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家，鄭小驢

　　鄭小驢，本名鄭朋，1986年生於湖南隆回，中國人民大學首屆創造性寫作碩士。著有小說集《1921年的童謠》《少兒不宜》《蟻王》《消失的女人》等多部，長篇小說《西洲曲》《去洞庭》。曾獲《上海文學》佳作獎、湖南青年文學獎、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獎、南海文藝獎等多種獎項，被評為南京市百名優秀文化藝術人才。有作品被翻譯成英、日、捷克語。

　　創作談

　　2018年5月份，一個風和日麗的中午，從瀋陽回北京的高鐵上，窗外飛速閃過一片片波光粼粼的水稻田。在遙遠的北方，彷彿置身南方和煦的春日，這讓我深感詫異。我想起小時候，這樣的春天，我家總會迎來一對遠房窮親戚。一個胖乎乎、頭髮灰白的盲人，終日穿著那身一成不變的黑色燈芯絨中山裝，揹著一隻乾癟的褡褳，手搭在瘦小的瘸子的肩上，瘸子給他領路，兩人一路閒聊，風塵僕僕，朝我家方向走來。按今天的話，蹭飯來了。聽說從很遠的地方來，要走上大半天，到我家通常傍晚，吃完晚飯，還得住上一宿。盲人會算命，平時靠此為生。沒生意的時候，便來我家，起先母親還和顏悅色，宰殺老母雞招待，來的次數多了，母親的臉色就越來越難看，後來就有些怠慢。好在盲人也不計較，做啥吃啥，大大咧咧的，飯量還很大，連吃三大碗。吃完晚飯，天已黑透，母親給他們鋪好床鋪，洗好腳，盲人、瘸子就擠著一張床，說閒話，講各種鬼故事，上吊的小媳婦，喝農藥的婦人，倒路鬼，露水鬼，難產鬼，活靈活現，聽得人毛骨悚然。

　　那會家鄉正好發生一起聳人聽聞的謀殺案，一個嗜賭的小青年，因為賭資和鄰居發生了爭執，被敲暈鎖進一隻大木櫃裡折磨致死。這一幕正好被鄰居的小女兒目睹並最終事情敗露，釀成了一樁不大不小的群體性事件，打了防腐劑的屍體在街上擺了好些天，各種傳言都有。二十多年過去了，這件事一直深埋心底，很多次想動筆，苦於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切入點，直到我再次想起盲人和瘸子，並將他們與這件事聯絡在一起。兩個毫不相干的人，在小說中的相遇，對我來說有著無比重大的意義，如黑暗中打開了天窗，一切豁然開朗。在瀋陽回北京的高鐵上，我寫了黑暗中盲人與瘸子的一段對話，這段看似與小說離題萬里的對話，我以為是這個小說成敗與否的關鍵點。

　　我充分信任讀者。這是為何要在寫作技法上設定一定難度的前提。我喜歡看似漫不經心的閒筆，在掩卷沉思的那刻又處處閃現出來的光亮。彷彿小說的每處褶皺都是深淵，每個細節都駐紮著靈魂。我們不拒絕好看的故事，但我們拒絕一個好看的故事背後的平庸和蒼白。說到底，我們拒絕口香糖文學。故而，小說背後的引而不發、意味深長和沉默，是一個優秀小說品質的保證。

　　寫作《騎鵝的凜冬》時我已經32歲，出過幾本不甚出名的小說，除了寫作本身，對很多事，想說的越來越少，也越來越沉默。當然，我的問題不在於此，和1961年，32歲的馬爾克斯一樣，我們遇到了同樣的難題，“作為作家最大的問題時，在寫過那些書以後，我覺得自己進入了一條死衚衕，我到處尋找一個可以從中逃脫的縫隙。我不認為我已才盡，相反，我覺得我還有很多書未寫，但是我找不到一種既有說服力又有詩意的寫作方式”。是《佩德羅·巴拉莫》將馬爾克斯從縫隙中解救了出來。胡安·魯爾福筆下那個到處死人在說話的墨西哥村莊，和我經歷過的90年代漆黑一團的湘西南鄉村，某種程度上有著驚人的一致性。“為了寫作，我需要腳踏實地，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任何事情，我都必須把它放在一個地方，以便賦予它生命，一旦它有了生命，我便跟隨它。”對我而言，從對一隻叫慶松的鵝命名開始，我重新置身於童年時代的土地，回到熟悉的氛圍，那些消逝的點滴，是這個小說靈感的來源，也是對這篇小說情感的最佳註腳。它無法命名，既不屬於城市，也不屬於鄉村，它是火焰，是遺憾，是報復，是憤怒，是別離，也是悲憫和理解。作為小說家，我希望我能更驕傲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