權的穩定和自己攝政王的地位，在上任後已袁世凱患有腳疾為由將其罷免，讓其返回家鄉養病。載灃解決掉了自己眼前最大的敵人，為自己的改革鋪平了道路。

罷免袁世凱以後載灃開始針對國內形勢組建內閣，何為清朝內閣，由於清朝皇權過於集中，全國的政策都由皇帝親自做裁決，而皇帝可能由於個人感情及受精力的限制無法對每項政策都作出正確的決定，所以組建內閣實行君主立憲，將全國大小事項按類別交給專業人士去處理，由於慈溪太后對百姓的剝削壓迫，全中國人民對載灃組建內閣的呼聲很高，但是載灃組建的內閣卻成為了皇家內閣，因為公佈的內閣十三個成員中，滿人佔據九人，而滿人皇族又佔據其中七人。這是一個以滿人皇族為中心組成的內閣，它的成立表明載灃根本無意實行君主立憲，只是借“立憲”之名集權皇族，拒絕進步。此事造成全國譁然，百姓對於清朝政府固步自封的態度失望至極，清朝內部的漢族人對載灃也充滿了失望。載灃的這一舉措讓他在全國失去了民心。最終辛亥革命爆發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點燃了全國革命運動的導火索，各省相繼宣佈獨立，清軍屢戰屢敗，而當時清朝最具實力的北洋軍隊卻仍在袁世凱的手裡，同時皇家內閣集權，也讓漢族官員紛紛投奔袁世凱。於是載灃為了大清的命運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凱，將軍政大權全部讓給袁世凱，自己辭去了攝政王的身份以醇親王的名義退歸藩邸。也從此退出來政治舞臺，開始了低調的隱居生活。

1912年2月12日。宣統帝宣告退位，此時的載灃顯得很坦然，載灃攝政時很少關心家裡的事，而現在的載灃只想跟家人呆在一起，見過了大風大浪的載灃對於權力已經沒有了興趣，載灃原本喜歡天文學，但是生於皇室的他卻不得不放棄自己愛好去參與政治，而此時載灃有更多時間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去讀自己喜歡的書 。

在張勳復辟時希望得到載灃的支援，但載灃卻知道歷史的年輪不會倒退，清朝重新建立中國重回帝制已是不可能之事情，因此哪怕自己的兒子重新當上了皇帝，載灃也沒有參加任何活動，只是冷眼觀看了這幕只有12天的復辟鬧劇。

“9.18”事變後，溥儀和日本人走的越來越近，溥儀的心思載灃知道，多年的從政經驗讓載灃清楚日本人所打的小算盤，並且更加清楚溥儀很可能一步步調入日本人的圈套。不過溥儀很顯然並不認可載灃所言，在溥儀看來，日本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他自己同樣也可以藉助日本人的勢力達成復辟清朝的目的。隨後溥儀前往長春就任滿洲帝國的皇帝，成為了日本人的傀儡。

3、出售祖宅、建設國家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載灃第一次感覺到了和平安定的感覺，為了國家的發展，載灃主動將祖輩傳給他的醇親王府出售給政府建立學校，自己搬至不遠處的利溥營11號居住。就這樣載灃在新中國下平穩的度過了餘生，1951年2月3日，載灃病逝於北京，享年八十二歲。

清朝在一片罵聲中退出歷史舞臺，尤其是宣統帝自從頒佈了退位詔書，這個歷經了幾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終於倒臺，但此時的中國境內問題也依舊存在。各個勢力之間的爭奪也成為了常態地質思想的存在，也是10分的根深蒂固，想要一下子從思想上徹底改變，根本是不可能，所以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之中很多人都非常好奇的是，為什麼大清最後三年，真正的統治者攝政王載灃，卻對復辟大清的想法不多，這背後到底有著什麼樣的原因呢？

在攝政王載灃執政的三年生涯當中，其面臨的情況是十分複雜的。載灃自己明知道想要解決這些困境，需要的是更多人的支援，可是載灃也懼怕如果做不好，那麼面對的就是更多人的斥責。

在這樣動盪和混亂的時局，儲存自身實力才是最佳的選擇，所以在看到《皇室優待條件》以後，載灃選擇了享受這份福利。他不僅沒有想過復辟，甚至利用這個能夠讓皇室受到優待的協議，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自己的安全。如果載灃想的太多做的太明顯，那麼這種槍打出頭鳥的事情，又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低調還是當時的載灃擁有的最大智慧。

雖然載灃極力的想要活下去，可是對於大清朝的憎恨和對於清朝王室的厭惡，使得有一些人也動了刺殺的心思。載灃在革命黨人汪兆銘的刺殺之下，受到了一定驚嚇，所以這種生活也讓載灃變得更加小心翼翼。

看到自己周圍所出現的，企圖復辟清王朝的人所做出的努力，他也一度為此動容，想要真正恢復清朝統治，但最終這些復辟之人所面臨的結局不是死就是傷，於是載灃明白自己想要活下去就必須要當一個睜眼瞎。他知道只有躲過別人的刺殺，躲過所有人的目光才能夠安然無恙。就當時的混亂局勢來說，如果載灃一旦復辟，最終也只是一個傀儡，但載灃並不願意自己成為一個被人操縱的玩偶。

作為一個最有能力使得清王朝復辟的人，載灃身上揹負的責任比一般人大得多。當時的載灃知道自己周圍的人實際的想法，但看到大家的不作為，以及這些皇族當中所出現的諸多弊病，使得載灃越來越對皇族沒有信心。

在北洋袁世凱爭奪清王朝話語權中，載灃們感受到了自己所遇到的被動情況，因此為了保證自己不受到這場風波的牽連，載灃也做出了抉擇。在立憲派要求和平改良最終沒有達到如期效果之時，載灃也因為自己的態度失去了，能夠讓自己翻身農奴把歌唱的政治力量支援，所以最終的載灃也就只能夠碌碌無為平平凡凡的過一生。

載灃也想要有所作為，但是預備立憲的效果，卻讓更多的人看到了載灃的能力與當時的情況完全不匹配。一個缺乏像慈禧一樣的鐵腕政治手段和沒有真正向心力的載灃，最終也會因為自己的愚蠢而葬送整個國家。

當載灃意識到這一點以後，自然而然的也不會選擇再去想這些跟自己完全無緣的事情。如果真的能夠形成復辟的局面，那麼載灃最終也無法掌控整個國家，所以在綜合因素的影響之下，載灃只能夠選擇以低調的方式退出人們的視野，而不是在大家所謂的年富力強，身強體壯的時期，再重新創造輝煌。因為這種輝煌，在當時的混亂局面是絕對不允許存在的。

最終載灃對於大清王朝的滅亡也能夠安然接受，無論皇族有什麼樣的想法，以及清朝的命運，到底是就此終結還是繼續下去，都與載灃沒有太多的關係。載灃只想專注於自身，因為這場大業也許有人能做，也許再也沒有人能夠成功，但這都與自己無關。究其根本自己不過是一個歷史潮流中的一粒塵土，載灃只求問心無愧且能夠安然度過一生，就是最大的追求了。

愛新覺羅.載灃，清朝宗室，清宣宗道光皇帝之孫，醇親王奕譞第五子，德宗光緒皇帝異母弟，宣統皇帝生父，宣統年間，出任監國攝政王。

載灃的父親第一代醇親王奕譞，其大福晉是慈禧的胞妹，奕譞也就成了慈禧的親妹夫，因為這一層關係，在同治帝無子病逝後，慈禧選擇了奕譞之子載湉繼承帝王，而載灃則承襲了王爵，成為第二代醇親王。光緒年間，載灃深受光緒帝的信任和重用，出任軍機大臣執掌軍國大事。

光緒三十年（1908年）十一月，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同時病危，慈禧太后於福昌殿病榻前急召軍機大臣載灃、體仁閣大學士張之洞、內務府大臣世續等人入內商議立嗣，在慈禧的力主建議下，以醇親王載灃三歲的長子溥儀，過繼給同治帝和光緒帝為子，一人祧兩房，繼承皇位，並由其生父載灃為監國攝政王主持朝政 。

載灃監國期間，曾計劃殺死“牆頭草”袁世凱，但遭到了手握精銳的袁世凱心腹段祺瑞的阻擾，殺袁計劃不得不取消。年輕的攝政王載灃很想有一番作為，但此時清朝的統治早已是風雨飄搖，特別是不能剪除袁世凱已至於養虎為患。宣統二年（1910年）載灃遭到革命黨汪精衛等人的密謀暗殺，不過暗示被提前發現並沒有成功。

載灃監國攝政只有短短的三年時間，然而就是這三年時間，清王朝的統治已經是危如累軟。宣統三年（1911年）南方爆發武昌起義，革命風暴波及全國，載灃再度起用袁世凱，但也無濟於事，反而使袁世凱再一次抓住機會掌握了清朝軍政大權。自知無力迴天的載灃卸任監國攝政王，再一次以醇親王的名義退居藩邸。結束了他三年備受煎熬的監國生涯，就此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失去了載灃這個依靠，滿清皇族也是分崩離析各保前程，只剩下小皇帝溥儀和隆裕太后孤兒寡母 ，清朝滅亡只是旦夕之間。民國元年（1912年）二月十二日，袁世凱在保證給予清室優待的條件下，由隆裕太后升殿召開最後一次御前朝會，頒佈清帝退位詔書，清朝的統治宣告結束。

載灃是一個明事理，識大體的人。早在卸任監國攝政王后，他便深居王府，閉門謝客不問政事。清朝滅亡後，載灃的心態很平靜，也從不參與復辟活動，從心理上他已經接受了清朝滅亡的事實，相反的，他對兒子溥儀卻極為不放心，生怕他受人蠱惑走上不歸之路。

溥儀在天津被日本人接往長春就任“偽滿洲帝國”皇帝后，多次派人找載灃要他攜全家搬到長春住，溥儀天真的以為日本人這是幫他在東北重新復興大清帝國，但是雖遠離政界的載灃卻洞察到日本人只是藉由溥儀來控制東北，全家人去長春極有可能陷入圈套，身陷囹圄不說，還會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場。1934年載灃隻身赴長春見溥儀，父子兩人聊敘親情後即匆匆返回北平。

從民國到新中國成立，載灃基本上就沒有離開過醇親王府，為人極為低調，真的稱的上是神隱無跡。1951年2月3日，載灃病逝於北京，享年69歲。這個見證了那一段波瀾起伏歷史的清朝最後一位掌握實權的皇族，其一生非常值得我們肯定，在民族大義，國家榮辱面前，載灃表現出了他堅定的民族氣節。在卸下監國攝政王身份後的載灃，所追求的也不過是一世無憂、恬靜安逸的普通人生活。

攝政王載灃的神隱，首先是他本人對八旗權貴的徹底失望，這一點在清朝準備立憲的時候，就已經體現出來了。

從種種方面來看，當時的載灃，確實是一個比較清醒的人，同時他也明白天下大勢。所以為了保護滿清權貴、八旗子弟，他只能當個閒雲野鶴。

問題是當時的八旗權貴，確實公開的反對攝政王載灃的做法，理由自然是反對改變祖宗那一套，實際上他們確實害怕權力和特權流失。

所以權力基本要回到漢人集團手中，畢竟當時朝堂和地方，基本是漢人集團在主事。八旗權貴們不能接受這樣的立憲。

這就導致攝政王載灃的立憲努力成為不可能，而載灃也沒有能力去取得南方世紳的支援，也得不到新興知識分子的支援。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載灃將袁世凱請了回來，交出了大權。回到家便說從此朝堂上的事，他都不過問了，他就在家裡抱孩子。

事實上當時的載灃，為了保證革命後滿清權貴們的安全，還是做出了不少努力，最大的努力就是一直堅持不出山，張勳復辟的時候，他一句胡鬧懟之！

“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1911年，大清末代皇帝溥儀的父親、攝政王載灃在袁世凱誘脅下，被迫辭去攝政王之位，將大清帝國的統治權全權交由一個漢人統攝，自此，大清國名存實亡。開篇的這句話，正是載灃辭職回家後，對福晉（妻子）瓜爾佳所說。

從這句話不難看出，堂堂攝政王眼裡，至高無上的權力，竟然不如回家抱孩子重要！

看來，載灃是鐵了心不想搭理清廷這一茬事情了。

據說，溥儀在偽滿洲國當上傀儡皇帝后，日本關東軍曾派兵到北京請（說是請，其實就是威脅）載灃出任要職，載灃以年事已高為由回絕。礙於溥儀這個傀儡皇帝的面子，日本人也沒太勉強載灃。

載灃為何如此不願入官場呢？

如果瞭解載灃的父親的經歷，就不難發現：載灃這樣做，完全是其父遺傳下來的“家族基因”，而這一切只為了自保。

載灃的父親奕譞是道光皇帝第七子、咸豐帝的異母弟弟、光緒皇帝的親生父親；同時，奕譞的正房夫人，乃是慈禧太后的親妹妹。

1861年，咸豐皇帝駕崩後，奕譞與恭親王配合慈禧發動辛酉政變，奪取了朝廷大權。慈禧政變成功，奕譞自然也跟著加官進爵受重用，並親授他親王銜。

奕譞不像恭親王那樣一身能耐；奕譞除了喜歡讀書，並沒有太多愛好。對於紫禁城的權力之爭，他更是不感興趣。

可是，誰讓他身份特殊呢？想不要權力都不行！

1884年，恭親王被罷免軍機大臣的職務，讓奕譞這種危機感更加凸顯。

比如說，奕譞的親兒子出任（光緒）皇帝之後，慈禧太后對奕譞愈加器重，賜他與夫人杏黃轎，准許坐轎出入紫禁城——要知道，在清朝，有資格乘坐杏黃轎的男人，只有皇帝；奕譞有如此殊榮，足見慈禧對他的器重。

杏黃轎是抬到奕譞府上了，可是他一次都不敢坐，反而將杏黃轎供起來，每日叩拜。

在奕譞的書房“退醒齋”裡，更是貼了這樣一幅對聯：

“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

書房的名字和這幅對聯，將奕譞的謹小慎微表現的淋漓盡致。換成現在的話就是，奕譞簡直就是個慫包蛋。

沒辦法，慈禧連自己親兒子都敢下死手，更何況這麼個有極大威脅的小叔子？

奕譞死的那年，載灃剛剛8歲，世界觀和人生觀還不太成熟；但是有一點他卻比任何人都清楚：官場極其複雜，稍有不慎，就會萬劫不復。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太后西逃，臨走時任命載灃去給洋人道歉。道歉，就是裝孫子；載灃對官場不熟悉，道歉卻拿捏的很準。在歐洲“道”了一大圈的“歉”，脾氣愈加收斂。

這樣的人，跟著慈禧打工還行，讓他獨當一面，根本就不夠看！

幸也不幸的是，慈禧臨死之前，除了溥儀，實在找不到更合適的接班人；載灃作為溥儀的親生父親，也就順理成章地被委以重任。

於是，在1908年溥儀登基那天，鬧了這樣的笑話——

登基那天早上，由於溥儀年齡太小，才3歲，天氣又冷，場面又大，所以非常不習慣。登基儀式進行到一般，溥儀便開始大哭起來。載灃作為攝政王、又是溥儀的父親，只好跪在一旁哄道：

“別哭別哭，快完了，快完了…”

三年後，大清真的完了，載灃也如願以償不用當官了。

一、清朝時期載灃的經歷

以載灃的性格，他或許不該生在王府，或者說他的不幸在於生在亂世。如果是天下太平，載灃做個“太平王爺”當然會做得很好。但正如沒有人能夠選擇自己的出生一樣，慈禧太后或者說歷史的神祕之手選擇了他。他原本平平淡淡的富貴一生，也就此偏出了原有軌道。

命運這東西似乎沒有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釋，該是他的就是他的，躲也躲不掉，因為這本就是一種無可抗拒的力量。載灃被慈禧太后選為百年後的權力接替者，絕不是因為他才能出眾或是其他，而僅僅是因為宗法制度下實在無人可選。對此非常際遇，載灃的惶恐可想而知。而這種惶恐並沒有因為慈禧太后對他進行了 8年的刻意培養而有所減弱。

1、未成攝政王前的載灃

載灃生於 1883 年，系醇親王奕譞第五子，但他並不是福晉葉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的妹妹）的親生子。葉赫那拉氏曾生養過四個孩子，但不幸的是，只有次子載湉（即光緒）長大成人。據溥儀所說，醇王府中盛行“飢餓療法”，孩子一生病，往往以“淨餓為主”。光緒幾個夭折的兄弟，大多與營養不良有關。

奕譞的側福晉，即載灃的生母劉佳氏，她的出身很低微，但她一口氣為醇親王生了三個兒子，即載灃、載洵、載濤。載洵與載濤先後過繼給瑞郡王奕志（道光第八子）及鍾郡王奕拾（道光第九子）為嗣,而同父異母的哥哥載湉已是皇帝，因而載灃成為醇親王府中唯一的男性繼承人。

1891年，剛滿50歲的老醇親王奕譞去世後，未滿8歲的小朋友載灃便成為第二代醇親王。奕譞在世時，對載灃的教育尤其重視。當時來王府中任教的老師都是博學通儒，而載灃的性格與兄長光緒皇帝頗為相似，都是好靜不好動，其學習固然認真刻苦，但對外界事物缺乏熱情。當然，在普遍不學無術的皇族子弟裡，載灃總算是好學有知的。

也許是受了家庭的影響，載灃的性格從小就謙遜溫和，生活中知足常樂，和父親十分相似。但可惜的是，奕譞去世太早，載灃沒有機會獲得父親那樣豐富的政治閱歷，因而也遠不如奕譞那般的精明。“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隨喜，不開口笑是痴人”,這首白居易的詩，載灃把它錄在團扇上，頗為自得。在其書房，也懸掛一聯：“有書大富貴，無事小神仙”，載灃的性格天生軟弱，口才不佳，平時幾乎無話，只對讀書有興趣，對政治則避之唯恐不及。

由於年齡太小的緣故，載灃雖然貴為親王，但在大多數時間都不為人所關注。他在世人面前的首次亮相，是庚子年後那次出使德國。

1900 年庚子之役中，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辛丑條約》中約定清廷須派遣親王前往德國謝罪。如此，身兼親王與“御弟”的載灃是這場“尷尬”出使的最佳人選，後於 1901 年前往德國。是年，載灃年方18,“皇室成員不得出洋”的規定也由此被打破。

載灃的歐洲之行並不順利，當時德方挾戰勝之威，向載灃提出了帶有侮辱性的覲見禮儀：醇親王向端坐的德皇行三鞠躬禮，兩參贊則向德皇行跪拜叩首禮，以示謝罪。載灃聽後，大受刺激，隨後便暫停鄰國託病不行，稱：“寧蹈西海而死，也不甘向德皇跪拜。”

幾經交鋒後，載灃向德方提出，在覲見之時，德皇離座相迎，他鞠躬致謝，兩參贊則隨其後行鞠躬禮,這才符合西方外交的慣例。爭執至 10 日後,德方迫於輿論的壓力，這才答應覲見時行鞠躬禮。

從德國回來後，載灃奉旨成婚，福晉是慈禧太后的寵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榮祿之女瓜爾佳氏。載灃的婚禮頗為引人注目，因為其規格遠高於一般親王的標準而接近皇太子的水準。這裡面究竟隱含了怎樣的政治含義，恐怕只有慈禧太后心裡最清楚。

2、從攝政王位回家抱孩子

1908年，26歲的載灃以攝政王監國，從此登上了權力的最巔峰。

不管載灃願意也好，不願意也罷，只要他坐上了這個位置，就算不為天下黎民蒼生，那也得看在王朝、家族、兒子或是自身的份上，竭心盡力，不容退縮。可是，一個 26 歲的年輕人，他何德何能，又能做什麼呢?

過於年輕，缺少政治經驗，這些都可以通過一定時間的歷練加以彌補，但一個人的性格卻是無法改變的。“性格決定命運”，固然是老生常談，但未嘗不能解釋很多問題。載濤就曾這樣評價他的那位老兄：“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

載濤曾不無客觀地說:“載灃雖無統馭辦事之才，但並不能說他糊塗。他攝政以後，眼前擺著一個袁世凱，處於軍機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使金錢餵飽了的人，完全聽袁支配。近畿陸軍將領以及幾省的督撫，都是袁所提拔，或與袁有祕密勾結。他感到，即使沒有光緒帝的往日仇恨，自己這個監國攝政亦必致大權旁落，徒擁虛名。”

思慮再三後，載灃與隆裕太后將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請來商議。不料奕劻聽後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發。另一位軍機重臣張之洞聽說要誅殺袁世凱，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張之洞和袁世凱的關係並不算好。他的話其實是寬仁厚道的長者之語。不管他是為了大局著想或是其他，卻在無意中保護了袁世凱。

事實上，除了奕劻和張之洞反對誅殺袁世凱外，其他幾個軍機大臣也表示反對，比如那桐與世續。在這幾位軍機大臣中，奕劻、那桐、世續均與袁世凱關係非同一般。而在地方督撫中，端方是袁世凱的姻親，東三省總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凱多年的把兄弟。

至於袁世凱多年的部屬如唐紹儀、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等，更是遍佈各省各地各個緊要位置。如果貿然行之，恐怕後患無窮。另外，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也曾為袁世凱出面說情。這些人都構成了阻止殺袁的重要力量。

民國以後，袁世凱聲名狼藉。有人便慨嘆載灃當年為何不對袁世凱斬草除根，以絕後患。但筆者卻以為，幸好載灃沒有對袁世凱痛下殺手。若是當時殺袁世凱，沒了這個可以緩衝各方矛盾的中間力量,愛新覺羅家在辛亥年非但要亡國，弄不好就會亡族。

載灃或許不是主政的合適人選。在其治理下，慈禧太后死後導致的威信真空進一步加劇，清廷“軟政權化”的趨勢也變得更為嚴峻。但是，對當時的載灃來說，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驅逐袁世凱之後,載灃兄弟開始攘奪兵權,並在軍界中“大換血”,同時又往北洋系中“摻沙子”，其具體舉措包括：1909 年上諭皇帝親任海陸軍大元帥（載灃代理）；將軍諮府從陸軍部獨立出來並提升其權力，以執行參謀本部的職能；用士官系替代北洋系將領,“士官三傑”吳祿貞、藍天蔚、張紹曾均被任命為高階將領；良弼提為禁衛軍第一協統領官；陸軍部尚書蔭昌兼近畿陸軍六鎮訓練大臣，等等。

武昌起事後，毫無危機管理經驗的載灃窮於應付，身心俱疲，可謂是狼狽不堪。在接到隆裕太后的懿旨後，載灃長舒了一口氣，他終於從這些令人頭皮發麻的政事中解脫出來，可以回家“去抱孩子了”。

無論是攝政王載灃還是隆裕太后，他們治國或許無方，但從人品上說都不是什麼壞人，至少他們順應了時代的潮流，首創了中國歷史上以談判和平移交政權的先例。

1、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前載灃的日子

民國以後，載灃的生活平靜低調，他不曾參與任何復辟活動而只求維持對皇室的優待條件，保持現狀，不溫不火則足矣。1912年8月,孫中山來到北京時曾拜訪過他，並送了一張留有親筆簽名的照片。載灃一直將之留在身邊，作何用途，不得而知（載灃死後，照片由其第四子溥任上交政府，現存於中國革命博物館）。

在“張勳復辟”的鬧劇中，載灃表現得很沒有興趣，從頭至尾都未參與，而是冷眼觀看了這幕只有 12 天的復辟鬧劇。退政後的載灃，讀書藏書是其主要嗜好，並自號“書癖”。他每天除了給老福晉請安和吃飯，其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他的大書房“寶翰堂”度過。載灃的書法不錯，也喜歡寫字，寫得最多是四字條幅 :“端正和平”。王府的事務，載灃一般都不插手。

老福晉劉佳氏在時，都由她處理；劉佳氏死後，則是自己的側福晉鄧佳氏處理。下面的人有事向他請示，他的回答通常都是“照老例辦”，就連什麼季節穿什麼衣服，看什麼病吃什麼藥，載灃也是一律“照例”。

在皇族中，載灃對新事物算是比較開明的。譬如他是最早剪去辮子的，安電燈、裝電話，穿西服、買汽車，他也是比較早的（溥儀在回憶錄中就曾抱怨，王府可以有的東西，皇宮卻不準有）。載灃的開明，或許與他曾出使德國見過世面有關，但一些守舊的王公大臣們就在私下裡很是不滿，特別是剪辮，甚至有人罵他“忘本”。

載灃的性格為人寬厚，待人和藹，但訥於言詞，不善應酬。即便是在親友面前，他也總是一位沉默的旁聽者。這位曾經的最高權力者，在日常生活中卻最討厭應酬與交際。據說，醇王府的訪客，無論呆多久，載灃都不輕易留飯，其態度通常是淡漠而敷衍。即便出席一些不得不去的場合，他也只是露個面，寒暄幾句，隨後就起身告辭回家。

趕走，說：“你有你的飯！”

1924 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溥儀被逼出宮，載灃平靜了十多年的生活一下被打亂了。他顯然意識到，過去在北洋大佬們庇護下的生活即將結束了。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說:“(載灃）比我還要驚慌。從我進了北府（醇王有兩座王府，一在宣武門內太平湖，另一在什剎後海淨業湖北岸，原為成親王府邸，最早是清朝有名的權相明珠舊宅，有房屋五、六百間。儘管醇王府積聚了巨量貲財，但因權勢喪失，固定 的 俸銀、祿米停發，經濟上沒有來源，而王府的虛架子仍然支撐著）那一刻起，他就沒有好好地站過一回，更不用說安安靜靜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語地走來走去，就是慌慌張張地跑出跑進，弄得空氣格外緊張。……”

莊士敦也回憶說：“在我說話時，他不安地在屋裡轉來轉去，顯然是漫無目的。有好幾次忽然加快腳步，跑到我跟前，說了幾句前言不搭後語的話。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時更加厲害了。他每次說的話都是那幾句，意思是‘請皇上不要害怕——這句話從他嘴裡說出，完全是多餘的，因為他顯然要比皇帝驚慌。”

馮玉祥驅趕溥儀出宮並不奇怪。早在 1901 年底慈禧太后從西安迴鑾路過保定時，時為袁世凱新軍士兵的他就曾作為儀仗兵親眼見過慈禧太后而心中充滿恨意。清末時期，馮玉祥受革命思潮影響而參與過灤州起義，但起義不幸失敗，組織者王金銘、施從雲、白雅雨等人被害，馮本人也被開除軍籍，遞解回籍。所幸的是，在押解途中，馮玉祥在北京偶遇之前長官陸建章。陸對馮比較欣賞，而當時他受袁世凱之命組建五路備補軍，手裡正急缺中下級軍官，於是命令押解人（也是他之前的部下）將馮玉祥留下效命。馮由此鹹魚翻身，並在袁世凱時期由營長遞升到十六混成旅旅長。

1917年7月，在段祺瑞的命令下，馮玉祥率十六混成旅驅逐張勳的辮子軍。按他的說法，如果不是老段的阻止，他原本是要帶兵衝進紫禁城的。1924 年政變後，成為北京“新主人”的馮玉祥當然不會對前清遜帝客氣。

醇王府出了兩個皇帝(光緒帝和宣統帝)，所擁有財產當然超過其他王公。前清時，長期領取親王雙俸，其白甲、藍甲、紅甲、護軍、領催的“錢糧”遠比其他親王要多得多。從民國元年起，其他王公的俸銀、祿米都沒有了，醇親王載灃卻是每年繼續從故宮遜帝溥儀的內務府支取四萬二千四百八十四兩的“歲費”，直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溥儀出宮，才停止了。

福晉瓜爾佳氏死時，辦喪事就花了好幾萬元，加上載灃父子又不會料理家務，一切聽憑管事處理，所以家境日趨下降，只好變賣家產，把祖先代代相傳的金銀、珠玉、書畫、古董以及王府、園林，陸續典當、出賣。

2、抗戰前載灃的日子

作為前清皇族，載灃也明顯感覺到了馮玉祥的敵意。在之後一段時期裡，載灃在西什庫教堂租下一些房子，全家都住了進去，企圖得到外國教會的保護。一年多後，段祺瑞、張作霖入主北京，載灃這才重新搬回了王府。但隨後幾年的局勢變化極快，在 1927 年南京政府成立後，原北洋大佬們被國民黨新勢力掃蕩一空，載灃在新的當權者中已經見不到之前的熟人。為安全考慮，載灃又帶著全家搬到了天津租界居住。

在這段時期裡，對載灃及整個皇族刺激最大的是“孫殿英盜陵事件”。孫殿英是一位集盜賊、土匪、兵匪、教匪於一身的亂世梟雄。他在軍閥混戰期間投靠了民國時期的另一位“混世魔王”張宗昌，爾後做上直魯聯軍第十四軍軍長。在之後的北伐戰爭中，孫殿英又棄張宗昌而投降蔣介石。1928 年夏，被任命為第六軍團第十二軍軍長的孫殿英所部正好在河北遵化一帶駐防，這也是清東陵的所在。

清帝退位時，民國政府承諾按南北談判時的和議保護前清宗廟陵寢，但民國後的政局一直混亂不堪，這一規定也就成為一紙空文。前清時期，清東陵、清西陵原本都有護陵機構，而且有旗兵、包衣駐陵守護。但隨著世事的變遷和“小朝廷”的勢微，東陵也就漸漸脫離清室的掌握。護陵機構，名存實亡。

1928 年春，孫殿英以追剿奉軍餘部馬福田匪軍為藉口，進入清東陵，隨後又聲稱部隊要搞軍事演習而將全部守陵人員驅逐並封鎖關隘。

事後，孫殿英等用二十多輛大車滿載珠寶而歸。直到事發一個多月後，事情才被公開曝光，一時轟動全國，成為家喻戶曉的特大新聞。

在中中國人的觀念中，挖人家的祖墳終究是極不道德之事。何況前清陵墓已不單純的是清室所有，更大程度上說，它是中國歷史的見證，具有寶貴的歷史與文物價值。孫殿英匪兵的所為，無疑是一場巨大的文化破壞。

對東陵被挖事件反應最大也是最痛心的當然是原皇族成員。之後,清室及前清遺老們分別向蔣介石及平津衛戍司令閻錫山，還有各報館發出通電，要求懲辦孫殿英，賠修陵墓。得知此事後，蔣介石最初的反應還算積極，閻錫山也抓獲了盜墓重犯、孫手下的師長譚溫江，但清室此時已是洩氣的皮球，事件在各方利益交換中不了了之，孫殿英繼續高升，被抓的師長也被釋放。

最離奇的是，孫殿英事後還曾振振有詞地狡辯：“吾發其冢，利者有三：其一，昔彼人關之時，大興文獄，網殺士人，若呂留良，戴名世之輩，皆遭開館戮屍之禍，吾雖不才，亦信佛，佛經八部有言，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此誠一大功德也；其二，彼治漢土垂三百年矣，搜刮剽掠之財帛不知凡幾，更穿地藏資於鹿鼎山、清東陵各處，致使吾民日匱，無以為繼，今吾發陵，是為通天下財貨，收運轉之利，豐藏國庫；其三，民間向有謠曰，清帝弘曆者，本海寧陳家子，清室亦苦於不能自清，今吾發其棺，代其驗之，還彼清白，彼不言謝，反以誣我，是何道理? 廷辯良久，月上中天，月光皎皎，星漢迢迢。殿英自褪其甲，袒左臂，現刺青，上刻‘赤心許國’四字。旁人觀之，血痕斑然，眾人贊之。”

頗為可笑的是，孫殿英辯詞第一條把自己等同於喜好“開館戮屍”之流，這尚可以理解；第二條說盜墓是為了“豐藏國庫”，但據說他曾送了一顆慈禧太后的夜明珠給宋美齡之外，其他寶物又何嘗獻公? 即便宋美齡之所得，恐怕也不能稱之為“公物”；第三條就更令人發噱了，如乾隆是漢人之後，驅除韃虜何為? 革命豈非失去了合法性。至於什麼“赤心許國”，自比嶽武穆，更是不知所云。

應該說，國民政府對這一事件的處理不當，對溥儀後來的叛國有一定影響。自被逐出宮後，溥儀在醇王府住了一段時間，後祕密遷往天津租界，並與日本人來往頻繁。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溥儀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被祕密送到東北併成立“偽滿洲國”，最終成為可恥的叛國者。

不僅如此，就連醇王府還不斷遭受軍閥政府和“洋人”的敲詐。一九三一年冬天，載灃的兒媳婦唐怡瑩，憑藉浙江軍閥勢力的支援，把王府的財物“拉走了幾十車”，載灃此時在天津，眼看她搶劫府內財物，卻無法制止，便請日本銀行界人士幫 忙，聲稱：“醇王府早已抵押於日本商人了”，這樣雖然制止了唐怡瑩搶奪家產，但是，也要給日本人送一筆大禮。曾經榮任監國攝政王的載灃，竟然落到如此困窘。

對於溥儀的政治冒險，遺老遺少們興高采烈，唯獨載灃認為其“凶多吉少”而堅持反對態度。當上“偽滿洲國”皇帝的溥儀曾多次要父親及全家搬到長春居住，但載灃除 1934 年去長春住了一個多月外，從此再未去過。從心眼裡說，載灃並不認為溥儀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能搞出什麼結果。因而，他在迴天津時把最小的兒子溥任、最小的女兒韞娛、韞歡全部帶回，並一直留在身邊不放。

3、載灃晚年的日子

1939年，天津突發大水，載灃的公館被淹，很多名貴的字畫被泡在水裡，損失很大。載灃就把南府（太平湖王府）賣給日偽，得了二十多萬元，存銀行，吃利息。之後，載灃重新回到北平，再未離開。

北平和平解放時，載灃將 2 萬冊殿本書全部捐給了北京大學，由湯用彤先生負責接收。解放後，經彭真首肯，醇親王府賣了一億元（摺合新幣一萬元），之後全家搬入西揚威衚衕的一所普通四合院內居住。1951年2月3日，這位歷經了幾十年亂世風雲的前攝政王在平靜中去世，享年 68 歲，後葬於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

（正文完）

從滿人建立清政權開始，再到後來的一步步衰亡，為我們充分展現了一個封建王朝由興到衰的過程，而且清朝的滅亡標誌的不只是一個朝代的滅亡，還是中國自秦政權以來封建王朝的終結，這是一股潮流，也是一種大勢。

攝政王載灃在清朝這座苟延殘喘的“大樓”倒塌後，並沒有突然的神隱，而是辭掉了自己所有職位，回到家中過上了退休生活。他在歷史上的記載為“被迫”辭職，但好在當時的載灃已經認清了形勢，沒有去阻擋“民主大潮”，沒有像他的兒子溥儀一樣，為了復清去投靠日本人，去做分裂中國的利器。

年少有為的皇家子嗣

很多人都以為載灃的發跡是因為溥儀的繼位，畢竟沒有細心去研究晚清歷史的人，都只會在宣統年間去尋找攝政王載灃的名字，卻不會去留意還只是醇親王的載灃。在一八八三年的時候，載灃呱呱墜地，劃破天空的一聲聲嬰孩哭泣，便是醇親王府內最大的福音與歌聲。

他是在一八九零年的時候世襲醇親王，在他十八歲時，德國公使因為惹怒了義和團而被殺害，德國藉此事對清廷施加壓力，為了能夠將這件事情處理好，為了緩和兩國之間的“友誼”，清廷選中了載灃，也正是這樣的一次機遇，使得載灃在近代歷史上大展拳腳。

當時德國為了讓清政府體現“誠意”，特意要求清廷派人來訪時，必須要有一位親王級別的人蔘與，慈禧之所以選中了載灃，一方面因為他是慈禧太后的親外甥，地位和血統的崇高是其他親王不能比的，另一方面慈禧也考慮到了載灃的年齡尚小、血氣方剛，即使到了德國，德人出言侮辱、羞辱，載灃也是可以據理力爭的，畢竟他還是一個十八歲的親王，有著自己的個性，即使是惹出什麼紕漏，清廷也有迴旋的餘地；如果換做的是一個資格、閱歷尚老的親王，在外做事時便會有所顧慮，即使不會對德人的要求妥協，也會在做事時處處考慮，事事考慮，這便會缺少一種果斷，一種性格，難免會使其個人受氣、國家受氣。

果不其然，在醇親王載灃到達德國後，德人要求載灃向當時的德皇行跪拜禮，但是為了國家的尊嚴，十八歲的載灃據理力爭，堅決不向德皇行跪拜禮。此舉不僅使得國內臣民紛紛叫好，也讓德人對中國刮目相看。

因為當時載灃的年齡尚小，所以對於新事物都有一種強烈的好奇心，他在很小的時候就聽到過洋人國家的神奇，為了能夠一探究竟，他便想利用此次出國訪問德國的機會，一鼓作氣的將德國周邊的幾個國家遊歷一遍，在知道了載灃的想法後，德國當局表示了強烈的反對，並阻止和攔截了載灃想要繼續訪問英國、比利時、義大利等國的想法。

為了不激怒德國，載灃在後來還是妥協了，畢竟他已經順利地完成了慈禧太后交代的任務，如果此時因為自己的私慾而重新得罪德國當局，這是一件划不來的買賣。

正是這次訪問德國的旅程，讓載灃開闊了眼界，並順利的為清政府立下一功，這為他在後來繼續成長、深得慈禧信任埋下了伏筆。

見到自己外甥順利地完成了任務，慈禧太后的心中很是高興，因為一方面載灃的歸來起到了平息德清矛盾的作用，而另一方面載灃是自己委派的人，他的順利則代表了老佛爺的用人正確，可進一步鞏固慈禧在清廷中的地位。

所以，此次任務的完成，載灃等於是在無形中提升了自己的地位。

在光緒二十九年的時候，離載灃完成任務已經過了兩年多，他也從原本的十八歲成長為了二十歲。在他剛滿二十歲時，朝廷便將他提拔為了隨扈大臣，三年後又將他提拔為了健銳營負責人、正紅旗滿族都統。

此時的載灃還只是負責軍事上的事物，但是在後來的幾年中，他的位置和權力慢慢地走向了上升的快車道。

載灃分別在光緒三十四年、宣統年間，擔任了軍機大臣和攝政王的重要職位，特別是在宣統年間，載灃的位置可謂是極其重要，一字一句都有著很重的分量。

盛世的皇帝好當，亂世的重臣不好做

在宣統皇帝，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溥儀皇帝登基後，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擔任了大清朝的監國攝政王，整個王朝的命脈都緊緊地握在他的手中，他同時也明白自己所面臨的局勢，明白自己接手的是一盤什麼樣的殘局。說句難聽的，如果不是溥儀成為了大清國的皇帝，載灃很可能就不會去做這個監國攝政王，但偏偏溥儀在後來通過葉赫那拉氏太后的懿旨，成為了大清的接班人，自己就更不能再唯唯諾諾的推脫了。

每個人都有一顆登上權力巔峰的心，但就那樣一個危險的局勢而言，載灃的這個位置是不好做的。當年為了剿滅浩浩蕩蕩的太平天國運動，朝廷讓很多漢人回鄉團練，這便導致了中央的權力越來越小，地方的實力越來越大。而在這三年的執政中，載灃一方面想要穩固住國內的形勢，另一方面還是想著將兵權和勢力從地方大吏手中收回。

可地方勢力做大已經是根深蒂固的事情，載灃的努力也是杯水車薪，雖然在後來制約了威脅最大的袁世凱，但最終還是遭到了袁世凱的反撲。

攝政王的神隱和後來

“神隱”的意思是“被神祕的力量藏了起來”，具體指的是一個人從人間蒸發，沒有了音信和去向、不知所蹤等。可事實上在宣統三年後，清朝的基業垮塌後，卸任了攝政王的載灃回到了自家的大院中開始了“退休”生活。即使是在知道“張勳復辟”的行動，也沒有想要去參與的打算和行動。

值得一談的是，在載灃知道溥儀受日本人引誘去東北建立了滿洲國後，很是生氣，不僅不支援溥儀，還不停地規勸其不要聽信日本人的讒言，小心被利用。

在這期間，即使日本人花重金想要收買這位前朝攝政王，可載灃就是不為所動。

在一九五一年的時候，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攝政王，大清的最後一位權臣在北京病故，享年六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