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有三大要素，一是物質文明，二是精神文明，三是制度文明。文明具有強烈的階級性，不同的階層，種族，各有不同的解釋，差異巨大。文明是相對於野蠻而存在的，但並不意味著文明程度越高野蠻程度就會越低，文明與野蠻的碰撞將會貫穿於整個人類社會......

文明的構成要素按涉及社會領域可以分為三大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其中物質文明又可以分為科技創新和物質生產流通兩大塊；精神文明又可分為思想理論（包含了各個學科領域）與文化藝術兩方面；制度文明就是涉及各個社會層面領域（如個人、家庭、企業等組織、國家、整個人類社會等）的廣義管理，其中起到關鍵統領作用的是涉及國家、社會治理的政治制度，它同時對其它兩大文明領域具有深遠影響作用。我們如果把文明成長髮展看作一棵大樹的話，那麼，有的屬於核心生髮層（對於一棵樹而言，在它的地上主幹與地下根鬚銜接部位），有的屬於根鬚層，有的是主幹層，有的是枝葉層，有的是花果層，對文明領域的這種結構化排置可以讓我們界定社會各領域間的功能關係，因為任何的人、事、物都需要首先找準各自的位置，這樣運轉起來才會少出問題。至於各個文明領域在這棵人類文明大樹上具體是什麼位置起到何種作用，大家可以放下手機讓眼睛歇歇，靜下心來想想啦。

文明最初是相對野蠻而言的。人類文明，走到今天，經歷了三大時期。第一時期是初期，即原始人類開化期；第二期是中期，也即文化期；第三期是科技教育工業期。

第一期初期，是在人類從原人到人類的時期，也即原始人類期。由於自然條件非常惡劣，野獸眾多，所以人們為了生存和戰勝大的野獸和自然災害，組成了大小組織，這些組織叫部落，也即各小社會團體。有社會團體，就有管理結構了，部落內部開始有了部落頭領和各種分工了，在平時生活時也隨之產生了一些不成文的規距和規定。所以產生了初級管理、規距、等級和分工協作等，這些就是最初級的人類文明要素。

第二期中期，即文化期。當人類掌握了一些生存技能和技術後，部落間的交流開始增多了，如簡單貿易、技術交流、婚姻等，後來就出現了初級文字和計算方法，後來這些東西隨著部落合併和兼併，發展為國家，就有了各國的文字和文具和記載方法，有記在樹葉上的，有記在獸皮上的，也有記在竹箋上的等。併產生了法律，道德，文字記錄和記載，技術技能，軍隊，法庭，王以及各級官僚制度，工農分工等這些就是人類中期文明的主要因素。

第三期，即現代文明期。主要就是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產生了各種行業，人類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更高了。人類認識到發展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發大財和提高生活質量的最好途徑。而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要大力進行大工業化，大工業化，首先需要大量的機器來生產產品。所以科學、技術、教育、金融、和大工業化隨之產生了，而這也是人類現代文明的五大要素。

亨廷頓寫過一本《文明的衝突》，這本書很多人都應該知道，書的主要內容是說，二十世紀冷戰結束之後，國際舞臺上的衝突不再是根據意識形態為劃分敵對陣營，主要是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加劇。在書中，他將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劃分為七八種文明，即（1）中華文明、（2）日本文明、（3）印度文明、（4）伊斯蘭文明、（5）以俄羅斯為中心的東正教文明、（6）西方文明、（7）拉丁美洲文明、（8）非洲文明（可能存在）。

要注意的是，這幾種文明並不能相互轉化，就算日本文明起源於中華文明，但兩者之間有著明顯不同的文化衝突。就算中國和日本都曾吸收西方文化，但這兩種文明仍然最終紮根於自己的傳統文化之中。

但是亨廷頓並沒有對文明本身做很多解讀。他梳理了歷史上很多人對文明與文化的區分，但這種區分有可能給我們的認識帶來困擾。因為文明與文化實在不可分，我們只知道文明是放大了文化，文化是所有文明定義的共同話題，文明與文化都涉及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這其中，血統、語言、宗教和生活方式就是界定文明的文化核心因素。

文明之間並沒有明確的邊界，沒有終點和起點。文明會終結，瑪雅文明的消逝至今是個謎；文明也會長久地存在，中華文明史至今傲然於世。文明始終都在演變，它們是動態的，興起又衰落，合併又分裂。文明的變化自然各有不同，但又有普遍的模式，歷史學家湯因比就提出這種文明興衰的模式，他“把文明興起看作是對挑戰的迴應，在其發展過程中，富於創造的少數人所造成的文明環境日益得到控制，接下來便是動亂時期，普遍國家興起，然後崩潰”。

我們要知道，在人類文明的大部分時間裡，文明雖然在不同的歷史維度存在，但是他們之間的交往是間斷或者根本不存在的。中國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是兩種不同文明交往的證據，但是絲綢之路的衰敗同時也證明了這種交往的脆弱性。而明朝時期的“鄭和下西洋”與其說是為了文明的交往，倒不如說是文明的征服。這種天朝上國的狹隘視野，讓文明之間的交往充滿了崎嶇。

公元1500年之後，全球政治才趨向多極。西方的民族國家，英國、法國、西班牙、德國、美國等在西方文明內部形成了一個國際體系，並互相影響和競爭。西方文明的不斷擴張和殖民影響了其他文明的形成，也賦予了其他文明一種低等文明的色彩。“西方”和“東方”的區分帶有一種歧視的觀念，用東方學家愛德華·賽義德的話說，因為它宣揚了“熟人（我、西方、我們）同陌生人（地中海以東地區、東方、‘他們’）之間的差別”，而且假定前者天生優越於後者。為了糾正這種偏見，用“西方和非西方”代替了“東方和西方”是比較恰當的做法。

二十世紀冷戰之後，美國代替了蘇聯成為了超級大國，眾多國家開始跟隨美國的腳步，進入了民主化程序。這種變化一度讓思想家福山認為是歷史的終結，即所有的國家和政府的最終形式都會向西方的自由民主制靠攏，自由和民主最終成為了人類的普世價值，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就是唯一的文明。

歷史的發展最終證明了這是一種錯覺，用亨廷頓的原話說就是，變化是不可避免的，但進步卻不一定是。大量的種族衝突，區域戰爭，新法西斯主義和原教旨主義依然不滅。那些曾經步入民主制的國家依然會陷入戰亂和貧窮當中，自由民主制沒有解決他們的問題，反而催生了無政府主義的混亂。

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亨廷頓提出了不要從國家和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待世界，而是用不同的文明來劃分世界。

這首先是因為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之間固然有西方和非西方的區分，但是這兩者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相同之處。

其次，民族國家是而且仍將是世界事務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但它們的利益和衝突會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響。

另外，世界固然充滿了部落和民族之間衝突和區域性戰爭，但給穩定帶來最大危險的是那些不同文明之間的國家的衝突。因為每一個文明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並把自己的歷史當作人類的歷史來撰寫。與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更可能如此，比如二十世紀重大的政治意識形態，無論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保守主義、法西斯主義、基督教民主等等，基本都是西方文明的產物。但是西方文明卻沒有產生過一個重要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非西方文明的產物。換句話說，文明之間，沒有一個單一的文明可以佔據歷史的支配地位，歷史的總結也是痴心妄想，普世價值是一廂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