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句實在話，作者不太懂當代藝術。

但現在，方方應該是當代女作家，不，當代所有作家中名氣最大的。

方方的作品也是目前全網最熱的——《方方日記》。

方方，本名汪芳，成長之路還是很勵志的，她居然當過裝卸工，1978恢復高考第一年就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獲學士學位，說明她的知識才華確有過人之處。

但“傷痕文學”不能刻意為之，白居易、杜甫雖然抨擊現實，但他們同樣能看到大唐盛世的輝煌，而不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片面強調所謂“社會傷痕”。

文學藝術從來都不是純粹的文學藝術，脫離政治、歷史的文學藝術，沒有持久生命力。尤其是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藝術，背後往往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激烈交鋒。

這一點，就連美中國人都看得清楚。

1990年7月，紐約《中報》發表社論《意識形態領域的慘痛教訓》說：

中國“改革開始不久，整個社會科學界，包括大學的文科教學，簡直亂成了一鍋粥。那時候，整個的社會科學的前沿，也即最時髦的意識形態和理論，無非是謾罵中國的歷史，指責中國的現實，醜化整個中華民族。誰用的辭彙新鮮，誰罵得痛快，誰就會成為名人，成為‘優秀’的理論家”。

方方、樑豔萍、王小妮……這些文學藝術家，不是很符合這種形象嗎？

如果任由這種現象發展下去，結果會是如何呢？

“意識形態和它支援的國家政權對立了。這些對立的意識形態理論，在經濟、哲學、文學以至人們的整個社會生活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是中國社會不安定的意識形態基礎”。

嚴歌苓與方方

全部評價不可能，因為這需要太多的時間精力，畢竟這是一個非常嚴肅和嚴謹的事情。我只談嚴歌苓與方方的對比。

簡單地比對，嚴歌苓的作品是通過個人的經歷去描寫當代歷史的女性所遭遇的不幸來表達自己對歷史的理解，從而起到讀者的共鳴與反思，使人或者說讓人們去了解時代的變遷與變革。我以為屬於啟迪性的女性文學，也讓國內許多影視界的大編劇與大導演所青睞，將不少她的作品改編為影視作品，對中國的影視文化走向世界起到一定的作用。

再看看方方，覺得方方的作品都是帶有鮮明的灰色甚至是黑色元素的充斥著對時代與現實不滿的所謂批判性的發洩作品，她的作品給人的最大的感覺就是一個詞：悲慘！

作為悲劇文學，推崇的是通過描寫某段歷史，某個人或某個事件的故事，來影射一些作者對社會和時代的政治制度，國家或者一種文化或者某些不同階層的權勢的不滿，使人對社會與生活環境有自己的看法評判。通常會對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是方方的大多數悲劇作品，所反映出來的僅僅是一個字：悲。而且作品的描寫大多數都是寫一個字：慘。作品流露出來的都是一種很沉重的黑暗面情緒。明明是對解放初期的土改政策不滿，卻沒有坦然地指出土改政策有哪些失誤，有哪些是錯誤。只是一味地悲慘悲慘，讓人讀了產生對這些政策的不滿，對政府的憤怒！

其他就不再一一舉例去評判方方作品，在我看來，方方作品的水平，充其量就是一個帶著對自己人生所經歷過的所謂不公平，喜歡用“悲憫”的情緒去碼字來發洩自己對時代與社會的不滿的這麼一個人。我不知道當初湖北省怎麼會讓這麼一個文學水平不怎麼樣的二流三流“作家”登上“省作協主席”這個寶座！

嚴格意義上來說，方方的當代作家的頭銜放在汪芳頭上，名不副實啊！！！

提到遲子建，建議讀一下她的散文《我對黑暗的柔情》，這部散文集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字裡行間流露出作家對於那片黑土地的深厚感情。遲子建是當今文壇一顆耀眼的明星，也是唯一一位三次獲得魯迅文學獎的作家。

《白雪烏鴉》的寫作有三大特點：動詞使用得恰到好處，苦難中不忘幽默，人物的命運跌宕起伏。

《白雪烏鴉》發生在1910~1911年秋冬之際，是以哈爾濱大鼠疫，這場真實事件為背景的。那場鼠疫奪走了六萬多條生命，而在哈爾濱傅家甸地區，更是在這兩萬人中死了五千多人。每10人中就有3人死於鼠疫，使當時的傅家甸成為了一座死城。

小說出場人物眾多。作者分章節來進行人物的描寫，每章出現的人物都有自己完整的故事，因情節的進展而互相穿插，把讀者深深地帶入那個久遠的年代。

小說的整個基調是沉重而悲哀的，隨著鼠疫的爆發、傳染、流行，以至於大批死亡，讀者為書中苦難的人們揪著心，為他們一時躲過災難而慶幸，為他們因鼠疫離去而難過，為他們在生活中的坎坷而辛酸。

隨著鼠疫的不斷侵入，人物一個個陸續登場。

遲子建用她沉靜而飽滿的敘述，為我們描繪了災難籠罩下的世相百態，人間冷暖，悲歡離合，生離死別。

最終，小說並沒有讓讀者絕望，這不僅僅是因為鼠疫最終得到根除，傅家甸生機重現。而是看到了在這場大災面前，即使是普通人心中，也始終燃著一盞燈。雖然經過歲月的磨礪，這盞燈也許已經破舊，也許已經殘缺，但燈始終亮著。

美國維繫霸權的三根支柱（美媒～國際傳教士，美元～國際資本主義，美軍～國際軍國主義）之一的美國媒體以最驚人的宣傳和編造有關國家的神話故事充斥世界，以傳教的方式輸出牠們的文化理念，洗腦各國的“知識分子”，抬高自己貶低他人的各類排名洗腦全球。媒體利用影視等媒介製造虛幻的假象，巧妙的包裝，為自己編撰神話，向世界灌輸“美國世界第一”的愚蠢烏托邦，認為美國是世界的領導者，而這一切都與真相相去甚遠。

有的中中國人仍活在西方的輿論包圍下（美國輿論戰的俘虜），在西方的語境中只能思考出西方預設的結果，做這樣思考的人就算不是為了利益的出賣，也是被洗腦後不自覺的服務於西方（被美國精神殖民而不自知）。

“恐美症”“崇美症”顯得另類而可鄙。其根子不在現實，而在心理，與中國歷史上面對列強欺凌時的漢奸投降派一脈相承。。。

新冠病毒刺破了西方的神話泡沫，激化了美國的社會矛盾，看似堅固的堡壘在新冠疫情下暴露了其脆弱不堪的一面，美國精心構築的神壇已然崩塌。。。

這五位女作家都是當今活躍文壇的作家，她們的共同特點是多年來一直持續馳騁文壇，這對女性作家而言，實屬不易。這幾位作家中，最勤奮高產的作家當屬遲子建，她在長中短篇小說及散文領域都有不俗成就，她的小說一直潛心表現普通人的生活，敘事語言樸實自然，短篇小說以《清水洗塵》《霧月牛欄》《親親土豆》最為著名，中篇小說的創作量在當代作家中首屈一指，最具代表性作品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日落碗窯》《別雅山谷的父子》等，長篇小說有《偽滿州國》《額爾古納河右岸》等多部。王安憶的代表性作品有《長恨歌》《天香》《小城之戀》《小鮑莊》《流逝》等，她的小說敘事空間富有層次感和立體感，都市弄堂裡的小人物在她的筆下有種淋漓盡致的美感。初讀嚴歌苓的小說，是她的長篇小說《綠血》，中篇《金陵十三釵》使她擁有更多讀者群，而一部《芳華》更使無數人如痴如醉，嚴歌苓的小說活潑不乏詼諧，敘事語言細密精緻，這在《陸犯焉識》《扶桑》等作品中多有體現，在這幾位女作家中，嚴歌苓的長篇小說創作量應該是最多的。鐵凝的作品富有詩意和時代的厚重感，雖然近些年幾乎沒有長篇問世，但中短篇小說創作依然保持一定的數量。其代表作有《笨花》《沒有鈕釦的紅襯衫》《永遠有多遠》《麥秸垛》《哦，香雪》等。方方無疑是一位直面現實的作家，在她的小說裡，我們可以看到底層人群絕望中的抗爭、堅守與不懈的努力，在她質樸的文字裡，我們能夠看到作家的勇氣和自信，其代表作有《軟埋》《風景》《萬箭穿心》《斷琴口》等，長篇小說《水在時間之下》曾入圍茅盾文學獎前二十。

不管怎樣有一點，作家不能脫離時代、不能脫離社會，更不能以個人為中心妄顧國家命運和社會責任，用原有文壇地位，用手中筆逆道而行，成為時代大潮的垃圾淤泥。藝術創作水平如沒了前面說的靈魂的東西，作品就會趣味不高、自怨自艾、囉囉嗦嗦、做作的垃圾。

說實話，這幾個女作家都不在我的視野之內，我寧願肯定另一個女作家林白。後者寫女性美，乃至寫外在美，寫的非常敏感細膩，極富詩意。寫女人的人性也很有深度，感覺奇特，我相信她的真實。她的描寫功夫，我達不到，那都是女性作家才能感覺到的東西。那幾個女作家主要的問題是，我看不見她們自己，不像史鐵生，我幾乎感覺得到他的呼吸，他真切站在我的面前。林白，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感覺得到她的如何存在！

第一，他們的作品是否受到社會的肯定和讀者的認可；第二，符不符合正確的價值觀和主流民意；第三，作家肩上應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國家和民族有難時他們的表現如何？

方方日記海外出版時，更名為武漢日記，這是武漢人民的恥辱！方賊敢冒天下之大不違，置民族大義於不顧，一意孤行，是欺我華夏無人乎？

當今主流媒體，特別是作協，在大是大方面前萬馬齊喑，不敢作為，是何道理？這些口口聲聲開啟民智的公知們，連普通老百姓都敵不過，反而黑白顛倒，信口雌黃，極盡坑蒙拐騙之術。

堅決打倒因崇洋媚外而人格撕裂的流氓作家！

水平再好再高，還要看人好。作家會寫，工人會做工，農民會種地，廚師會做萊，就如古代一個故事，將軍會射箭百發百中，瞧不起賣油郎，賣油郎說，你這是不過是手熟，於是拿一個銅板放於地下，提起油壺，從高處將一滴油不偏不斜滴於銅板孔中，將軍會意笑而離去。這就是說各有所長。但是作家寫的書有宣傳作用。好思想才有好作品，好作品讀起來使人獲益。如指導思想有問題，創作水平再高又如何呢？不管做什麼，即使你是個作家，不要把自己看得又粗又大，沒有人看一文不值，人品比作品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