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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餘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杜甫的這首詩（《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隱居》）如果放到當下的語境下，估計會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同性之愛。不過，我們現今所謂對待同性和異性戀的態度和認知，也實屬非常晚近的觀念產物——這也是造成當代人曲解歷史的因素之一。

我們雖然擺脫不了當代觀念的教化，但仍舊可以帶入式地去還原某種歷史上的友侶之誼，畢竟，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在對待“摯交”的問題上，也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李白和杜甫，夏洛克和華生，簡·亞當斯和瑪麗·羅澤特·史密斯等等，都可以讓我們更加豐富對於這份同性友情的縱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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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斯特向他解釋說：“我要你知道，她不會有朝一日離我而去。她是我的第一位。”韋斯特告訴他，蒂洛森比他更早地進入自己的人生，不僅如此：“哪怕你離開了，她也會在我身邊。如果你有任何一刻認為她不會是我的第一位，那你就錯了。”

韋斯特的言論聽起來也許有些生硬，那是因為她已經下定決心，不再重演20多歲時的一段痛苦經歷。她當時的男朋友察覺到自己並非她最重要的人。於是他做出了一系列在韋斯特看來是挑撥離間的行為：他貶低蒂洛森，把她稱作蕩婦，說她給韋斯特帶來壞影響。分手後，31歲的韋斯特發誓再也不讓任何男人破壞她的友誼。她決定，未來任何一位戀人都必須適應她與蒂洛森的友誼，而不是指望她們去適應他。

韋斯特和蒂洛森知道傳統是如何規定的。“我們的男朋友，我們的另一半，還有我們的丈夫，他們理應居於第一位，”韋斯特告訴我，“我們的世界是落後的。”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美中國人拓寬了他們對合法戀愛關係的定義：如今，法院向同性伴侶發放結婚證，美中國人的結婚年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晚，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與伴侶共享一個家，而不是一張結婚證。儘管發生了這些轉變，但人們仍舊懷有這樣一種期待：一夫一妻制的愛情關係是一切人際關係的核心。

通過將友誼置於生活的中心，像韋斯特和蒂洛森這樣的人擾亂了這種常態。作為彼此的友人，她們佔據了通常而言屬於浪漫伴侶的領地：她們住在一起購買的房子裡，撫養彼此的孩子，使用彼此關聯的信用卡，並擁有彼此的醫療和法定代理權。這類友誼有很多屬於戀愛關係的標誌，除了性。

雖然這類友誼極為真摯而忠誠，但難以將它們明確地分類。看似顯然的一種說法是“最好的朋友”，可是很多情比金堅的友侶認為這太輕飄飄了。人們在這個概念的鴻溝中漂泊不定，於是訴諸類比。有些人把彼此比作兄弟姐妹，有些人把自己比作愛侶，正如羅格斯大學教授布里特妮·庫珀（Brittney Cooper）在她的著作《雄辯的憤怒》（Eloquent Rage）中所描述的那樣，她的某幾段友誼“足以鼓舞靈魂，因為有人深思熟慮地愛你，併為了你出面，這是很浪漫的”。

有些人來回混用這兩種比喻。喬·里維拉（Joe Rivera）和約翰·卡羅爾（John Carroll）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的一家男同酒吧相遇，當時里維拉是一場脫衣舞比賽的主持人，而卡羅爾贏得了250美元的現金獎。從那天晚上開始，他們感覺彼此就像兄弟一樣。

“是那種真的很想一起出去玩、和對方相處的兄弟。”卡羅爾澄清道。然而，當卡羅爾思及他們一同經營家庭生活這件事時，他告訴我，“我們有點像已婚夫夫，儘管我們並沒有結婚。”這些混用的類比表明，無論是婚姻關係還是兄弟姐妹關係都不能充分表達這類友誼給人的感受。

許多把友誼置於生活中心的人發現，他們最重要的人生關係對別人來說是不可理解的。

親密的友誼不會伴隨可共用的社交“指令碼”而來，不會有一套現成的規範來告訴你這種友誼應該是什麼樣子，或是它應該如何進展。這類友侶關係是由其成員自行定製設計的。20歲的德魯大學（Drew University）學生米婭·普利多（Mia Pulido）說，她和她的“靈魂伴侶”、20歲的西爾維婭·索查奇（Sylvia Sochacki）在一通感覺像是製造“弗蘭肯斯坦的怪物”的過程中，拼湊出了自己的典範：通過閱讀幾個世紀前的親密女性友誼，這對友侶發現了一種關係框架，它並不完全契合當代的愛情關係或柏拉圖式愛情的標籤。

她們發現，彼此互補的性格在夏洛克和華生這兩個人物身上得到了體現，同時也欣然接受了在一張便籤上偶然發現的夫妻間的輕鬆愛意（和“泡泡”[Bubble]、“卷卷”[Spoo]這兩個愛稱），她們在舊貨出售中淘到的一本舊書裡發現了這張紙條。普利多發現，圍繞索查奇和她自己的需求和慾望建立關係，而非“被迫衝破社會對這種關係的規範要求所構成的困境”，這讓她感到解脫。

許多把友誼置於生活中心的人發現，他們最重要的人生關係對別人來說是不可理解的。但是這類友誼可以作為一種模型，幫助我們的社會擴大我們對親密和關懷的概念定義。

蒂洛森和韋斯特在18歲時相遇，她們起初並不是衝著破壞傳統關係去的。她們的任務就是服從命令，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營裡應著“是，女士！”一路走來，對彼此以姓氏相稱，前面還得加上“新兵”的頭銜。大多數晚上，新兵蒂洛森和新兵韋斯特會坐在她們共用的雙層床前，把自由活動時間的一小時用來聊天。

在這些談話中，她們發現韋斯特的母親剛剛搬去的城市離蒂洛森的家鄉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Tulsa）只有20分鐘的車程。韋斯特和蒂洛森一起度過了新兵訓練營長達一個月的休息時間，她們乘坐韋斯特母親的黑色轎車在塔爾薩郊區蜿蜒穿行，車窗搖下，車裡放著2010年前的說唱歌曲。在接下來四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她們駐紮在相距數千英里的地方，蒂洛森最終還被部署到了伊拉克。她們相隔甚遠，卻互相幫助對方渡過受傷、工作困難和人際問題等各類困境。

在她們雙雙退役，來到塔爾薩地區讀大學後，兩人的友誼徹底開花，她們幾乎每一天都待在一起。那時，蒂洛森正在等待離婚檔案的公證，而韋斯特成了一位單身母親，正在照顧她3歲的孩子科迪（Kody）。

韋斯特在一家酒吧找到工作後，白天由蒂洛森照顧科迪，這樣她的朋友就可以睡覺了。蒂洛森經常陪韋斯特一起去學前班接科迪放學。當這兩個女人走過走廊，經過微型儲物櫃時，韋斯特說，“就像大海分開了一樣。”蒂洛森能感覺到其他父母的目光在盯著她。每隔一段時間，老師就會悄悄走到這兩個女人身邊，把目光轉向蒂洛森，問道：“這是誰? ”“人們總是問我們是怎麼認識的，或者，‘你們是姐妹嗎? ’很多時候人們認為我們在約會。”31歲的蒂洛森說。對於韋斯特和蒂洛森來說，向每一個好奇的提問者解釋她們友誼的複雜性和深度會花去太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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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缺乏預設的描述詞彙，擁有韋斯特和蒂洛森這樣型別友誼的人們收集了一堆雜七雜八的形容關係的詞彙。他們所用的詞語諸如此類：最好的靈魂友人，柏拉圖式的生活伴侶，我的人，死黨（ride or die），怪奇柏拉圖式伴侶（queerplatonic partner），大友誼（Big Friendship）。

對於一些人來說，這些說法起到了和好友同款項鍊類似的作用——它們主要是提供給這段友情內部、好友雙方的象徵物。另外一些人，比如韋斯特和蒂洛森，則在尋找能夠將她們之間的關係清楚解釋給外人的語言。韋斯特和蒂洛森意識到，人們將新兵訓練營理解為一個激烈的環境，這種環境可以孕育出同樣激烈的友誼。當這對摯友開始互相稱呼對方為“新兵訓練營閨蜜”時，人們的困惑終於消失了。

10多年來，尼科爾·桑德曼（Nicole Sonderman）並不介意她與瑞秋·赫布納（Rachel Hebner）的友誼只有她們彼此才能理解。桑德曼把她們的關係總結為“擁有一個你並不想親吻的人生伴侶”。

她們曾同住在阿拉斯加的費爾班克斯（Fairbanks），那些年裡，這對朋友能流利地說出對方的心情和身體變化。在赫布納還沒懷疑自己可能懷孕之前，桑德曼就讓她買了一支驗孕棒，把她推進了浴室，在她接過驗孕棒後坐在隔壁的隔間裡等待。四年後，角色發生了逆轉：赫布納對桑德曼有著同樣準確的預感。37歲的桑德曼告訴我：“比起自己，我們更關心彼此。”

她們偶爾會用各種辦法迂迴處理別人對她們的友誼的困惑或是好鬥情緒。她們喜歡用“妻子”這個稱呼來表達對彼此的鐘愛，這對桑德曼當時的丈夫來說並不是什麼問題。但是在赫布納和她的丈夫離婚並開始約會後，她的戀愛伴侶都對此表示出嫉妒，尤其是她的女性約會物件們。桑德曼不情不願地安撫了他們，不再稱赫布納為“妻子”（wife），轉而叫她“妻妻”（wiffles）。

在阿拉斯加生活了那些年之後，桑德曼和她當時的丈夫為了他的工作搬走了，兩人相隔著幾個時區過了數年。最終，桑德曼搬回了阿拉斯加，但赫布納已經搬到了印第安納州。電話和偶爾的上門拜訪成了她們友誼的支柱。桑德曼說，隨著赫布納遭遇了一連串的困難，疲於掙扎，她主動聯絡自己的次數越來越少：她當時處於一段虐待性的戀愛關係中，還失去了工作，因為沒有人能在她工作時幫忙照顧她的女兒。她很沮喪。2018年10月，赫布納自殺身亡。

對桑德曼來說，赫布納的死是毀滅性的。這兩位女士曾設想有一天能一起住到阿拉斯加，還要離彼此很近，那是她們相遇的地方，也是赫布納渴望迴歸之處。現在，桑德曼已經失去了一切期待。在赫布納去世後的六個月裡，她去超市的時候總是戴著耳機。她無法和別人閒聊。

桑德曼發現她很難讓別人理解自己的悲痛。“大多數人沒法明白。他們會說，‘哦，是的，我有一個高中時候的朋友去世了’或者別的什麼，然後試著這樣去共情。但這並不是在真正地和我共鳴。”在另一些情況下，人們會給她們的關係強加一套淫穢而不準確的故事情節，以試圖理解它。桑德曼說，因為赫布納是雙性戀，有些人就認為她們是祕密情人，而桑德曼是個深櫃。

對於萊斯大學的哲學教授伊麗莎白·布雷克（Elizabeth Brake）來說——她的研究方向是婚姻、愛與性——桑德曼的經歷不僅是場悲劇，而且是不公的。由於友誼不在法律保護的範圍之內，法律因此延續了這樣一種規範，即友誼沒有戀愛關係那麼有價值。這種規範反過來又削弱了任何認為忠誠的友誼應該得到法律承認的觀點。

但比如說，假如法律將友人納入喪假或探親假的範圍，布雷克認為我們對哀悼這一行為的社會期望就會變得有所不同。人們也許就能理解，對桑德曼來說，失去赫布納就等同於失去了配偶。

由於法律和社會規範都對她的情況沒有優待，桑德曼覺得最能理解她的就是那些也有過親密友誼的人。桑德曼提到有這樣一位朋友，他在傾聽時格外專注。在一家超市的停車場裡，他和桑德曼關掉汽車引擎，在車裡坐了兩個小時。她和他談論赫布納，為赫布納哭泣。她的朋友說：“聽起來她讓你心碎了。”桑德曼告訴我：“那是第一次有人真正理解了這一點。”

親密的友誼並不總是讓人心生困惑、做出偏狹的判斷。從18世紀到20世紀初，這段時期是熱情、忠誠的同性友誼的鼎盛年代，這種友誼被稱為“浪漫式友誼”（romantic friendship）。美國和歐洲的女性們開始毫無自覺又熱情洋溢地寫信給“我的愛人”或“我的女王”。友誼紀念冊（friendship album）在女性之間流傳，她們在冊子裡寫滿了充滿深情的詩句。

在艾米·瑪蒂爾達·卡西（Amy Matilda Cassey）的友誼紀念冊中，廢奴主義者瑪格麗特·福爾滕（Margaretta Forten）寫下了一首詩的節選，其結尾是這樣的：“美好的友誼聯聚起整座天穹/因為天堂裡的愛和友誼相同。”作家們圍繞浪漫式友人的冒險和考驗設計出各種文學情節。在1897年的小說《戴安娜·維崔斯》（Diana Victrix）中，伊妮德（Enid）拒絕了一位男性的求婚，因為她的女性朋友已經佔據了她的追求者渴望的那部分生活空間。伊妮德告訴這個男人，如果他們結婚了，“你就得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位。但你不能是，因為她才是我的第一位。”這話和多年後卡米·韋斯特的發言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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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位知名女性將彼此而非丈夫視作自己的第一位，她們是社會改革家簡·亞當斯（Jane Addams）和慈善家瑪麗·羅澤特·史密斯（Mary Rozet Smith）。在亞當斯的臥室裡，一幅巨大的史密斯肖像懸掛在壁爐架上方，這間臥室如今展出於芝加哥的簡·亞當斯赫爾之屋博物館（Jane Addams Hull-House Museum）。1890年，兩人在亞當斯參與建立的開拓性聚居點初識，之後的40年裡，她們的生活相互交織，艱難地度過彼此分離的時光。

在一次離別期間，亞當斯給史密斯寫信說：“你必須要知道，親愛的，我是多麼渴望你，尤其是在過去的三個星期裡。已婚人士習慣同進同出不是沒有道理的。”當亞當斯獨自旅行時，她有時會把那幅畫帶在身邊。當這兩位女性一起旅行時，亞當斯會打電話預訂一張雙人床。

報紙上不曾爆出醜聞。也沒有人直接或含蓄地追問兩位女性的性生活，她們也沒覺得有必要創造一個標籤來向旁觀者解釋她們之間的關係（而一個世紀後的韋斯特和蒂洛森卻會這樣做），像她們那樣的同性親密關係是被認同的。

這類友誼並不是女性的專屬領域。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19世紀中期成為國務卿，他形容他最親密的朋友是“我心靈的友人，我的快樂、悲傷和情感的伴侶，我最隱祕思緒的唯一分享者”。當兩位男性離開達特茅斯學院去不同的城鎮從事法律行業時，韋伯斯特很難適應這段距離。他寫道，他覺得自己就像“失去配偶的鴿子”。

傑出的廢奴主義者和知識分子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也在他的自傳中詳細描寫了他對友人們的深愛。道格拉斯寫道，當他考慮逃離奴役時，“離開朋友的想法無疑是我不得不應對的最痛苦的一件事。他們對我的愛是我的軟肋，它比任何東西都更能動搖我的決心。”

這類友誼給今天的人們帶來的一個問題是：他們有性生活嗎？那個時期的作品，甚至是那些關於戀愛關係的作品，通常都缺乏對性接觸的描述。也許有些人是利用浪漫式友誼的說法作為性愛關係的掩護。

事實上，一些學者懷疑某幾對友侶發生過性關係，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歷史學家對這個話題的研究主要侷限於中產階級的白人友侶，他們無法明確斷言這些友侶的臥室裡發生過什麼。儘管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每一段友誼的確切性質，但很明顯，這段時期關於親密關係的相當不同的各種規範，使得那些在今天看來不同尋常的友誼有可能存在。

社會和經濟條件的綜合作用使得這些堅貞的同性友誼變得可以接受。19世紀的男人和女人在不同的社會領域從事工作，所以人們會對同性朋友形成深深的依戀並不令人驚訝。事實上，考慮結婚的女性常常擔心她將與一個被許多人認為是“更粗魯的性別”的一員共建人生。

你得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位。但你不能是，因為她才是我的第一位。

對性行為的觀念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歷史學家理查德·戈比爾（Richard Godbeer）指出，當時的美中國人並不像現在這樣認為，“彼此相愛的人一定想做愛”。許多學者認為，現在人們所熟悉的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分/類——這種分類將性吸引力視作個人身份的一部分——在20世紀之前並不存在。雖然同性之間的性行為受到譴責，但同性之間的激情和感情並不被鄙視。

作者E. 安東尼·羅通多（E. Anthony Rotundo）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對愛和性的態度讓（過去的）男人“比在20世紀更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感情”。在朋友間的照片和他們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男性通過肢體表達感情的自由。年輕的工程師詹姆斯·布萊克（James Blake）在描述一個顯然很平常的夜晚時寫道：“我們擁抱在一起，早早地休息，”然後，“安靜地入睡了。”

女性之間親密的肢體接觸也不會被認為是色情的。就連男性也樂於地書寫女性的深情關係，部分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這類友誼是將女性培養成好妻子的基礎。在他1849年的小說《卡文納》（Kavanagh）中，亨利·沃茲沃斯·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把兩個女性人物之間的友誼描繪成“女性人生中的那出偉大戲劇在其少女時代的預演”——當然，所謂的偉大戲劇，指的是與一個男人締結婚姻。

男人不會因這類友誼感到威脅，因為很少有女人有能力放棄丈夫的經濟支援，轉而選擇女性伴侶。到19世紀晚期，這一常規漸漸出現了例外。大學和職業工作向中產階級女性（而且幾乎全是白人）開放，使得這些畢業生不需要丈夫就能養活自己。歷史學家莉蓮·費德曼（Lillian Faderman）告訴我，在這一時期，女性之間的親密友誼“不再必須是少女時代的預演”。受過教育的女性可以共同生活，這在當時被稱為波士頓婚姻（Boston marriage）。這種穩定關係使得女性可以追求事業，逃避異性婚姻。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這些組成部分——性別隔離的社會、女性的經濟依賴、性行為和性身份之間的區別——都像疊疊樂積木一樣從浪漫式友誼的積木塔裡被抽走了。男人和女人不同的社會領域開始變得更像一張文氏圖，使兩性之間也可能產生親密的情感。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職場，並且有了獨立的潛力，男性不再那麼陶醉於女性之間的親密關係了。性學家宣稱，同性慾望（不僅僅是同性性行為）是變態的。美中國人開始擔心，與同性朋友接吻或同床共枕是“性倒錯”的標誌。浪漫式友誼失去了它的純真性。

在浪漫式友誼開始受到侵蝕的幾十年後，美中國人對婚姻的觀念發生了轉變。西北大學的心理學家艾裡·芬克爾（Eli Finkel）將美國婚姻按時期劃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從殖民時期一直持續到1850年左右，注重實用性，專注於滿足配偶的經濟和生存需求；第二階段則強調愛情，從1850年前後一直持續到1965年左右。

芬克爾認為，從1965年左右開始，“自我表現型婚姻”成為理想狀態；配偶雙方期望他們的伴侶關係成為自我發現和個人成長之所在。（自這個國家存在起的大部分時間裡，有大量被剝奪了合法婚姻權利的美中國人被排除在了這些結構之外，也就是被奴役的美國黑人、跨種族伴侶和同性伴侶。）在這一演變過程中，美中國人變得越來越依賴他們的配偶以獲得社會和情感層面的支援，而友誼淪落到了次要的地位。

約翰·卡羅爾在一家男同酒吧遇到了他的柏拉圖式伴侶喬·里維拉，他把這種戀愛關係描述為“一站式購物”。人們期望將情感支援、性滿足、共同愛好、智性刺激和和諧的共同育兒等要求堆進同一輛購物車。

52歲的卡羅爾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專家們也有同樣的擔憂。心理治療師埃絲特·佩雷爾（Esther Perel）寫道：“當我們把所有的親密需求都集中到一個人身上時，我們實際上會讓這段關係變得更加脆弱。”在這種對戀愛關係的期望下，如果伴侶在哪怕一個方面做得不夠好，我們也會無法得到精神上的緩衝。這種期望也扼殺了我們想象其他人如何扮演（我們生活中的）重要角色的能力，這些角色包括同居者、護理人或知己。

卡羅爾和59歲的里維拉掙脫了這種侷限的思維。他們的生活建立在友誼的基礎上——有時是有意為之，有時是為了應對意外事件的即興行為。2007年，卡羅爾發現他隔壁的房子正待出售。他給里維拉打了個電話懇求：“賤人，買下那棟房子，你吃完晚飯就可以步行回家了! ”里維拉不再需要每週數次開車橫穿奧斯汀到卡羅爾家吃晚餐。卡羅爾是一名房地產中介，他已經為他的朋友填好了房子的合同。里維拉只需要籤個字。

在買了房子之後，里維拉的行車裡程數確實降低了，但是與後來徹底改變他人生的好事相比，這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好處。當里維拉擔心卡羅爾已經難以自控對藥物和酒精的濫用時，他拍下了派對客人在凌晨三四點進出卡羅爾家的照片。里維拉和卡羅爾的其他朋友對他進行了干預，在里維拉還沒開口大聲朗讀他寫的兩頁信之前，卡羅爾就答應了去尋求幫助。

第二天，里維拉開車把卡羅爾送到康復中心，在填寫檔案的時候哭了。里維拉問中心負責人：“如果卡羅爾熬過了康復期，等他出院的時候，他會因為我這樣對他而恨我嗎? ”

在卡羅爾完成康復專案後，他們的友誼確實改變了，但並不像里維拉所擔心的那樣。在卡羅爾康復期間，他和朋友們想出了一個計劃，要把他的房子改成一座同性戀者的康復所——這個計劃既解決了卡羅爾不穩定的財務狀況，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等卡羅爾在康復中心完成了自己的康復任務後，里維拉建議卡羅爾搬去和他一起住。

當卡羅爾卸下行李時，里維拉已經戒酒幾個月了，儘管他從未有過酗酒問題，他此前還是做出了這個承諾。里維拉說：“我不想在約翰不能喝酒的時候，當著他的面喝酒。”“誰會這麼做啊? ”卡羅爾問道，聲音裡混雜著難以置信和感激。他們已經雙雙戒酒十年了。

夥伴式的戀愛關係和忠貞的友誼似乎是同一種作物的變種，而不是完全不同的物種。

他們的友誼幾乎跨越了整個成年期，併成為了他們支援系統的核心，這種友誼引出了一個關於我們如何認識人際關係的根本問題：我們認定某段伴侶關係“真實”的依憑是什麼？

這是記者麗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在她的書《所有單身女性》（All the Single Ladies）中提出的一個問題，她在書中探討了朋友在單身女性生活中經常扮演的核心角色。“兩個人是否必須經常發生性接觸，並受到身體慾望的驅使，才能被評定一對伴侶？他們一定要定期給彼此帶來性滿足嗎？他們對彼此忠誠嗎?”她寫道，“按照這些標準，許多異性婚姻都不夠資格。”

與此同時，擁有親密友誼的人們渴望公開宣稱他們的堅貞。社會理論家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寫道，擁有如此親密友誼的女性“希望這些紐帶成為珍貴的承諾，像婚姻誓言一樣將我們緊密聯絡在一起”。夥伴式的戀愛關係和忠貞的友誼似乎是同一種作物的變種，而不是完全不同的物種。

哲學家布雷克不僅對那些把戀愛關係抬高到柏拉圖式關係之上的文化規範提出了質疑，而且還對政府賦予戀愛關係的特殊地位提出了質疑。目前，婚姻的締結取決於（假定的）性行為，而布雷克認為，相互照料對於“我們的生存絕對至關重要”，作為法律認可的基礎更為明智。她建議各州將婚姻權限制在有助於照料的福利上，比如特殊移民資格和醫院探視權。因為性吸引力與布雷克的婚姻模型無關，所以在這一模型下，朋友關係是符合資格的。

在性少數群體（LGBTQ）圈子裡，對友誼的高度重視早已司空見慣。卡羅爾、里維拉以及我為寫這篇文章而採訪的其他幾個人，都接受了這個社群中“自選家庭”的理念——那些沒有血緣關係的外人也可以決定成為彼此的親屬。儘管卡羅爾從未考慮過和里維拉約會，但他已經學會了與男人保持非性的親密關係。換句話說，他開始認識到一件曾經被廣泛理解的事情——按歷史學家戈比爾的說法是：“我們可以沒有欲求地去愛。”

在許多方面，美中國人已經在重新定義愛和生活的模樣。就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有著不同意識形態信仰的專家和公共知識分子鼓勵異性戀夫婦向性少數群體和移民社群尋求健康的婚姻和家庭模式。

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揭露了人類的脆弱性和相互依存性，因而激發了人們想象超越核心家庭的關懷人際網路的能力。多元戀（polyamory）和無性戀都反對“一夫一妻制是成年生活獲得圓滿的關鍵”這一觀念，這兩種關係形式正在迅速地得到認可。下一個新領域可能就是拓寬朋友在彼此生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美國家庭中的其他變化可能為不同形式的穩定關係提供了空間。美中國人越來越難以指望找到一個能夠合作一生的配偶了。到大多數美中國人結婚的時候——如果他們會結婚的話——他們已經度過了自成年起相當長的一段單身歲月了。假如你把因離婚或配偶去世而結束的婚姻也列入統計的話（大約三分之一的老年婦女喪偶），美中國人無伴侶的年數還要再增加。根據2017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報告，42%的美國成年人不與配偶或伴侶同居。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10/11/the-share-of-americans-living-without-a-partner-has-increased-especially-among-young-adults/）

我們也正處於前衛生局局長維維克·穆西（Vivek Murthy）所說的日益嚴重的美國公共健康危機之中：孤獨。在2018年的一項調查中，五分之一的美中國人表示總是或經常感到孤獨。獨處並不意味著會感到孤獨——擁有伴侶也不一定能防止孤獨——但這些資料表明，很多人樂意擁有一位知己和定期的身體接觸，而這場新冠大流行只會放大這種需求。美中國人一直被鼓勵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婚姻這個“籃子”裡，但鑑於如今的新情況，他們可能會需要依賴更廣泛的社會關係。

柏拉圖式的伴侶關係可能不適合每個人，就像約會一樣，即使是那些想要伴侶的人也可能找不到合適的。但是這類關係對於那些與他們關係密切的人來說有溢位效應。蒂洛森告訴我，她認為她與韋斯特的親密關係使她所有的人際關係都變得更加美好了。

她們的戀愛伴侶意識到，這段友誼減輕了他們的情感負擔；她們共同的朋友把蒂洛森和韋斯特當作需要時可以求助的可靠共同體；她們一起參與的志願者活動使她們所在的退伍軍人群體變得更關係密切。

她們柏拉圖式的伴侶關係符合戈比爾對幾個世紀前的美中國人如何看待友誼的描述，即友誼“不僅賦予了個人幸福，而且孕育了能夠向外輻射並改變整個社會的品質”。儘管蒂洛森和韋斯特的關係服務於這些更廣泛的目的，但她們之所以選擇彼此“繫結”，主要是為了她們個人從中獲得的快樂和支援。蒂洛森認為她的戀愛伴侶是“蛋糕上的櫻桃”。而她和韋斯特，她解釋說，“我們是那個蛋糕。”

譯/苦山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20/10/people-who-prioritize-friendship-over-romance/616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