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分歧我認為主要有兩點：一是當時的客觀社會環境的使然。二是傾向政治意識形態為己所用。

從總體上講，無論哪一時期的歷史，都存在著優點與不足。但是，我們要看這段歷史對社會的向前發展所起的正能量的大小而論。

比如，戰國時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的中華文化，其精華對中國後來的社會發展，提供了精神文化食糧。秦國的大統一，無論是文化和疆土的統一，還是有暴政的出現，總體是歷史性的偉大貢獻。

反觀三國時期，就是爭奪利益混亂的社會歷史。對中國整仁今社會的發展，以負能量為主而出現，社會資源浪費，老百姓遭殃。

判斷一個社會是否進步、停滯(相對)、倒退(破壞性較大)發展的重要標誌，就是老百姓安居樂業，社會和諧，團結一心，經濟發展，才是促進社會強大的基礎所在。

如果放棄了為老百姓謀利益，而是為少數人謀利益的社會，熵增逐步加快。當大多數人生活壓力增大，人們為了生存下去，只有拿起刀槍進行反抗。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促進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行為。

比如，歷史上的各種百姓起義。

資本主義再繁榮昌盛，極少數資本家佔有社會絕大多數資源，涓滴之水無法滋潤勞苦大眾的時候，也亦然逃不脫這樣的社會歷史發展天規。

比如，美帝、西歐以及所有走資本主的國家，曾發生與現在發生的社會動亂都是改變社因素的前湊。

因為二十四史是後朝修的（史記例外），最大的分歧點是勝利者掌握了話語權，前朝無從辨駁，後世才有人從其他文獻書籍中釐清一些觀點，但大多入不了正史。遠的說不清，近的又不方便說，就清末民初幾個大事件舉例：

1、預備立憲，革命黨人稱之為欺世之舉，尤其是載灃組閣滿人居多更為詬病。現在客觀研究認為，此舉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而且在穩步推進，各省的諮議局比民國及共和國更象回事。但慈禧一死，無強權核心，各種勢力分崩離析，已被邊緣化的革命黨人趁機發動無意義的反叛活動，被袁順勢兩邊逼迫，使得最有可能成功的和平民主程序半途腰折。

2、引發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運動，革命黨人定義為清庭強取豪奪民營在建鐵路。但有研究認為是地方政府貪腐虧空，無法續建，火藥桶即將引爆，政府不得不接手，準備以路權作抵押籌借國外貸款完成修路。但當地怕敗露真相，鼓動武力對抗，清庭不得不調鄂軍鎮壓，武昌兵力空虛，為首義創造了條件。

3、刺殺宋教仁案國民黨一口咬定是袁授意，引發了二次革命，共和國教科書也照搬這一觀點。但當時就有人認為宋代表了大多數人贊同的走議會道路改良派，孫等少數革命派不甘心失勢，使得原來能在法治體系內解決的問題非要動武。甚至有人認為是孫指使的刺殺。

類似的分歧點數不勝舉，主要還是後人看不到當事雙方的觀點，誰又會聽晚清遺老遺少和袁賊的辨白？勝利者有意過濾掉對己不利的資訊，誇大或編造宣傳自我正確，是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產生分歧的根源。

談三點看法：

首先，對社會歷史觀有兩大派別。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

其次，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關係的不同回答是劃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根本標準。凡是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的理論，都屬於唯心史觀。凡是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理論，就屬於唯物史觀。

最後，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這是歷史唯心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分歧。歷史唯心主義認為是英雄創造歷史。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世界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是人民群眾創造的。

要想知道歷史學家在那些問題上有分歧，這很困難，因為歷史問題有多種多樣，而分歧更是層出不窮。但是，如果知道了歷史學家在那些問題上達到了共識，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分歧所在之處。簡單列舉幾個共識：歷史是進步的，歷史是分時期的，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國家的作用，戰爭的作用，，等等。黑格爾花了大功夫研究歷史哲學，想要一勞永逸地解決歷史共識的問題，但是他把歷史歸於絕對理念的外化，終究是徒勞。科林伍德認為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是就歷史編纂而言的，直指歷史學家的本心；湯因比認為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就是挑戰與應戰，，等等，這些歷史的觀念，也都在學術界形成了某種共識。

當然首先應在歷史觀的這一關鍵點上了——即，歷史的趨向性或矢向性上：是進步還是倒退的——這當然是就善惡是非的意義上，曾經有一些不同的歷史觀點，對於整個的歷史社會和世界來說——無疑是至關緊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