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嘉靖年間明政府與武裝走私商、倭寇之間的矛盾全面激化，而內部官僚貪腐嚴重財政不濟，導致海防鬆弛；萬曆前期經過張居正改革，明政府財政較充足，戚繼光等的抗倭經驗得以總結，軍事上動用了日本聯軍不善對付的遼東鐵騎和大型火炮。

嘉靖皇帝在位中後期玄修弄權

明朝前期，與日本足利幕府間尚有官方的勘合貿易，滿足日本市場對明朝生產的日用品之需求，但時斷時續。“爭貢之役”發生後嘉靖政府採取關閉閩、浙市舶司的政策，實行海禁，完全斷絕了與日本的正常貿易渠道。而自明初起，高額的海外貿易利潤已經刺激了閩浙沿海地區手工業蓬勃發展，隨之誕生了像汪直那樣的走私鉅商，以及與之關係緊密的東南工商仕族，政府傳統思維下的圍堵策略徹底激化了內外矛盾，導致內部既得利益集團、國際走私商和日本海盜等相互勾結，瘋狂劫掠明王朝富庶繁華的東南沿海地區。

明軍初始不善主動出擊-憑點據守

而嘉靖皇帝在位中後期，一意玄修，窮奢極欲，造成整個政府上行下效，國家有限的財政收入都被皇帝拿去修宮修觀，支付內廷宗教人員的開銷。同時期的陸海衛所，軍戶世襲，薪俸微薄，還充斥著空額空餉的問題，弱不能戰，只能據點而守，不善主動出擊。相反倭寇海盜集團中多有日本內島被滅藩國的武士，亡命之徒，精於格鬥，且裝備先進，善於海戰，喜好突襲。故此造成嘉靖時期明軍窮於應付，捉襟見肘。

權相張居正

經過張居正改革，萬曆政府前期的財政收入基本能達到每年約四百萬兩白銀，且稍有恢復的海外貿易還為國家帶來了額外收入。軍事上在嘉靖抗倭時成長起來的戚繼光得到重用，將一些新式戰法與裝備在明軍中做了一定推廣，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另一方面遼東鐵騎中也出現了像李如鬆這樣優秀的將領；在大中型火器上，明軍有比較優勢，朝明水師力量強大；最後明政府與萬曆皇帝本人非常重視，全力支援，統一排程。

萬曆年間明軍戰鬥力有提高

豐臣秀吉的日本聯軍中，多是久經戰陣的老兵與將領，在小型遠端火器上有一些優勢，但是對付遼東鐵騎是比較吃力的，面對明軍的大中型火器缺乏防禦力。近代以前，日本騎兵使用的馬是非常搞笑的蒙古矮種馬（長期近親繁殖的結果），加上當時日本人身高普遍不佔優勢，這一時期到日本的傳教士見到騎兵戰鬥感覺就像小孩子打架一樣，而多數日本大名是養不起騎兵的，所以在這場戰爭中日本聯軍的機動突防能力不如明軍。第二日本在萬曆北韓戰爭之前沒有大炮，估計中國與葡萄牙對重型武器是有封鎖的，而明軍裝備了大量弗郎機（手持火炮）和原始的迫擊炮（虎踞蹲），以致在第一次平壤之戰中一炮轟開了日本聯軍據守的城門，令其四散奔逃！

日本沒有馬-從中國引進後長期近親繁殖出現矮化

萬里北韓戰爭後期海戰

最後強調一下，當時朝明聯合水師比日本的水師要強大得多，更兼名將李舜臣發明了人類歷史中第一種鐵甲艦-龜船，在大明水師將領陳璘、鄧子龍的領導下，基本上切斷了日本聯軍的海上補給通道，為這場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北韓水師的龜船

寫到這裡，又想到了勝利時明朝政府的一句總結：“跳梁者，雖強必戮！”

簡單說有幾點原因：

1 ：戰爭性質不同。抗日援朝戰爭是策劃周詳的長期性大兵團作戰。倭寇戰爭是突發性小戰役。

2 ：戰爭主體不同。抗日援朝戰爭是正規軍大兵團作戰，作為萬曆三大徵之一，名將雲集，士兵精悍。東南沿海的倭患主要是小部分倭寇帶領更多的本地強盜跟地方武裝和武裝農民之間的戰鬥。

3 ：戰爭目的不同。抗日援朝戰爭是保家衛國，爭奪東亞老大地位的國運之戰。後者只是搶掠民間百姓的牛皮癬。如果不是動到了江浙錢糧大省的根本影響到了帝國收入，同時海上海盜影響到了帝國的出口貿易，恐怕戚繼光俞大猷等人還不會在那待那麼久。

4 ：戰爭背景不同。嘉靖作為一個兼職道士，朝政腐敗，且明朝重兵良將均駐守北方，南方並無精銳之師。萬曆有隆慶朝打底，又有初期的張居正牛人治理，在萬曆初期的時候明朝的國力比之他爺爺在時是有所恢復的。且東北明軍戰力強悍，李家父子帶兵有方。李如鬆如果在日本那絕對會被寫成戰國軍神。

5 ：戰爭戰術不同。抗日援朝戰爭雖然面對豐臣秀吉精銳之師，但是明軍有堅城厲炮，得益不少。東南倭患則不同，倭寇來去如風，江浙地廣人稠，倭寇就像游擊隊，很難聚而殲之。且倭寇十之有七八是中國本地人，又可以逃到海上，實在不易對付。

在傳統中中國人眼中，在明朝的時候官軍為何不到日本去滅了他們，當時的日本人口並不多，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權，內鬥很嚴重，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還能多次侵擾中國東南沿海，在倭寇侵擾的時候，已經嚴重威脅到明朝的東南沿海，而萬曆三大徵中的北韓之徵，卻差點撼動明朝國本，簡直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

從綜合國力上來說，無論是嘉靖年間，還是萬曆年間，明朝都是完全碾壓日本的，但是在嘉靖年間，軍隊久疏戰陣，軍紀敗壞，作戰能力低下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至於為何能夠出現這樣情況，根本上的原因在於文官政治、兵役模式、補給困難、組織形勢落後等等都有原因，這裡面的每一個原因講解起來都夠寫一個萬字論文，總體而言，明朝的文官政治限制了武將的發揮，這是農牧政權面對強盜集團所無力的一面。

然而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方在於，侵擾東南沿海的倭寇，實力並非很強悍，往往一小撮倭寇就能橫掃東南沿海大片地區，在入侵的初期對明軍的作戰中，甚至達到百戰百勝的地步。

拋開上面制度性的因素，我認為明朝抗擊倭寇初期不斷失利在於防守方向存在偏離，對於中國來說，歷朝歷代統治威脅都來自於北部的遊牧民族，宋朝因此而亡國，明朝因為打敗蒙古而建立。

明成祖時期，遷都北京，意味著天子守國門，將北方打造成一個軍事抵抗區，讓南方成為大後方。東南沿海壓根就沒有防禦的構想，以傳統守舊的中國人來說，來自海上的威脅幾乎是不存在的，所以才會讓倭寇入侵初期如入無人之境。

從倭寇方面來說，倭寇的戰術、組織形勢和武器更為先進。

儘管中國一直自詡發明了火藥，然而在火藥傳入西方之後，逐漸超過中國，到明朝中葉的時候，從西方出口到日本的火槍已經超過了明軍，先進的火槍讓日本完善了組織形勢和戰術戰略。

大多數入侵的倭寇都是以三十多人為一個小部隊，他們各司其責，每個人都有在隊伍中的任務，因此在打仗時候能夠配合的相得益彰，在登陸中國後，這樣的小隊能夠靈活快速的進行侵擾，使得明朝官軍根本無法對應，當明軍組織完成後，倭寇已經不知去向。

也就是說，明軍只能算作是侵擾，而算不得是侵略，倭寇發動的作戰規模始終有限，而他們的海盜式的作戰模式，十分符合東南沿海地區。

　這問題分兩個層面—

嘉靖年，明軍打倭寇為啥磕磕絆絆？

萬曆年，明軍打日本正規軍為啥表現出色？

先說嘉靖年的事。

倭寇都是什麼人？

嘉靖年間，所謂「倭寇」實質上是——由中中國人主導的海盜兼武裝走私集團。

大部分是中中國人

主要由中中國人掌握領導權

按照《嘉靖實錄》的說法，倭寇裡日本人僅佔三成，而七成是中中國人：

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

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中律在奏疏中，詳細地描述了「倭寇」的具體構成情況：

夫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既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

胡宗憲專門編寫了一本《籌海圖編》，其中列出了當時十四股勢力最大的倭寇，其頭目全部是中中國人：

金子老、李光頭、許棟、王直、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肖顯、鄭宗興、何亞人、徐銓、方武、徐海、陳東、葉麻、洪澤珍，嚴山老、許西池、張璉、肖雪峰、謝老……凡十四蹤，皆昭灼人耳目，故詳列之。其餘或入寇而姓名不傳，或有名賊酋而未嘗專主兵柄，與夫事蹟之未詳者不敢濫錄也。

陳懋恆匯在《明代倭寇考略》中，也專門列出來當時主要的倭寇頭目名錄：

因為是中中國人主導，又是以中中國人為主，所以在很多方面，倭寇與明軍相比並不吃虧，甚至還有些優勢。

有“地利”，有“人和”

關於倭寇，嘉靖朝官員唐樞有一個很精闢的總結：

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而為商，市禁則商轉而為寇。

倭寇當中有大量的本地人，原本是海商，因為明朝「禁海」而變成「倭寇」，說到底就是地頭蛇。這幫人在本鄉本土搞事情，熟悉地理環境自不必說，還容易得到同鄉的支援，甚至出站官匪勾結的情況。

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

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浙直海防總兵萬表則記錄道：

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汪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因此，嘉靖年的「倭寇」在東南沿海搞事，幾乎等於是“主場作戰”，在地利、人和方面完全不吃虧。

東南沿海的官軍戰鬥力低下

明朝東南沿海，承平日久，官軍武備渙散，戰鬥力相對比較差。而且，從洪武開始，大明王朝就有重文輕武的趨向。

經過了一百年，文官的社會地位上升到歷史上的最高點，而武官的社會地位下降到歷史上的最低點。這種制度和風氣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就是明朝官軍之敗壞的程度已經達到出人意外的地步。再加上軍戶制度、後勤保障和指揮系統的崩壞，東南沿海的官軍戰鬥力跟普通老百姓相比也未必好到哪裡去。

根據《明史》記載：

時賊勢蔓延，江浙無不蹂躪。新倭來益眾，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關西剽淳安，突徽州歙縣，至績溪、旌德，過涇縣，趨南陵，遂達蕪湖。燒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寧鎮，徑侵南京。倭紅衣黃蓋，率眾犯大安德門，及夾岡，乃趨秣陵關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陽、宜興。聞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一晝夜奔百八十餘里，抵滸墅。為官軍所圍，追及於楊林橋，殲之。是役也，賊不過六七十人，而經行數千裡，殺戮戰傷者幾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

六七十人的海寇竟然可以圍繞南京兜了一個大圈子，一路殺傷達到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作為陪都，據記載有駐軍12萬人。這種情況，在世界戰爭史上都是極為罕見。

一直到戚繼光等人組建“新軍”以後，東南官軍的戰鬥力才逐漸提升，能夠與倭寇對抗，直至全面壓制倭寇。

再簡單說說萬曆年的事。

經過張居正的改革，萬曆朝前期，多少是積累了一些本錢的，在北韓與日本人死磕，起碼銀錢糧草起碼是撐得住。

明軍和日軍在北韓都是客場，談不上誰更佔地利。考慮到北韓是我們的附屬國，可能明軍還沾點光。

明軍出動了“戚家軍”和關寧鐵騎一部出征北韓，應該是當時明軍最精銳的部隊，其作戰能力和經驗應該是有保證的。

綜合看，萬曆北韓戰爭，明軍不能算慘勝，但也不完全是輕鬆拿下。

我們都知道，在明朝時，經常有倭寇來中國東南沿海騷擾侵襲，並且在萬曆年間日本還派兵攻打大明附屬國北韓，雖然最終被大明和北韓聯軍擊敗，但是卻沒有乘勝追擊攻打日本本土，使得日本並未大傷元氣從中吸取教訓，反而使日本的氣焰愈加囂張，也就有了後來的抗倭英雄戚繼光，但是這都沒有打疼日本。

在明朝剛建國時，就有日本倭寇經常來沿海侵擾，當時的朱元璋剛剛建國，準備威服四海，於是派遣永嘉侯朱亮祖鎮守廣東防守倭寇，同時發出國書：一是告訴日本大明取代了大元朝，你們趕緊派遣使者進貢朝拜，二是要求日本嚴懲倭寇。然而當時的日本正處於內亂，無暇去管倭寇，也就沒理朱元璋。

朱元璋生氣了，在洪武二年又派七人出使日本，對日本國王的詔書寫到：“不取締倭寇，就發兵把你抓來”，結果日本國王也是個驢脾氣，直接把使者殺了。

但是由於北方還有北元殘餘勢力，加上此時元朝的附屬國還有很多，所以為了安撫招降這些附屬國，朱元璋耐下性子在洪武三年又遣使出使日本，結果這次出奇的順利，使者不僅說服日本嚴懲倭寇，還帶來日本使者前來朝賀大明朝。

朱元璋一看非常開心，熱情款待了使者，然而，這個使者僅僅是日本割據政權的立場，而不是日本國王的立場，當時勢力日本勢力最大的國王由於對於元朝的恐懼，對明朝也沒有什麼好感，所以這次朝貢也並沒有取得什麼實質性的成果。

朱元璋雖然經常用兵對付北元，但是其實朱元璋在後期對用兵很謹慎，尤其是吸取了之前朝代開疆拓土導致國家衰弱的教訓，轉為積極防守政策。但是當時還有部分在海外的元朝附屬國不服大明（主要是現在的印尼等國），屢有大臣建議征討都被朱元璋拒絕，而為了防範這些國家和北元接觸，朱元璋宣佈了實施了海禁，並且在洪武二十年，把沒有對大明沒有強烈敵意的15個鄰國列為不徵之國，自此終明一朝只有朱棣打了越南，再沒有違反此國策的，這反而使得日本在對明政策上有恃無恐，助長了日本人的氣焰。

而萬曆年間發生什麼事情呢？當時日本入侵北韓，明朝派兵支援。很多時候明軍人數不多卻能把準備充足的日軍打敗，比如平壤一戰中明軍陣亡796人，陣傷1492人。斬獲日軍首級1285級，奪得馬匹2985匹，救出北韓百姓1225名。這樣的成績，放到哪裡都可以稱為大捷。

嘉靖統治時期明朝東南沿海被日本幾個流寇攪得家家不寧，萬曆皇帝卻可以調兵遣將重創日本正規軍。不到百年的時間，明朝對日戰爭為何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

第一，打鐵還得自身硬，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嘉靖和萬曆的口碑都不怎麼樣，但是二者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嘉靖是小聰明，他擅長做的事就是 “制衡”。只要臣子能分出派別相互爭鬥，自己能坐穩皇位，嘉靖就很高興。因此在他統治時期，明朝各地貪腐盛行，軍備廢弛，想要找出一支戰鬥力強大的軍隊，很不容易。

另一個重要砝碼就是張居正。變法是一件複雜的事情，不僅當時要處理好方方面面的關係，死後是褒是貶，也要隨著政局的需要而改變。張居正推行的變法，歷史給予肯定態度。前有隆慶新政，後有張居正變法，萬曆本人也並非昏聵之輩。因此這時的明朝，軍事力量吊打嘉靖統治時期。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想要擁有優秀的軍事指揮官，真的需要天時地利人和。而萬曆皇帝，十分幸運的擁有一大批。當時明朝邊患不斷，戚繼光、俞大猷等一批優秀將領在戰場上迅速成長，帶領明軍深入北韓的李如鬆同樣身經百戰。這些人不畏戰，手下還有一批配合默契的將士，自然能增加勝算。

正規軍一招一式有跡可循，只要將領經驗豐富，後方補給充足，總體而言不會吃大虧。可是流寇不同，這些人的目的是燒殺搶掠，行為做事毫無章法。逼緊了，躲進深山老林不出來，明軍怎麼可能找得到。風聲過了，選個守備鬆懈的地方打家劫舍，輕輕鬆鬆就製造緊張氛圍。是不是比正規軍更難打。

並且正規軍威脅的是國家安穩，比如豐臣秀吉出兵北韓，若是北韓淪陷，明朝勢必脣亡齒寒。因此不管事的萬曆皇帝也要親自出面調兵強將，整個明朝都會高度重視。而嘉靖年間的流寇呢？百十來人的小分隊，即便都是刀口舔血的人，即便基層守備不堪一擊，他們也沒有能力顛覆明朝統治。因此這些流寇只是說著嚇人，朝廷完全沒放在心上。很多時候，對待事情的態度不同，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

明軍深入北韓與日本作戰，是應北韓的請求來幫助的。因此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明朝軍隊有同盟者。而日本呢？他們是遠道而來的侵入者，所有軍需都要從遙遠的日本運送過來，還要時時提防北韓人民的反抗。因此這場戰爭，明軍得道多助，日本失道寡助。

第五，作戰地點並非日本熟悉的海上。

綜合以上幾點原因，明朝被流浪日寇騷擾百年不得根治，卻能在萬曆年間打敗日本正規軍，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嘉靖年間的倭寇襲擾中國沿海多年，如果沒有像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這樣的抗倭名將，倭亂之患都有可能危急到大明江山。1592年明神宗應藩屬國北韓仁祖大王之請，令李如鬆、麻貴率四萬明軍入朝作戰，7年之後光復北韓國，將倭人趕回日本，為何兩次抗倭戰爭差別如此之大呢？各位看官且聽我分析。

首先，發生在明世宗嘉靖一朝的倭亂，大部分的首領並非倭人，而是早年東南沿海從事走私貿易後與東瀛倭人狼狽為奸的中中國人，明朝雖然不是一個完全閉關鎖國的王朝，但是海上貿易一直受朝廷嚴格管控，不過總有些人會選擇鋌而走險大搞海上走私貿易，嘉靖皇帝在位的45年正是明朝走私貿易最猖獗的時期，官商勾結、私商走販為利是圖淪為海盜，出現了像許棟、汪直、徐海、徐惟學這樣的著名海盜頭子。特別是汪直，人稱“倭寇之王”，因其長期與日本浪人勾結橫行東南沿海多年，還曾在日本平戶建都稱王，嘉靖倭亂因海禁而起，最初也確實是因迫切希望與明朝貿易的日本浪人鋌而走險在沿海地區燒殺搶掠，但之後汪直、許棟等海盜頭子的加入，讓倭寇的勢力變的更加龐大。他們熟悉沿海地形，往往是大掠即去，轉而尋找下一個進攻點，因此自山東沿海到粵閩沿海都深受倭寇之害，胡宗憲坐鎮浙江，戚繼光、俞大猷兩位抗倭名將北南合擊，前後花了二十餘年才蕩平倭亂。

而萬曆年間的援朝抗倭戰爭(北韓又叫壬辰倭亂)，是日本幕府將軍豐臣秀吉以官方的名義出兵，和嘉靖年間鬆散的民間性質的倭亂是不一樣的。1592年3月，以宇喜多秀家為統帥，日本共集結9路大軍共14萬人渡海攻朝，北韓在短時間內八道幾乎盡數淪陷，日軍僅一個月即攻陷北韓王京，驚慌失措的宣祖大王李訟逃往江華島，北韓特使日夜兼程趕往明朝告急，得知訊息的萬曆皇帝深知“倭人志不在北韓而在大明”，因此果斷出兵力助藩屏共同抗倭。1592年6月，明朝以遼東兵及3000戚家軍為主力，以李如鬆、麻貴為主將，共計4萬大軍開赴北韓作戰。

明軍第一次赴朝作戰總兵力達到4萬人，加上北韓的勤王軍及各地義軍共計約8萬餘人，但日軍集結的兵力達到14萬人，兩軍實力懸殊，不過明軍一入朝很快就取得了平壤大捷，1595在碧蹄館之戰後雙方開始議和，兩軍暫時息兵歇戰。1597年日軍再一次集結14萬大軍入朝，北韓又嚮明朝求援，這一次明朝為了扭轉兵源不足的局面又增兵到7萬人，1598年豐臣秀吉因病去世，日本內部發生分化，兵事陡起，無心戀戰的日軍很快就從北韓半島撤軍，北韓王國得到光復，明軍不久亦凱旋而歸。

簡短的回顧了嘉靖倭亂和萬曆抗倭援朝戰爭，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嘉靖年間的倭亂是以中中國人為統以日本浪人為輔，採取流動襲擾，合圍攻打的戰爭策略，明朝在最初是疲於奔命、處於被動狀態，後來胡宗憲提出分割槽作戰，北南合殲才艱難的打敗倭寇消除倭患。而萬曆援朝戰爭，日軍遠來交攻，對北韓的山川地理不熟悉，中朝聯軍通過集中優勢兵力以逸待勞，對日軍各個擊破，同時日軍受日本國內掣肘頗多，內部存在矛盾，已至於1597年第二次侵朝，1598年豐臣秀吉一死就全線撤軍了。

嘉靖年間打倭寇不行主要是明朝武備鬆弛造成的。明朝自土木堡事變之後（損失了30萬的野戰軍），國力嚴重衰弱控疆無力，整個明朝控制的藩屬國殖民地也紛紛獨立，明朝的國土從1200萬平方公里瞬間縮減到200多萬平方公里。這錢糧稅賦銳減，養兵捉襟見肘，北方強敵瓦刺帝國又時不時的叩關攻城，這使得明朝不得不在北方邊界線陳布重兵；東南海防線上又沒有太大的威脅，明朝因此裁撤了海軍，削減了這方面的開支跟預算，把所有國防預算全部挪用在北線，這也是倭寇能夠有機會猖狂的主要因素。

但是進入嘉靖年間後，由於倭寇的橫行使得明朝不得不重建海軍，構建東南海防。恰逢這時候北方強敵瓦刺帝國也瓦解了，明朝的北方壓力消失了，這使得明朝可以騰出手來稍微喘口氣，這明朝的軍事預算就又挪轉到東南海防來了，打造戰船，訓練海軍士兵。比如明朝單單撥款給戚繼光的擴建造船廠的費用就高達4000萬兩白銀。明朝在萬曆巔峰時期有海軍戰船7000多艘，商貨船14000多艘。有這麼一支海防力量在那擺著，再來多少日軍也都可以把他們摁到海里餵魚。

當然，說摁了幾十萬日軍下海餵魚也誇張了點。當時的日本人口也不過200多萬，整個國家軍隊總數不會超過10萬人，也不可能派十幾萬人派到海里打仗，能有兩三萬人就已經不少了。

正如你所說，明嘉靖年間抵抗倭寇確實捉襟見肘，這時期的大明國力已經開始下滑，但還算強大，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大明卻在海禁，國力始衰於此。但第二句話我有不同見解，萬曆年間的援朝抗倭的結果確實是日本退了，以中朝勝利而結束。但事實並非這樣。我的理由如下所述（嘉靖年間東南沿海抗擊倭患的分析就暫且不寫了，其它答案裡面也有很多）：

大家一提起萬曆皇帝，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懶政幾十年未上朝，其實他不上朝並不代表他不關心朝政，恰恰相反，這時期明朝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全知道，一切皆在掌控之中。由於張居正在萬曆初年推行富國強民政策，使得明中葉以來愈演愈烈的財政危機得到一些緩和。萬曆皇帝最值得驕傲的就是他發起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歷史上成為“萬曆三大徵”即寧夏戰役援、朝抗倭戰役和播州之役。史書上稱三戰皆勝，所以不能只用萬曆不上朝來損他。從三大徵來看，說明明軍此時的戰鬥力還行，但不是許多所說的強的不得了，此三戰都是舉全國之力而為之，強弩之末。

經過漢城戰役之後，日軍龜縮在釜山一帶。但由於明廷內部戰和意見不一，錯過了有利戰機。兵部尚書石星一意主和，明神宗也不願再戰，決心撤兵。倭寇利用和談爭取時間，重整軍備，釜山日軍始終未撤回日本。萬曆二十五年正月，豐臣秀吉再次發動侵朝戰爭。明軍第二次赴朝抗日，經過多次戰役，各有勝負。萬曆二十六年，豐臣秀吉死亡，明軍利用此時機加緊進攻日軍。經過露樑海戰，日軍死傷萬餘人，殘部退出北韓半島。

七年的援朝抗倭終以中、朝的勝利而告終。其實在表面勝利的掩蓋下，明朝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幾乎是舉全國之力。經過三大徵，明朝廷財政赤字不斷膨脹，社會各種矛盾又加劇，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由於出兵北韓是異地作戰，軍糧、軍費開支十分巨大，極大的消耗了國力。孫子云：“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這是戰國出兵規模，此數僅是明代出兵的九牛一毛。明廷沒有考慮清楚異地作戰、後方補給這個問題，就出兵北韓，在獲勝時又不速戰速決，卻退兵回國，讓日軍捲土重來，終使明軍在戰場上連吃敗仗，傷亡慘重。雖然明軍堅持到勝利，但兵力疲乏，糧草接濟困難。雖然取得勝利，卻連戰七年，國力枯竭，財政頹敗，儘管在小戰中取勝，但在國家大計中，已經輸掉大半。如果豐臣秀吉不死，明軍未必能全身而退。因此，我認為萬曆年間援朝抗倭名勝實敗。

個人分析，主要是以下四個原因：

過去侵擾東南沿海的倭寇，除了小部分是日本落難武士之外，絕大部分其實都是沿海的中國海盜，主要頭目，比如汪直等也都是明朝自己人。而他們頂多也只能在沿海劫掠，還不到威脅大明安危的地步。因此，明朝當局一開始並不是將精力投向倭寇，北方的蒙古才是明朝的心頭大患。加上他們都是些流寇，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官軍一時半刻是很難根治。

而侵略北韓的日本軍隊就不同了，他們是傾盡日本全國之力的龐大的正規軍隊，不論是人數、裝備、訓練都不是倭寇可比的。十幾萬的日本軍隊浩浩蕩蕩進攻北韓，這可是一場滅國級的戰役。因此，明朝軍隊當然也是全力一拼，接過日本這一擊的。此外，畢竟是正規軍，因此日本侵略軍不會像倭寇那樣打游擊，肯定是大兵團戰役，或是大規模攻城戰。

對伐倭寇的，主要是東南衛所兵，大明的北境邊軍可沒有投入。而地方衛所兵，到了嘉靖年間，基本上和農民沒什麼區別。面對小數日本武士帶領的精悍隊伍，肯定就只有捱揍的份了。大部分時間是一接戰，明軍逃得比老百姓還快。所以，後來全靠戚繼光在義烏礦工的基礎上屯練的戚家軍了。

但是，同時期的明朝北境邊軍，雖然打蒙古騎兵不怎麼行。但如果南下去打倭寇，那還是綽綽有餘的。只是明朝不願意為了這些倭寇而抽調拱衛京畿的重要軍事力量而已。

明朝官府的態度也是一樣，嘉靖雖然是修道的，但是他也不是不管朝政。在他看來，蒙古部落的威脅遠比那些倭寇嚴重。

尤其是庚戌之變的發生，對大明的影響實在太大了。明朝不得不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北境，選各邊鎮銳卒入衛京師，以京營將分練邊兵。而對於遠離京畿的倭寇威脅，就只好寄託在地方衛所軍隊身上了。

4、經過抗倭戰爭後，明軍脫胎換骨；

不過，雖然明軍在剿滅倭寇上面幾經波折，但卻培養出了戚繼光，並鍛造出了戚家軍這樣的勁旅。戚繼光的戚家軍是當時最為現代化的軍隊，採用類似今天特種部隊使用的陣型——鴛鴦陣，大量使用火器裝備，戰鬥力強悍。

而後，戚繼光移鎮北境，為大明鍛練出一支強悍的邊軍，與李成樑一東一西，捍衛大明邊境。

在戚繼光和李成樑等名將的訓練整頓下，明軍在萬曆年間脫胎換骨，有了活躍式的提升。因此，在北韓對付日本，自然就不是什麼難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