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瞭解萬曆皇帝，大都通過黃仁宇先生的那本《萬曆十五年》被人所熟知，書中黃仁宇先生以一種旁觀者的態度，平實的筆鋒描繪著萬曆一朝的政治特點與帝國的日常運轉，如同抽絲剝繭一般向讀者娓娓道來。使得一個枯癟無味的歷史人物在黃仁宇先生的筆下又躍然於紙上，顯得十分豐滿，也引起了讀者們對於這段歷史的探究熱情。

萬曆皇帝朱翊鈞少年天子，沖齡踐祚。他登基的時候只有是10歲，一個10歲的孩子連自己都不能照顧周全更何況管理一個國家呢，還好他有一個沉著冷靜的母親與一個盡心竭力的大臣，萬曆皇帝的生母是是隆慶皇帝的皇貴妃，漢族。因為姓李，所以史稱李太后。李太后史書記載“後性嚴明”，28歲守寡的李太后帶著10歲的小皇帝支撐著一個泱泱大國實為不易，她內依靠太監馮保，外依賴張居正，使得大明王朝迎來一派中興之氣，張居正去世之後，李太后就退居朝政，歷史上對於這位英明果決的太后評價一直都很積極，認為她是“參政不亂政，秉國不貪權。”萬曆皇帝朱翊鈞可以說從小活在強勢母權下長大，宮內有太監馮保做監督，宮外有能臣張居正作支撐，宮內宮外協調合作，使得萬曆皇帝養成一種依賴等靠的心態，張居正一死，李太后也不再過問政事，一個國家重擔就落在一個涉世不深的皇帝身上，無形的強大壓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其產生怠政倦政的思想。

我們都知道明清兩朝是中國君權達到頂峰的特殊時期，自秦始皇一統中國以來，就一直存在著軍權與相權之間的鬥爭，此後歷代君王都在加強君權的同時也在限制相權，但到了朱元璋那裡就直接廢除了宰相，而將宰相的權利分歸六部，這樣就徹底解決相權的問題，但問題又出來了，皇帝也是人，精力與時間也是有限的，將一個泱泱大國全權託付一人，顯然是不可能的。據說朱元璋當時看奏摺也是心有不足，加之年事已高，更是顯得力不從心，這種情況下必然催生一個代替相權同時為皇帝分擔的機構，這一機構就是內閣，內閣只是起到一個諮詢的作用，有建議權但並沒有決定權，也就是說它可以為皇帝獻言獻策但不能最終拍板決定，到了明宣宗一朝，內閣地位逐漸提高，內閣可以提出自己對奏章的意見這一制度稱為“票擬”，而後司禮監太監又有“批紅”的權利，這樣皇帝通過“票擬”與“批紅”這兩項權利就完成對全國政務決策權與決定權，而內閣與司禮監又同時對皇帝負責，可以保證皇帝即使不與大臣鴻儒見面仍可以控制全域性。

此外，我們知道在君權達到頂峰的同時，明朝還以“刑用重典”而為人所知，朱元璋設立錦衣衛，朱棣設立東廠，朱見深設立西廠，廠衛制度將全國都控制在一張嚴密的監督大網之中，使得皇帝可以隨時瞭解臣民的一舉一動，可以說是君權極度加強下的一種“恐怖政治形態”。

萬曆皇帝以其怠政而為人所熟知，長達數十年不上朝，其懶政狀況可以與嘉靖皇帝有一比，縱觀中國歷史發展，似乎中國歷史上鮮有此種情況的產生，即便有那也是大權旁落，權臣弄政的特殊情況下，而在國家政治發展平穩狀態下能出現這種皇帝不理大臣且不上朝的概僅有明一代。

為何明朝頻頻出現皇帝不上朝的情況呢，首先我們認為皇帝自身有問題，本身萬曆皇帝自幼有李太后、馮保、張居正的庇佑指摘，而成年後突然無一人協助，使其產生無人可靠的境遇，易產生怠政思想；

第二皇帝本身身體有恙，皇帝身體極胖，據說走路需要有人攙扶，而且具後來考古發現，皇帝有腿疾，走路不是很方便。試想一下，一國之君居然是個“瘸子”似乎不符合儒家思想中把君主烘托為聖人的形象，加劇皇帝深居內宮不見朝臣的想法；

第三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到了有明一代已經發展的非常完善了，龐大而精細的文官群體可以互相協作完成整個帝國的運轉，皇帝可以通過“票擬”、“批紅”來對全國進行掌控；

第四在明朝群體中有一個特殊的全體，他們就是——言官，言官可以認為是皇帝的另一雙眼睛，他們以“死諫”而著稱，對國家權臣提出自己的看法，這樣皇帝可以在言官的從協助下，知道國家發展的動態；

第五發達的廠衛制度，龐大的監督機構將全國密封於一張恐怖政治的大網之中，使得皇帝可以知道他們的一舉一動；

第六萬歷皇帝不理政，怠政倦政似乎是不爭的事實，但我們仔細翻閱相關材料會發現，萬曆皇帝與其說怠政不如說是選擇性理政更為準確，萬曆皇帝對於軍隊的管理控制，看的極為重要。所以即使數十年不上朝萬曆皇帝仍可以派出軍隊援助北韓抗擊倭寇，並最終取得勝利。

一國之君，在我們今人的印象中是需要有一個勤勉的皇帝才能將國家治理的僅僅有條，但歷史並非如此，萬曆皇帝不理政不見朝臣，似乎也有著他的道理與無奈，這就是殘酷的皇權強加給他的，這也是專制集權所體現摧毀人性酷的一面，既傷害整個帝國的官僚群體，對他們加以防範與控制，防止出現權臣；另一方面也考驗著皇帝的耐性，煎熬著皇帝的心性。萬曆皇帝朱翊鈞不僅僅怠政數十年，而且還沉湎酒色之中，在位時期又出現了“國本之爭”“梃擊案”等等，弄得朝野上下黨派林立不和，黨政嚴重。萬曆帝又派出大量太監為其斂財，國庫空虛，但皇帝的內帑卻十分充盈，而且此時民怨四起，加之邊關有患更是使大明王朝搖搖欲墜。正如史書評價的那樣：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看看明朝中後期形成的政治局面。

在朱元璋開創明朝開始，為了能控制皇權他廢除了丞相制度，改為六部制度。但是開國之後幾個勤勉皇帝之後。大多數的皇帝不能自己如此辛苦的工作。就將原來的自己的祕書班子（內閣）變成了決策的中心。尤其是到了中期，內閣大臣由大學士主持，突破了品級限制。內閣逐步形成了真正的官員的決策和運作中心。閣老和首輔就成了事實上的丞相。

但是這樣以來就出來一個問題，官員的權利過大，皇權就受到了威脅。於是明朝皇帝就開始利用宦官+錦衣衛形成一個內府體系平衡外官體系。

這樣，整個明朝就形成如此的政治架構：

皇權在上，內府權利VS 外官權利。政治達到了平衡。

明朝的政治流程是：六部彙集各類工作，上報內閣處理。內閣做一個批覆（票擬）；內閣這個批覆沒有加蓋皇帝的印章和批文是不能做正式公文命令的。票擬需要呈報皇帝。皇帝將這個蓋章和批紅的權利下放給司禮監，做批紅和蓋章的處理。司禮監的秉筆太監也是有正式職務的，在明朝是正四品大員。算的上是今天的正廳級幹部。

實際上就是，具體事務的處理是內閣完成；完成後的公文下發成為旨意需要加蓋印章和簽名，這個工作由司禮監完成。皇權是對內閣和太監的任命和生殺大權。而皇帝為了瞭解資訊，專門豢養了錦衣衛，作為皇帝的耳目在對外管內臣做監控和特務控制。

所以，明朝的皇帝其實如果由作為，可以平衡站在外官內臣之上，把控朝局。如果皇帝不想做事情，外官和內臣的體系就可以自動運轉。國家體系也可以正常維護。

有明一代，皇帝逐步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擺設；而明後期，宦官專權或者是東林黨人的亂政，都是平衡被打破後。皇權沒有及時調和的產物。

更有甚者，如崇禎皇帝。上臺後把整個內臣體系打的七零八落，直接把外官和皇權對立起來，這個也加速了明的滅亡。

看看萬曆皇帝，實際上就是身居內宮，不願意理會朝局。所以他即便20年不上朝，也可以保證國家的正常運轉。而他的爺爺嘉靖皇帝則是把這個體系保持的最優秀的一個。在嘉靖任內，內閣和宦官+錦衣衛體系運轉良好。左右平衡。

實際上，這也是現代內閣制國家的基本運轉體系；內閣由議會產生、內閣總理是國家的實際控制者；但是名義控制者是國王或者是總統。國王和總統只有批覆權；沒有實際處理權。內閣總理有實際工作的處理權但是沒有批准權。

明的政治進化其實是非常先進的模式。

萬曆不上朝，但他依舊處理朝政，就是“不開朝會”不和朝臣見面而已，這是萬曆和大明官僚階層的“對抗”和“罷工”是出於對士大夫集團的極端厭惡之後，所採取的最極端的行為措施。但處理政務還現實進行。國家大體運作是正常的，但僅僅是運作正常，卻沒有進行任何有效的治理和變革，喪失了進入資本主義的機遇。

再就是明朝內閣制度已經十分完善，在行政運作上是：“廷議—票擬（內閣）—批紅（司禮監）——執行（六部）就是說在運作上皇帝的作用不大。在隆慶時期，內閣早朝就是三，六，九日上朝、就是時候一個月上朝九次、這個措施延續到明末，萬曆時期，只是需要皇帝“簽字”蓋章而已。作用已經不大了。但萬曆就在這裡消極怠工。

另一方面，也是皇帝對於愈演愈烈的黨爭深惡痛絕的感情流露。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以爭“國本”的冠冕堂皇理由，黨同伐異，爭鬥不休。經過數次與大臣們的爭鬥，萬曆明白了自己一個人鬥不過充斥整個朝廷的儒臣，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個鮮活的、有自主思想的皇帝，而是隻要一個高高在上，充做儒家標榜的聖君牌坊。但是朝臣們又不能真正地將萬曆當做傀儡，因為儒家忠君思想的束縛使得大臣們只能用道德上的要求來制約皇帝。認清這一點的萬曆，索性採取了“曠工”來對抗朝臣，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弄得文官集團無可奈何。

明朝的內閣制度決定了皇帝只用是一個象徵即可！從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廢除丞相制，指定內閣大學士制度開始，逐漸演變到萬曆的年代，從張居正死後，申時行當上了內閣首輔，就決定著明朝的文官集團不可能形成對皇權有威脅的力量，他們需要一個皇帝作為他們服侍和實在自我價值的範本，需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實現他們的集體決策，從萬曆與他們決裂不願上早朝的“立太子的問題”就可以窺見端倪。

萬曆雖然沒有早朝。但不等於不見大臣。重大事情通過內閣合議和太監傳達。重大事件決策權一直屬於萬曆。萬曆通過人事任免獎懲等權術控制朝臣。利用黨爭，利用文臣與太監這些矛盾達到平衡控制時局。同時，利用明朝東廠錦衣衛等特務機構加強對朝臣控制

萬曆皇帝雖然三十年不上早朝，但我們要弄清一點，萬曆皇帝不上早朝和不理朝政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在面對一些軍國大事，萬曆還會召集一些大臣來開個緊急會議，商量應對的方法，在處理一些小問題時，會讓內閣來票擬，然後自己在硃批圈定，也省的和大臣們因為一些小事而爭論不休。

在明朝初期的時候，由於宰相的權利過大，甚至威脅到皇權的統治，因此朱元璋廢除了宰相這一職位，隨後明朝皇帝又設立錦衣衛、東廠、西廠來鞏固統治，作為皇帝的警衛部隊來監視群臣，因此在明朝，大臣、錦衣衛、太監三方勢力相互爭鬥，勢力此消彼長，正是由於相互的制衡，才能維持皇權的穩定，萬曆才能不上朝就你能維持國家大事的運轉。

而且明朝對軍事的權利限制很死，帶兵的大將平常都是沒有軍隊的指揮權，只有到戰時才能執掌兵權，而且皇帝還會派監軍的太監來監視將領，隨時向皇帝稟報將領的一舉一動，因此許多將領只能兢兢業業，而皇帝則可以高枕無憂，真正的掌握兵權，就能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

因此，在明朝即使萬曆皇帝不上朝，但他並沒有不理朝政，遇到國家大事還會找大臣來商量，不上朝只是一種非暴力不合作的態度，而明朝君主和大臣之間的鬥爭也一直持續下去。

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兩回事，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理政也不一定非要上朝才行。

在秦漢制度之下，所謂皇帝上朝，是指大朝會，完全是禮節性的，並不討論政務。秦朝和漢初的時候，日常性的行政事務都不用通過皇帝，丞相在丞相府裡面處理就可以了。在當時，所謂的政府，其實就是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他們負責監督各級官員執行朝廷命令，並在年終的時候進行考核。

只有碰到重大決策的時候，皇帝才幹預。對皇帝而言最重要的干預國家政治的方式其實是任免九卿這樣的高級別官員，以及在頒佈詔書的時候進行稽核。當然，在必要的時候，皇帝可以召見大臣，討論政務，發表自己的意見。

中朝興起之後，皇帝也有了自己的顧問班子和祕書班子，也就是尚書和一些中書，門下官員的時候，干預日常政務才比較多了。而這已經是漢武帝之後的事情了。所以在這之前，只有在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才舉行大朝會，也就是所謂的朝朔望。後來因為嫌煩，到東漢初期，一度改為一個月只舉行一次大朝會。

到和帝的時候，乾脆連這種一個月一次的大朝會都取消了，而且，這一取消就是三百年，一直到南朝梁武帝時期，才恢復了大朝會制度，也仍然是朝朔望，有時候是一個月一次。

難道這三百年間皇帝不上朝，就都是不理政了？當然不可能，恰恰相反，隨著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的發展，皇帝對日常政務的干預是越來越多了，而不是越來越少了。到魏晉南北朝時，三公已經被視為虛職了，因為他們的權力都已經轉移到中朝機構去了。而在南朝時期，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等官員每天聚集議政，處理政務的地方，也被成為朝會。

隨著中朝官機構的發展和權利的擴張，通過處理檔案來處理政務的制度也越來越完整，而且都是圍繞著皇帝進行的，皇帝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在這些意見上或者畫上可，或者批示否，就可以了。可以說，皇帝有最終稽核權。皇帝勤政了，可以自己把每個檔案都讓官員給自己念一遍，懶了就直接按照尚書省和中書省擬定的意見畫上可或者否就完成工作了。

每個月一兩次的大朝會也還是禮節性的，並不討論具體的政務，只是大臣如果有重要的奏疏，可以當場交給上呈。討論具體政務，哪怕是重大事務，也是在大朝會結束之後，皇帝在其它宮殿裡召見大臣進行討論。比如崇禎就是經常在平臺會見大臣，討論軍政事務。

而在內閣制和內廷太監秉筆的制度成熟起來以後，皇帝每天的日常工作也是讓內廷太監給他讀內閣轉呈上來的奏疏，以及內閣擬定的初步處理意見，他聽完之後表示同意還是不同意，由秉筆太監代為批答，完了皇帝過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皇帝懶惰，表示意見之後就行了，連再看一下都可以免了。

反正這些處理意見都是要留副本的，隨時可以複查，太監也不敢在皇帝表示不同意的時候寫同意，皇帝說不同意他寫同意。所以，即便是魏忠賢權勢熏天，他也不敢自己直接批答，而是要等到皇帝玩的高興的時候拿去找皇帝請示，皇帝隨便表示一下，他再批答。沒有皇帝表示，他也不敢亂寫。

所以雖然萬曆皇帝確實二十八年不上朝，也不召見大臣，甚至連各部尚書這樣的高階大臣也很難有機會一望清光，但該乾的事他還是在乾的，並不是說像黃仁宇說得那樣，直接罷工，怠工。當然，因為他和大臣不見面，不當面討論，確實造成了一些問題，有些重要問題他也沒有及時批覆，造成了比較多的問題，但這和完全不理政不是一回事。

萬曆皇帝簡介：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的第三個兒子，龍慶二年被立為太子，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繼位，第二年改元萬曆，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最長的皇帝，初期勤於政務，中期親自主持萬曆“三大徵”，平定了哱拜叛亂和楊應龍叛亂，幫助藩屬國北韓擊敗日本豐臣秀吉的侵略。後期由於厭惡黨爭和身體原因而不臨朝聽政。公元1620年7月21日，崩，廟號神宗，諡號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葬於定陵。

萬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而且能夠到死都能夠把持朝政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明朝採用內閣制，內閣擁有“票擬”之權，就是替皇帝草擬各種文書，他可以是與皇帝共同討論，做出決定後再草擬成文字，更多的是內閣先擬好批答文字，連同原文一起送皇帝審批。所以，明朝內閣可以說比歷代宰相的權利還要大。同時，皇帝即使不上朝也能在宮中通過票擬處理國家大事。在萬曆皇帝剛剛繼位時，年僅十歲，朝政由李太后主持，而李太后把朝政交給了內閣首輔張居正，張居正又是帝師，在此階段內閣權利達到頂峰，張居正的一系列改革得以實施。帶來了“萬曆中興”。

其次就是司禮監的設立。皇帝為防止內閣獨大就設立了由太監組成的司禮監。內閣有票擬權，司禮監有披紅權。這樣就形成了內外相互制衡。內閣草擬好文書之後，必須要由太司禮監轉給皇帝，然後再根據皇帝的意思進行披紅。其實就是利用太監監督和控制內閣的施政活動。

再次就是東西廠也起重要作用。

東廠和西廠是明朝特權監察機構，特務機關和祕密警察機關，只對皇帝負責，可以不經司法機關批准直接緝拿臣民他們的存在使得皇帝對百官的控制更加牢固。讓皇帝雖處深宮照樣能瞭解百官詳情。

第三點就是萬曆皇帝的個人魅力。萬曆皇帝在老師張居正的輔佐下實現了“萬曆中興”，這雖然與他關係不大，但是讓他的贏得了“明君”的名聲。接著他又在張居正死後清算了他，體現了一個天子的無情，同時也把馮保清算。一系列的政治手腕使得他的威望更隆。也沒有大臣再敢與他爭鋒。

最後一點就是對軍隊的絕對控制，這一點從“萬曆三大徵”就可以看出。萬曆皇帝僅僅通過票擬就能讓軍隊如臂指使。這一點正是證實了他對軍隊的絕對控制。

綜合以上四點，我們就能夠看看到萬曆皇帝雖不上朝卻能控制朝政的原因了。

萬曆皇帝朱翊鈞，明朝第13位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共在位48年。但是，他也是明朝不上朝時間最長的皇帝，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裡不理朝政。

年少的朱翊鈞對師傅張居正很是尊重，還有些畏懼，上位頭幾年的他表現還算中規中矩。直到萬曆十年（1582年）權臣張居正去世。之前一直戰戰兢兢的朱翊鈞才正式開始行使皇帝的權力。

即使28年不上朝，國家也能夠平穩地執行下去，這並不取決於萬曆皇帝一個人，其根本原因在於當時明朝的內閣政治制度。

明初朱元璋廢除丞相，中國歷史上再沒有宰相存在。但這並不意味著皇權獨大，雖然在廢丞相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皇權迅速膨脹。但國家政務繁忙，不可能完全依賴皇帝一人完成，內閣制度應運而生。

明朝萬曆皇帝30年不上朝，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作為皇帝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其實他爺爺也不喜歡上朝，但是萬曆比他爺爺做的還絕，不上朝只是其中一絕，把自己悶在宮裡幾十年不出來見人，才是更絕的。那麼為何萬曆30年不上朝，國家還能正常運轉，而且沒有奸臣作亂呢？

萬曆前期基本是張居正主政，但不上朝但不代表不理政，而是明朝的皇帝們找到了一種更好的處理政事的方法或者說偷懶的辦法，那就是票擬製度。這一制度立足於奏疏的遞進與批答,大致程式是:章疏由司禮監收進,經御覽後發內閣擬票(擬出處理意見),再經御筆或司禮太監按閣票硃筆批紅(批答)後發出施行。

通過票擬製度既保證了皇權的至高無上，又能找大臣、太監為自己代勞，處理一些事務。但重要的事務還是要皇帝親自決斷的。

萬曆皇帝不上朝，但真的不是不管事啊……他只是懶，又不是蠢……被張居正教育了這麼多年，萬曆皇帝雖然不喜歡見大臣，但是為了坐穩皇位，決策權可是掌握的死死的，時不時來個決定。比如說“萬曆三大徵”，就是萬曆皇帝堅持必須要搞的。還有開礦稅，派太監下去撈錢，和收遼餉等等，萬曆皇帝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時候，不僅不懶，而且還很勤快

這個問題我說一下我的看法。

明神宗在位前十年，由於年幼，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聽政，太后則將一切軍政大事交由張居正主持裁決，實行了一條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對外軍事也接連獲勝，朝廷呈現中興氣象，史稱萬曆中興。

親政後，不理朝政，揮霍無度，大肆營建。派遣宦官到各地任礦監、稅監，蒐括無厭，激起人民反抗，各地起義不斷。

我感覺萬曆皇帝之所以二十多年不上朝，還有另外的原因：

二.文官集團把持朝政，皇權被大大削弱，萬曆皇帝可能對這些政治對抗深惡痛絕，但又無力改變，所以才選擇用這種極端的方式抗爭。

三.內閣制度強大先進，即使皇帝二十幾年不上朝仍可以維持國家正常運轉，只怪皇帝太清閒才不斷的瞎折騰，最終把明朝折騰的元氣大傷奄奄一息。

其實宦官得勢也是從這時開始的，萬曆想和文官集團抗爭，但放眼朝堂也沒發現可以信任的人，最後發現身邊的這些個宦官也可以利用，以便和文官集團的鬥爭中加點人手，最終把明朝玩死了。明朝亡在黨爭內鬥和天災人。

萬曆皇帝20多年不上朝，期間還發動了萬曆三大徵，明朝也沒有在萬曆皇帝期間發生內亂，他是怎麼做到的？

其實這和明朝的政治體制，有直接關係。而萬曆皇帝，又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君主，可以通過手中的權力，很好的平衡朝政局勢。萬曆皇帝雖然不上朝，但對朝中的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正是他通過，錦衣衛，東廠，來獲取資訊，以及通過宦官集團來對抗日益膨脹的文官集團，而萬曆皇帝，就是那個裁判。當裁判的，不一定要下場踢球，只要平衡局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