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奉天殿大封開國君臣，以六公二十八侯為主，封李善長為南韓公、徐達為魏國公、常茂為鄭國公、李文忠為曹國公、馮勝為宋國公、鄧愈為衛國公，李善長為公爵之首，又是文臣之首，和徐達一起為大明文武領袖。

至於後世十分有名的劉伯溫，卻只是在六公二十八侯之後，封了一個誠意伯爵位，而且食祿僅僅240石，不但無法李善長的4000石、徐達的5000石相比，就連和他一樣被封伯爵的汪廣洋，每年至少還有360石，從這一點來看，朱元璋確實是有點寡恩薄義了。

可是從感情上來看，李善長、徐達等六公都是朱元璋的淮西老鄉，是跟隨他起兵的家底嫡系，正如朱元璋自己所說：“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是朱元璋的蕭何，當年劉邦冊封功臣時，定蕭何為首功，封酇侯，食邑最多。而劉伯溫是半路被自己邀請過來的，單從這一點來看，六公的名單之中就不能有劉伯溫的名字。

同樣的情況，二十八侯裡也多半是朱元璋的同鄉、發小，也多在戰場上立下了汗馬功勞，朱元璋窮苦出身，登基後自然先照顧自己的同鄉好友，但基本上也是論功行賞，沒有太過偏愛某人。

從本領上來看，李善長是蕭何，可劉伯溫卻不能算是張良，朱元璋雖然多次稱呼劉伯溫是“吾之子房”，但同樣有此稱呼的還有和劉伯溫一起封為伯爵的汪廣洋，史稱“屢獻忠謀，比之子房、孔明”，劉伯溫在歷史上最出名的一件事，是他為朱元璋上書了《時務十八策》，堪稱朱元璋、劉伯溫版的《隆中對》，對朱元璋奪取天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是像這樣內容也有差不多的，如第一策以元朝失德，必須如商湯、周武這樣的仁德之君行事，才能爭取天下民心，像李善長最早就和朱元璋探討過，只不過劉伯溫以商湯、周武對比，而李善長以劉邦對比，希望朱元璋效法劉邦，知人善任、豁達大度，則帝業可成。總的來看，李善長的建議比劉伯溫還有更貼近歷史，有路可循，也符合朱元璋布衣起身的現實。

又如第三策，不脫離韓宋政權，打著其旗號做事，也就是朱升“緩稱王”建議，不去和群雄爭奪這個虛名，安心開拓土地，發展實力。這一點汪廣洋、朱升等都和朱元璋建議過，朱元璋是靠著諸謀臣的智慧才成功的，並不是劉伯溫一人之功，功勞這樣一分薄，劉伯溫自然不能位居謀臣首位了。

從政治上來看，不同於李善長、徐達等人，劉伯溫不但是半路收攏的，而且他原先還是元朝的舊屬，後來因不滿元朝上下的昏聵無能，憤而辭官回家，再後來才被朱元璋邀請出山。對朱元璋來說，劉伯溫個人有汙點，他身仕兩朝，並不符合當時的政治要求。

朱元璋之所以會分封功臣，就是因為當時北元順帝去世，徐達北伐成功，蒙元勢力已被逐出中原，只能在草原上蹦躂了，這時候朱元璋自然要樹立對大明有利的忠誠形象了，可劉伯溫顯然就不符合這樣的形象塑造，所以朱元璋給他的爵位是誠意伯，比起同為伯爵，卻沒有侍奉過故元勢力的忠勤伯汪廣洋，明顯是還要低一級的。

目前很多影視劇或者小說都喜歡神化劉伯溫，就像諸葛亮一樣，是屬於人們心中的英雄人物，對於老百姓來說，歷史人物太多，有時也是很難去辨別他們各自的成敗得失，所以索性把所有事全都安在一個人身上，劉伯溫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可實際上，朱元璋作為赤貧出身的皇帝，他對手下的賞賜不只從功勞、親疏來分，更重要的是要看重政治屬性，像劉伯溫這樣的謀士，既無親故，本事又不是冠絕群賢，加上又有政治汙點，能夠爭得上一個伯爵之位已經是天恩浩蕩，再給了給不了多少了。

因為朱元璋不喜歡劉伯溫的耿直不屈的性格，更喜歡李善長的忠心耿耿的脾氣。博學多才，足智多謀的劉伯溫經常讓朱元璋讚口不絕，但是實際上朱元璋心裡早就不安穩了，因為老朱猜忌劉伯溫很可能是對他的改朝換代大業心存不滿，口是心非。明朝剛成立的時候朱元璋和劉伯溫的關係比較密切，朱元璋也安心的把督察院御史（今最高人民檢察院一個性質）的重要位置交給了劉伯溫，劉伯溫也是作為一個心狠歹毒之人，沒有讓老朱失望，在空印案，胡惟庸案等重大案子的辦理過程中取得了不少政績。其實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劉伯溫後來怎麼跟朱元璋鬧起來的，但是可以看出來老朱確實擔心劉伯溫的這種無情無私的性格會給他的後代帶來麻煩。

以李善長為首的政冶集淮南派，在朝庭樹大根深，牢不可破。劉伯夂等一些外省官員多受排擠，得不到重用。李善長封他為公，劉伯溫為伯。劉伯溫低調做人，深知官場凶險，告老還鄉。最後還是被胡違庸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