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綏靖公署，行營，行轅主要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的戰區級軍事機構。

戰區長官司令部是適應抗日戰爭的需要而陸續建立的其主要職責是指揮一個方面(即一個戰略方向)和有關省區的作戰,對有關省關係作戰方面的行政,也有督導之權。解放戰爭時期,戰區長官司令部大都撤銷,但初期也保留少量幾個戰區司令部,如第11、第12戰區司令部(屬北平行轅),第1戰區司令部(屬鄭州綏署)以及獨立的第2戰區司令部(閻錫山的勢力範圍),其主官稱長官。

行營是備蔣介石親自指揮或象徵性指揮組織,最早見於南昌行營,其主官稱主任。行轅(行營)之組織，解放戰爭前期設有北平、東北、重慶、廣州、武漢等營,後期則演變為軍政長官公署。行轅(行營)是級別較高的一級戰區指揮機構。

抗戰時期的綏靖公署多設在後方或邊遠地區,屬於長期的地方性軍事組織,其主官稱主任。但內戰爆發後，綏靖公署的設立有所變化,許多一線地區都設有戰區級的綏靖公署,如太原綏署、徐州綏署。後方設定綏署時間較長的有衢州綏署等。

“剿匪”一說,在國民黨內久已有之,但解放戰爭時期戰區指揮機構中冠以“剿總”之稱是在1948年以後,當時設立的“剿總"有東北、華北、徐州“剿總”等,其主官稱總司令。“剿總”也是級別較高的一級戰區指揮機構。

和“剿總”一樣,也是在解放戰爭時期新出現的戰區級指揮機構。解放戰爭進入第三年以後,軍政合一的趨勢在各戰區愈來愈明顯，國民黨設立軍政長官公署,也是為了順應這一形勢的要求。先後設立的軍政長官公署有西北、華中、西南等軍政長官公署,其主官稱長官。

警備司令部相當於較小的綏署或綏區一級,但也有級別較高的,比如渡江戰役前後由湯恩伯任總司令的京滬杭警備司令部,其組織規模與“剿總”相似。但這只是個案,大多數警備司令部都設在各大城市裡,嚴格來說，只有規模較大的警總才能稱得上是戰區指揮機構。其主官稱總司令或司令。

綏靖公署：高於集團軍、指揮一到兩個集團軍的軍事單位。同時具有安撫地方的職責。準戰區的機構。

行營：軍事委員會的派出機構，位在戰區之上。可以節制戰區司令長官。

行轅：軍事委員長地方的住節機構。統領轄區內的所有軍事機構、軍事單位。

綏靖公署

綏靖公署是在民國時期，國民革命軍內部所設定的一種指揮機構。雖然綏靖公署這個機構是在民國時期設立的，但是綏靖一詞在中國古代卻是很早就有了，這個詞語的意思最初只是安撫、做出讓步以保持地方平靜的意思。

後來外中國人引用翻譯的綏靖政策對這個詞語的原意可以說是做出了曲解，但是後來人們都按照這個意思理解這個詞語。因此這個詞語也引申成為了苟且偷安去做一些讓步，做一些違反國家理性與原則的事情，甚至於還有了非理性縱容的意思。

綏靖公署這個機構最早的時候是由抗戰時期的各個戰區改編形成的，在後來全面內戰爆發時期僅僅剩下了僅剩第1、第2、第11和第12這四個戰區，後來這四個戰區被分別改編成了西安綏靖公署、太原綏靖公署、保定綏靖公署和張垣綏靖公署。

其實在抗戰開始的時候，國民革命軍的指揮機構並不是這樣的，原本的機構並不差。但是在抗戰結束以後，國民黨內部官僚風氣已經十分嚴重，為了照顧軍中那些所謂的前輩以及鼓動士兵們搶佔地盤等，國民黨對指揮機構做出了改動。

行營這個詞語與古代的“行宮”十分相像，行宮是中國古代為皇帝出巡而臨時建立的駐紮場所，也被稱之為“御營”，後來行宮逐漸地演變成為了代表皇帝處理專門事務和行使部分權力的專門機構。

等到了民國建立的時候，蔣介石當上了國民黨的領導，雖然此時已經是民國了，但是蔣介石非常喜歡玩弄帝王之術，他所進行的軍事獨裁也充滿了封建思想，他取得了領導地位後，聽從了其屬下的建議，建立的許多軍事機構的也都是以仿古命名，舉兩個例子“行營”和“行轅”就是這樣。

當時第一個建立起來的是1930年設立的“海陸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也被簡稱為“南昌行營”，這個地區當時十分受重視，由蔣介石親任行營主任，可見他十分重視這個地區，在那個時期雖然南昌不是首都，但是也成為了那個時期國民黨實際上的政治和軍事中心。

後來又陸陸續續地成立了重慶行營、成都行營和宜昌行營，加強了對這些地區的管控，後來為了壓制汪精衛的力量，鉗制粵系軍隊，又再次成立了廣州行營。當紅軍選擇北上到達陝甘寧地區的時候，蔣介石又故伎重施成立了西安行營。

“行轅”與“行宮”意思十分相像，但是不完全相同，行宮專指皇帝居住的地方，而行轅則是泛指古代高階官吏的行館，這其中並沒有包含皇權的特殊含義。

“行轅”的全稱是“國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轅”，這個機構的設立是在1946年解放戰爭爆發以後，蔣介石在當時為了加強對某一大區的軍事和政治統一領導，將原本的機構行營更改為“國民政府主席行轅”。

這個機構與行營的區別在於行營僅僅只代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而行轅則是代表中央政府的派駐機構，權力更大，代表了中央的權威。

這三個機構都是國民黨提出設立的，他們從歷史中尋求靈感，但是並沒有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反而讓之前就存在的問題更加嚴重，這也是機構不能很好發揮作用的原因。

綏靖公署

綏：本義是藉以登車的繩索，後來引申為安定、安撫的意思。《詩·恆》中有“綏萬邦”（安定天下）。

《三國志·薛綜傳》中有“綏邊撫裔”（穩定邊境局勢）。

抗戰勝利之後，人民迎來和平曙光，國家千瘡百孔、百廢待興。但是國民黨不去醫治人民的戰爭創傷，反而挑起內戰，導致神州大地再燃戰火。

而綏靖公署就是內戰的產物，是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設立的，其中的“綏靖”含義就是維穩。

綏靖公署是軍事部門，它的職能是指揮所轄範圍的武裝力量，其負責人叫綏靖公署主任，能擔任這一職務的，絕非泛泛之輩，起碼是中將，有時也有上將擔任的。

綏靖公署的名字聽起來非常古怪，但不是什麼新生事物，說白了就是抗戰時的戰區，換了個稱呼而已。

不過在抗戰時期，全國有8個戰區，抗戰期間國民黨丟了不少地盤，全國僅剩4個戰區，即第1、第2、第11和第12戰區。

抗戰勝利後，這些戰區分別改編為西安綏靖公署、太原綏靖公署、保定綏靖公署、張垣綏靖公署。隨著國民黨對日偽統治區進行接收，在各地又增設了若干公署。總而言之，綏靖公署就是一個純軍事指揮機構，所轄區域的武裝部隊都聽命於它，其職能跟現在的軍區相似，但所轄範圍不盡相同。

行營這個詞原意跟皇帝有關，古代皇帝外出巡視和旅遊的時候，臨時建立起來的住所，就叫行營，也叫御營，就是天子駐紮的地方。

行營這個機構，也是國民黨設立的，不過存在時間較長，抗戰前就設立了，抗戰勝利後撤銷。

1930年蔣介石以陸海空總司令的名義設立若干行營：武漢行營主任張治中，廣州行營主任何應欽，洛陽行營主任楊傑，潼關行營主任顧祝同，鄭州行營主任何應欽，南昌行營主任魯滌平。

在國民黨抗戰前設立的行營中，西安行營職權是最大的。該行營成立於1937年初，職責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為統籌陝甘寧青四省國防之設施及整飭指揮各部隊肅清匪患，處理善後與指導民眾組織訓練起見特設西安行營主持辦理 。”主任由蔣介石的浙江同鄉、有“飛將軍”之稱的國軍將領蔣鼎文擔任。

在民國時期，行營沒有了古代的含義，古代的行營是皇帝在裡面辦公，可民國時期，國家最高領導人蔣介石一般不在行營。

但不能就此說行營跟最高領導無關，各地的行營就是代理蔣介石行使職權。

以此來看，行營的職權要大於上面提到的綏靖公署，因為它是最高統帥部派出機構，所以，綏靖公署一般要聽命於行營的指揮調動。

比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1943年9月在漢中設立的漢中行營，主任由原來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任行營主任，胡宗南的第一戰區、劉峙的第五戰區，李品仙的第十戰區，都要聽其指揮。

事實上，在“剿共”區域，行營的職能不只有軍事，它還代替國民政府對各省政府進行管理和訓令，各省的政務原則上受行營指揮，國民黨各地的組織工作也由行營負責。

所以說，行營不單是個軍事機構，也是個政務機構。

所謂“行轅”，就是行營的替代詞，變了一個名稱，換湯不換藥。

行轅全稱是“國民政府主席XX行轅”，成立於行營裁撤之後，名稱變了職能沒有變，依舊是中央政府的派駐機構。

比如李宗仁的漢中行營遷到北平後不久被撤銷，在1946年改稱“北平行轅”，下轄有兩個綏靖公署，華北五省和三個特別市的軍政事務都由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負責。

以此類推，熊式輝擔任主任的東北行營，也同時改稱“東北行轅”；白崇禧擔任主任的武漢行營，則在那個時候改稱“武漢行轅”；張治中擔任主任的西北行營，也在1946年3月變成了“西北行轅”。

行轅雖然是行營的延續，但壽命卻短得很，到1948年全部取消。取而代之的，各地新成立的“剿總”。

綜上所述，綏靖公署是純軍事機構，行營和行轅則不是純軍事機構，因為它除了指揮軍隊，還領導各地行政長官，負責政務、黨務，屬於半軍事、半政務機構。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的作戰序列是軍事委員會指揮各戰區（之間有個不尷不尬的行營建制），戰區直轄集團軍、軍、師等作戰單位，相對容易理解。然而抗戰勝利後，又冒出了行轅、綏靖公署、綏靖區等一批新的機構名詞或者番號，那麼，這些軍事單位與抗戰時期軍事機構有什麼區別和聯絡呢？以下做簡明介紹。

重慶行營主任何應欽

在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之前，重慶軍事委員會先後組建了十二個戰區（另有兩個游擊戰區），以及桂林、天水、漢中、贛州等多個行營，理論上行營可以指揮若干戰區，而實際上並非如此，比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晉升”漢中行營主任後，根本指揮不動第一戰區的胡宗南和新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劉峙，基本就是“明升暗降”。

所謂行營，其全稱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具有強烈的軍事色彩，所謂行轅，全稱是“國民政府主席行轅”，軍政兼管的含義較濃。日本投降後，重慶方面為應對新的形勢，先後改組和新建了六個行營：西南區的重慶行營（何應欽）、華南區的廣州行營（張發奎）、西北行營（張治中）、華北區的北平行營（李宗仁）、華中區的武漢行營（程潛）和東北區的東北行營（熊式輝），不久以後又紛紛更名為“行轅”。

西安綏署胡宗南

而後將原有的戰區改製為“綏靖公署”，每個行營可以指揮若干綏署、綏靖區和警備總司令部，比如重慶行營下屬川康綏署、川鄂湘黔綏署和雲南警備總司令部、北平行營指揮保定綏署和張垣綏署等。其中第一戰區更名為西安綏署（胡宗南）、第二戰區更名為太原綏署（閻錫山）、第三戰區更名為徐州綏署（薛嶽）、第五戰區更名為鄭州綏署（劉峙）、第七戰區更名為衢州綏署（餘漢謀）、第十一戰區更名為保定綏署（孫連仲）、第十二戰區更名為張垣綏署（傅作義）。

另外，原第四戰區、第九戰區、第十戰區和兩個游擊戰區被撤銷，第六戰區併入“武漢行營”，第八戰區併入“西北行營”，這就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軍隊的基本作戰序列。同時，集團軍建制更改為兩個形式，機動部隊組建整編軍，守備部隊組建“綏靖區”。

鄭州綏署劉峙

因此綏署掌握的軍政權力仍然非常之大，不僅統轄管區內所有野戰部隊、保安部隊，還兼管地方民政，綏署主任是真正的“軍政大員”。各綏署指揮的野戰部隊，則根據戰場形勢有所調整，比如徐州綏署要對付戰力強勁的華東野戰軍，一度擁兵45萬人，幾佔國軍機動部隊的三分之一，並且大多為精銳。國民黨“五大主力”的三個，整5師、整11師和整74師最初都在徐州綏署指揮之下，還包括桂系的整7師、黃百韜的整25師、李天霞的整83師等等。其實早在紅軍時期，國民黨這個機構名稱就存在過，性質大同小異。

而各綏署之所以用某個城市的名字代稱，主要是轄區不止一省，可能是數省的一部或者大部，與戰區一樣需要根據戰場態勢設定專門的作戰分界線，而不與行政區域直接掛鉤，因此以公署機關所在地來命名。比如劉峙的鄭州綏署就管轄豫南、皖北和鄂北等區域，手底下30萬人馬。

太原綏署閻錫山

到解放戰爭後期，隨著人民解放軍高歌猛進，國民黨的“剿總加綏署”體系已經被衝得稀巴爛，胡宗南丟了西安，閻錫山丟了太原。於是再次改換名頭，某某“軍政長官公署”的招牌又掛了出來。

民國時期的綏靖公署，行營，行轅都屬於軍事機構，行營，行轅這兩個機構在古代就已經存在了，綏靖公署是民國時期才有的產物。

但問題是在民國時期，地方局勢一點都不穩定，有搞革命的，有搶地盤的，還有佔山為王的，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綏靖公署誕生了，類似地方剿匪，構築防禦工事，武裝自衛都是由綏靖公署負責。

這個時期的綏靖公署級別並不高，也不適合簡單的將其劃為軍事機構，畢竟維持穩定不是隻靠武裝力量來治理就行的。

說行營之前，我們先說一下其中的一個特殊含義，古代皇帝出巡時臨時搭建的駐地，1930年，國民政府的第一個行營建立了，“海陸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南昌行營的主任正是蔣，也在這年的11月，蔣開始將南昌作為國民政府的軍事中心和經濟中心，南昌在當時還有中華民國第二首都之稱。

所以在表面上，行營屬於軍事指揮機構，但在實際上又可以作為軍事中心，甚至是政治中心來使用，級別也僅次於總部，後來又先後成立了重慶行營、廣州行營等等，都屬於區域軍事中心，並且是專事專辦都各有針對，就比如西安行營就是針對紅軍北上的，在抗戰勝利之後行營被逐漸裁撤。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民國與滿清不遠，當時的好多機構起的名字，都很有感覺。

一、綏靖公署的字義及職能

民國的綏靖公署，從字面意義上看，綏，古義是登車時手挽的繩子。今義有安撫的意思。《詩·恆》：“綏萬邦。”《三國志·薛綜傳》：“綏邊撫裔。

靖，則有安定的意思。

綏靖一詞，古皆有之，就是安撫，保持地方平靜的意思。

而綏靖公署，是民國時期國民革命軍的指揮機構，他由抗戰時各戰區改編而來，在全面抗戰時，僅剩第一、第二、第十一、第十二戰區，後來改編為西安綏靖公署、太原綏靖公署、保定綏靖公署、張垣綏靖公署。

綏靖公署初設於1931年11月，放在現在，也就是省軍區的意思(甚至級別更高），在職能上，除了指揮軍隊，綏靖公署主任對所轄區域的黨政要務也有便宜處置之權。

二、綏靖公署的組織架構

綏靖公署設主任一職，一般是由封疆大吏擔任，比如閻錫山就曾擔任過太原綏靖公署主任，他的職權與省政府有交錯，總體來說，靖署公署屬於軍隊體系，比如太原綏靖公署，就擁有13個軍31個師15萬人兵力。

而桂系的老大李宗仁，就曾擔任過廣西綏靖公署主任。

1940年3月13日行政院與軍事委員會聯合頒佈《調整省政府與綏靖公署職權劃分原則》，規定如下：

1、凡屬軍事或綏靖範圍，如“剿匪”、自衛、構築工事與轄境內水陸警察、保安團隊，以及地方自衛武力之調遣，整訓、運用概由綏靖公署辦理；

2、屬於軍事或綏靖以外的一般事項，如組訓民眾，清查戶口，撫輯流亡，救濟難民等事宜，仍歸省政府主辦；

3、地方各級佐治人員、保安團隊、水陸警察、自衛組織，其人事經理，考核撫卹，仍由省政府按向例辦理；

4、綏靖公署直接指揮省政府所屬機關(如專員公署及縣市政府)以基於軍事或綏靖上之急近情事為限；

5、綏靖公署對於一般行政事項，認為有施以特殊措置之必要時，應商請省政府辦理；

6、綏靖公署處理主管事項，與一般行政有關者，或省政府處理主管事項，關涉綏靖權責者，應視其事件之性質，事前會商或事後通知。

行營，在舊時，是皇帝出巡臨時建立的駐蹕處所，又名御營，後來演化成代表皇帝處理事務和行使權力的專設機構。

而在民國時期，蔣介石竊取北伐革命勝利的果實之後，在其幕僚的建議之下，許多軍事機構的命名也很復古，就比如行營，它歷經土地革命，抗日戰爭，直到解放戰爭時，才改為行轅。

而民國時的行營，全稱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某地行營，是蔣介石離開首都在各地處理軍機大事時的常駐地，由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直由蔣介石把持，所以，這也就是他到各地處理軍機大事時的駐地。

第一個設立的是1930年的海陸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簡稱南昌行營，當然，這個時候還沒有所謂的軍事委員會。在當時，由於對南昌行營的重視，南昌一度成為那一時期國民黨實際的政治和軍事中心。

1935年，隨著紅軍的反圍剿失敗，被迫開始長征，而在這個時候，蔣介石才把南昌行營遷至武漢，成立武漢行營，而主任，由何成濬擔任。

後來，為了整頓四川的軍政體系，先後成立了重慶行營、成都行營和宜昌行營，後來為了壓制汪精衛和粵系軍隊，又成立了廣州行營，而紅軍結束長征，到達延安之時，又成立了西安行營。

1937年，隨著七七蘆溝橋事件，全面抗戰爆發，隨著上海、南京的失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為了指揮各戰區的軍事行動，蔣介石於1938年撤銷了重慶、廣州、西安三處行營，又分別成立了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天水行營（主任程潛），在1944年，為了給重慶淪陷後政府西遷做準備，又成立了西昌行營。

而在1945年，為了統一指揮第一戰區和第五戰區的部隊，又設立了川北的漢中行營，主任李宗仁。一直到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先後成立了12個行營。在抗戰勝利之後，接受了大量的日佔區之後，野心大漲，為內戰做準備，又將這些行營大部分裁撤或合併。並形成了新的機構，叫“行轅”。

行轅的全稱是"國民政府主席行轅"，是在1946年解放戰爭爆發之後，蔣介石為了加強大區的軍政統一領導，就將若干單純主管軍事的行營更改為行轅，作為中央政府的代表官署，掌握當地的軍政大權，而他的最高代表則是主任。

總之來說，這一切都是在民國時，蔣介石為了各地的軍事動作而成立的，行營與行轅有著前後身的關係，區別在於，一個是單純的軍事機構，一個有軍事行政大權。

而綏靖公署，在級別上，略低於行營或者行轅。在職能上，除了軍事職能之外，還有黨政功能，和省主席在職權上有所交叉。

為了更好地解釋這個問題，特別選擇了一個全部擔任過如題職務的三棲模特：桂系老大李宗仁，他先後出任過廣西綏靖公署主任、漢中行營主任、北平行營主任和北平行轅主任，基本上也是唯一一個掛滿全職的民國高階將領，包括期間的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是比較好的特例。

先說綏靖公署，全稱是某地“綏靖主任公署”，它的準確定義為“地方性軍政指揮機構”，並且分為抗戰前、抗戰後兩大型別，注意級別是不一樣的啊！抗日戰爭之前，早在1932年2月6日國民政府重建軍事委員會起，綏靖公署就陸續開始設立了，作為直屬軍委會的地方軍政統一領導機構，一般每省設立一個，情況特殊的地區（與紅軍作戰）則在兩省或者數省邊區設一個。

綏靖公署的主要職能是維護轄區治安，因此不僅可以指揮轄區內駐紮的正規軍、地方保安部隊，也有權控制轄區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是特殊歷史時期“軍政一元化”的產物。李宗仁就是於1936年就任廣西綏靖公署主任，為什麼這麼晚呢？因為桂系之前一直在從事反蔣活動，直到“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後，雙方才達成妥協：桂系不再反蔣，老蔣承認桂系在廣西的統治地位，於是才加封了名正言順的職務。

粗略統計一下，這一時期共設立了18個綏靖公署，比如廣東綏靖公署主任餘漢謀、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駐閩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劉湘、豫鄂皖邊區綏靖公任衛立煌、滇黔綏靖公署主任龍雲等等，所舉例項，基本涵蓋了某省、兩省、數省邊區或者以某市命名的情況，但是職能和權力是完全相同的。

而在抗日戰爭爆發後，這些綏靖公署要麼被裁撤、要麼被改組為“集團軍”編制，所以才說抗戰前後的級別不同。比如衛立煌的豫鄂皖綏署被改編為第14集團軍、劉建緒的浙閩贛皖邊區綏署改編為第10集團軍、張發奎的蘇浙邊區綏署改編為第8集團軍等等。然而在抗戰勝利以後，改製為綏靖公署的已經是“戰區”了，所以特別說明，抗戰前的綏署級別較低，只相當於集團軍建制，而抗戰勝利以後的綏署，基本由戰區改編而來。

比如胡宗南第一戰區改編為“西安綏靖公署”、閻錫山第二戰區改編為“太原綏靖公署”（名字沒變，級別升格了）、顧祝同第三戰區改編為“徐州綏靖公署”、劉峙第五戰區改編為“鄭州綏靖公署”、餘漢謀第七戰區改編為“衢州綏靖公署”、傅作義第十二戰區改編為“張垣綏靖公署”等等，但是職權與抗戰之前沒有區別，仍然是軍政一把抓的機構。

行營則是一個純粹的軍事機構，是軍事委員會的特別派出單位，全稱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某地行營”，因為老蔣1932年復職以後，並沒有兼回“國民政府主席”一職，而是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那麼它的派出機構當然就是軍事單位。抗戰前第一個設立的是南昌行營，之後分別在武昌、重慶、西安等地分別設立，以高階將領充當“行營主任”，主抓幾省地區的軍事和作戰。

抗日戰爭爆發後，又在軍事委員會之下、戰區之上設定了若干行營，理論上可以督導幾個戰區的作戰行動，比如白崇禧的桂林行營即可協調第四、第九等戰區，而李宗仁從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升任的“漢中行營主任”，理論上則可以指揮第一和第五戰區的軍事行動，當然了，胡宗南和劉峙根本不聽他的，李宗仁等於被明升暗降奪去了兵權。

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戰區已經改制，所以行營即可以指揮兩個以上的綏靖公署、以及綏靖區，李宗仁的漢中行營換了地方，在日軍投降後駐蹕北平，遂改稱“北平行營”。北平行營下轄傅作義的張垣綏靖公署和孫連仲的保定綏靖公署（第十一戰區改制），不過呢還是沒有什麼實權，因為那倆綏署主任只是表面上聽招呼，實際都聽老蔣的。

重慶談判開始以後，軍事化色彩較濃的“行營”名稱有點不合時宜了，並且從1943年起老蔣已經重新做回國民政府主席職，所以1945年年底開始將行營改稱為“行轅”，它的全稱是“國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轅”。所以行轅實際上是一個行政領導機構，李宗仁因此也就換了職務，儘管只差了一個字。

因為行轅之下有專門的軍事指揮機關，比如東北行轅就下轄杜聿明的“東北保安司令部”，北平行轅下面有“華北剿總”，再後來節節敗退之際，行轅又被改製為軍政長官公署，均屬換湯不換藥，因不在問題範圍之內，那就以後再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