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者扶智計劃第二期#
唐詩的特質唐詩是漢民族最珍貴的文化遺產，是漢文化寶庫中的一顆明珠，同時也對周邊民族和國家的文化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受到世界各國的一致推崇，在世界各地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儘管唐詩林林總總肆態汪洋，但唐詩又有自己明顯的特質，今天我就主要講一下這個問題。
在講唐詩的特質之前，我要先講一下，隋唐的科舉制，尤其是唐朝的科舉制對唐詩的一些比較大的影響。
隋朝（581年—618年）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靜帝將帝位禪讓於楊堅，建立隋朝定都西安，隋朝是五胡亂華後，漢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統王朝。
結束了自西晉末年以來長達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唐時期也是全世界公認的中國最強盛的時期 。
隋文帝統一中國後，一面躬行儉樸，一面採取了許多有利於鞏固政權的措施。為廣置人才，文帝又開科取土，並設秀才科，開後世科舉制之先河，也促進了教育、文學的發展。為明全國教化，恢復華夏文化之正統，文帝下詔制訂禮樂，以提升國家的文化素質。
隋朝時，587年隋文帝正式設立分科考試製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選官不問門第。
科舉制度初期設諸州歲貢，規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選送三人，參加秀才與明經科的考試，606年隋煬帝增設進士科。
當時秀才試方略、進士試時務策、明經試經術，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分科選才制度。
當時以明經最為高階，進士試居次。當時選士制度只稱為秀才科，與唐之科舉仍有一段距離。
秀才科可謂科舉的開端，亦為不完善的考試製度，對實際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變了門第壟斷官職的局面。
許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實學的人，卻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擔任高官。為改變這種弊端，隋文帝開始用分科考試來選舉人才。
隋煬帝時期正式設定進士科，考核參選者對時事的看法，按考試成績選拔人才。我國科舉制度正式誕生。
科舉是歷代封建王朝透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
科舉制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１９０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
科舉制在前期是很有用的，甚至是那是公平的，唯一的選舉人才的方式。
隋朝時，587年隋文帝正式設立分科考試製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選官不問門第。
科舉制度初期設諸州歲貢，規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選送三人，參加秀才與明經科的考試，606年隋煬帝增設進士科。
當時秀才試方略、進士試時務策、明經試經術，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分科選才制度。
當時以明經最為高階，進士試居次。當時選士制度只稱為秀才科，與唐之科舉仍有一段距離。
秀才科可謂科舉的開端，亦為不完善的考試製度，對實際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變了門第壟斷官職的局面。
唐玄宗時，任用高官主持考試，提高科舉考試的地位，並以詩賦為進士科的主要考試內容。
唐代科舉制對唐代文學是有影響的。科舉制度對唐代社會風氣的形成，對詩人群體的壯大、詩歌藝術的錘鍊以及詩歌內容的充實等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但省試詩也產生了不好的影響。
唐代進士科主要考試雜文，到開元、天寶年間雜文已明確為詩、賦各一首，考試中以首場詩、賦最重要。詩一般為五言八韻，通常稱為試帖詩。
賦為講究聲律對偶、重視聲音協調、通常為八韻且以四六句式為主，又稱律賦。
進士試詩賦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構成了唐代文學特別是唐詩發展的背景，在唐代社會營造了重視詩賦的氛圍。
可以說，一方面，唐代科舉以詩賦取士是唐代詩歌繁榮的結果，唐詩的發展促使科舉以詩賦取士的興盛；
另一方面，在以詩賦取士的背景下，詩歌成為仕進的敲門磚，士子唯有善於此道才有希望躋身仕進之門，又必然促使士子將心血澆漓於詩的創作。
由此形成推崇詩歌的社會風氣，反過來促進唐詩的繁榮。 換句話說，唐詩的繁榮與科舉以詩取士之風的興盛是互為表裡的。
以詩稱著的唐代，進士科最受士人青睞。科舉制度面向全社會開放，這也刺激了詩歌作者群體的壯大。
唐代的進士科尤重文詞，而詩賦是最能顯示士子的文學才華的，在正常情況下，詩賦的好壞對士人的棄取實際上起著頗重要的作用。
詩歌既然已成了科舉仕進的一塊極有效的敲門磚，一般士子唯有善於此道才有希望敲開仕進之門，這也就必然迫使他們更加重視詩歌，講求詩藝，同時也促使更多的人來關心與創作詩歌。
詩歌創作成為有唐一代經久不息的社會風尚，應當與科舉試詩的制度有著重要的關係。
縱看唐朝歷史，文學家大多為進士出身。我們粗略地一列有賀知章、陳子昂、王昌齡、王維、韓愈、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杜牧、李商隱、……不勝列舉。
進士試詩賦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構成了唐代文學特別是唐詩發展的背景。
進士試詩賦之制在唐代社會營造了重視詩賦的氛圍，此價值取向和取士標準為唐代造就了一大批業詩攻賦之人，這也正是一種文學體式發展繁榮的重要前提。
單從唐代進士科以律賦、律詩作為考試內容來說，其對於文學是促退的，但是如果就進士科舉以文詞為主要考試內容因而派生出行卷這種特殊風尚來考察，其對於詩歌、古文、傳奇的創作都有促進作用”
詩歌的好壞不僅取決於內容、情采、風格，也與詞藻聲韻很有關係。對聲韻對偶等詩歌技巧的講求，初唐時即為人所重視。
此後科考中對詩賦在聲律上的要求，儘管出現雕琢綺言、破碎句讀等弊病，但對詩藝的提高，詩歌的和諧精美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還有一點就是唐朝的行卷之風對詩人詩歌藝術的提高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行卷是唐代進士科考試中一種特有的行為模式和社會風尚。
中唐以後，考試本身在錄取中所起的作用日益減小，而應試前的大量的行卷交遊反而對中第起了決定性的影響，於是一批以求人延譽為旨歸的行卷詩文作品應運而生。
士子即以詩文先贄見達官顯要或文學名人，冀為其賞識延攬舉薦。這樣士子們行卷時就必須呈獻其自認為最佳的詩文。
因此他們對所獻詩文就極認真講求，在這風氣下，其對詩藝的提高專精所起的作用應是不言而喻的。
比如白居易的《賦得古原草送別》就是行卷中的佳作。白居易向文壇名人顧況行卷，顧為之延譽，白居易名聲遂振，不久便進士及第。
王維是透過向皇室行卷獲取狀元出身；杜牧是以《阿房宮賦》行卷被列入進士第五名。
但是行卷也不是毫無弊端。從選拔人才的角度看行卷之舉，有避免一試定終身的積極的一面；同時又促進了唐詩的興盛。
但是行卷也為唐代科舉帶來許多弊端，許多寒門舉子無處行卷，久試不第。
科舉制度對文人來說就是人生。士人千里迢迢參加科舉考試，一路見聞自然也是增長見識豐富生活的絕好機會。
進京趕考是士子人生的一部分，趕考路上的各種機遇豔遇，為文學作品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絕大部分士子藉此交友遊玩互相唱和，促進了詩人之間詩藝的切磋與交流，這對唐詩的繁榮發展也是不可忽視的。
科舉考試詩賦對詩歌不良的影響，以表現在省試詩上為明顯。
唐代省題詩體為五言六韻十二句排律體，韻腳由主考官限定。唐代所試的賦，是詩的變體，是駢文的進一步詩化，不僅要求對偶、用典、而且限韻。
不可否認，省試詩也出現過較好的作品，如錢起的《湘靈鼓瑟》、祖詠的《終南山望餘雪》詩。但省試詩之佳者卻如鳳毛麟角，大量的是性靈、風格兩失之作。
可以說，省試詩過多的限制也是造成沒有佳作的極大原因。當然，也不能因大多省題詩之平庸而論定科舉考試試詩賦對詩歌只起到不好的影響，應該看到它對詩歌創作也起到某些好的促進作用。
唐朝時期的科舉制度為當時的封建王國選拔了大量優秀人才，傳播了儒家思想，對保證社會安定，促進社會流動，鞏固國家統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從社會風氣來看, 營造了一種奮發向上的良好氛圍唐代的科舉制度激勵了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刻苦攻讀，奮發向上,，從而營造了一種良好的社會風氣。
唐代的年輕人, 大都胸懷大志, 才情四溢, 富有積極進取的精神。而詩歌就是抒發感情的最便捷的方式，科舉制度對詩歌的要求促進了詩歌的發展與繁榮。
唐朝科考的時務策考題內容多涉及具體的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社會、教育等內容，都是十分具體而現實的問題，而且要考生給出明確的解決方案。
綜上所述，科舉制度本為統治者選拔官吏，牢籠士子的手段，而唐代科舉以詩賦取士不僅選拔出了一大批才華卓越的優秀人才，而且壯大了詩歌的創作群體，開掘了詩歌博大深廣的內容，為了考試時寫出一首好作品，讀書人平時要反覆練習、切磋，考後還要用詩歌表達成功或失敗的心情，成功了有朋友的祝賀，失敗了有朋友的安慰，考試之前還要行卷，這些都是和科舉直接相關的詩歌創作。
科舉制對唐代文學的影響更深廣而有意義的，還在於對詩文尤其是詩歌的題材內容的影響。科舉制度引發的唐代文人對其科舉生活的歌吟敘述，產生了與此有關的大量詩文，全面地展現了科舉生活的方方面面。
諸如讀書習業、鄉舉裡選、投文干謁、漫遊邀名、場屋省試、及第落第、慈恩題名、曲江杏園遊宴、送行贈別等等。
舉凡士子們的科舉生活種種狀況及其喜怒哀樂之情，均呈現在他們的詩作與文章中。
就因為有了科舉生活，才會有文人們在及第或落第後的宴集盛會、賦詩作序餞送之詩文。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唐詩五彩斑斕的風格，還擴大了文人的行蹤，開闊了他們的視野，也在全社會形成了崇尚讀書，虛心向學，勤奮治學的風尚，這些對於唐詩的繁榮，尤其是盛唐時期唐詩的繁榮，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唐朝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盛唐詩是唐詩史上的高峰，以雄壯渾厚為特徵的盛唐詩氣象，具有很高的美學價值。
盛唐氣象在宋元明清時代是一個文學批評的專門術語，指盛唐時期詩歌的總體風貌特徵。
雄壯渾厚的確是盛唐詩的風貌特徵。南朝以至初唐詩風，大抵綺靡柔弱，雕琢詞句，缺乏雄渾之氣，它被盛唐詩人揚棄了。盛唐以後的中晚唐詩，有的偏於平易柔弱，如大曆十才子、白居易、賈島、姚合等，缺乏雄壯；有的偏於雄健，如韓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險，缺乏渾成自然，所以雄渾確是盛唐詩區別於初唐與中晚唐詩的突出特徵。
當然，說盛唐詩雄壯渾厚，是就其總體風貌特徵和主要傾向而言。大致說來，盛唐詩絕大多數是渾厚的，但有一部分詩篇特別是王維、孟浩然等人的山水田園詩篇，風格沖淡閒逸，雖也自然渾成，但並不雄壯。這類詩篇在盛唐詩中畢竟只佔少數。盛唐氣象是一種宏觀性的概括。
盛唐氣象形成的原因，大致有兩個：
一是盛唐詩人的豪情壯志。詩人們面對當時國勢強大、經濟文化繁榮的局面，大抵胸襟開闊，意氣昂揚，希冀建功立業。他們喜歡描寫祖國壯麗的山河，邊陲奇偉的風光、緊張的戰鬥和自己的豪情壯志。他們追求“鯨魚碧海”（杜甫《戲為六絕句》語）的壯闊詩境。這就形成了盛唐詩的雄壯風貌。
二是對前代優秀詩歌傳統的繼承和發揚。盛唐詩人竭力掃除南朝至初唐的浮靡詩風，重視向漢魏古詩、樂府詩學習，注意發揚漢末建安時代明朗剛健的優良詩風。從詩歌本身的繼承關係說，盛唐詩的雄渾特徵，得力於此。
盛唐詩，一部分較充分地反映了唐帝國強盛期的時代面貌，但盛唐氣象和盛唐時代面貌不是一回事。
文學史上的盛唐，指唐玄宗、肅宗兩朝，約五十年。玄宗後期，政治腐敗，國勢開始衰落，中經安史之亂，更是社會動盪，民生凋敝，但以杜甫為代表的盛唐後期詩，仍然富有雄渾的特徵。
舉例來說，杜甫的《望嶽》詩寫於盛唐前期，固然表現了他“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宏偉抱負。他的《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寫於安史之亂前夕，表現了唐帝國岌岌可危的形勢和詩人的憂心忡忡，卻仍然氣象雄渾。
杜甫晚年所寫的《登樓》《登高》兩首七律，表現唐朝受外族侵凌的衰敗局面和詩人的遲暮心情，境界仍然雄壯闊大。此類的例子尚多。杜甫晚年的這類詩篇，往往被明清詩論家譽為表現盛唐氣象的佳作。
李白晚年在安史之亂後所寫的不少詩篇，也具有雄渾風貌。盛唐後期，時代面貌大變，但李、杜等人在前期所形成的心態沒有消失，所追求的明朗剛健詩風也沒有消失，所以仍能寫出不少雄渾的詩篇。
唐詩的形式多種多樣，但古體詩卻不外呼兩種五言和七言，近體詩也有兩種絕句和律詩，絕句和律詩也不會超出五言和七言，古體詩對音韻格律要求較寬.近體詩對音韻格律要要確嚴，一首詩句數有限定，每句中用字平厭聲有規律，韻腳不可轉換，律詩還要求中間四句成為對仗。
唐朝是封建主義王朝發展到頂峰的時期，而反觀宋朝，收拾了殘唐五代的的分割局面，形成了長期內的穩定和統一。然而我們都知道，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到了北宋冗兵冗費冗官更是無可積極。宋代詩人張詠在《愍農》中說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貧。”兩個不同的朝代，不同的社會大環境下，故而形成了唐宋詩不同的審美特徵。錢鍾書評價：“唐詩多以丰神韻味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錢鍾書《談藝錄》）
在唐詩中，我們頻繁的會看見“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等此類的邊塞詩歌，但是往往這種詩歌中也透露著唐朝人特有的豪邁，壯麗雄奇。
李白和杜甫作為唐詩的代表人物，李白雄壯，杜甫渾厚，正如清人沈德潛所云：“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讀少陵詩，如見其憂國傷時。”從而，李白和杜甫共同代表了“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 ”的唐詩氣象。
受科舉制度的積極影響，唐詩在聲情方面，做出了開拓性貢獻。不僅使漢語語音在和諧成文的形式，創造力量，得到充分的發揮，同時也使漢語語音，在聲情交葉上的情感表現力量，得到充分的發揮，並且這兩者，又是高度綜融在一起的，漢語特有的形式，創造力量，情感表現力量，在唐詩中得到高度和諧、均衡、充分而全面的發揮。
下面就結合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廣陵》，簡單講一下唐詩的特質：
《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黃鶴樓是中國著名的名勝古蹟，故址在今湖北武漢市武昌蛇山的黃鵠磯上，傳說三國時期的費禕在此登仙乘黃鶴而去，故稱黃鶴樓。孟浩然：李白的好朋友。之：到達。廣陵：即揚州。 故人：老朋友，這裡指孟浩然。其年齡比李白大，在詩壇上享有盛名。李白對他很敬佩，彼此感情深厚，因此稱之為“故人”。 煙花： 形容柳絮如煙，鮮花似錦的春天景物。下：順流向下而行。 碧空盡：在碧藍的天際消失。盡：沒了，消失了。 碧空：一作“碧山”。陸游的《 入蜀記》雲：“八月二十八日訪黃鶴樓故址，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 唯見：只看見。天際流：流向天邊。天際：天邊。辭：辭別。
這首詩的大致意思是，老朋友孟浩然，今天在黃鶴樓與我辭別，在鮮花爛漫的三月去往揚州。我們話別後，他登船遠去，我久久凝望，只見孤帆的影子漸漸遠去，在碧空中緩緩消逝，只看見浩浩蕩蕩的長江向天邊流去，萬里波濤浩浩蕩蕩的承載著我們的真切友誼，承載著我們的快意風流。
這首送別詩有它特殊的情味。它不同於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那種少年剛腸的離別，也不同於王維《渭城曲》那種深情體貼的離別。這首詩，表現的是一種充滿詩意的離別，表現的是一種壯闊人生，有一種壯行天涯不許愁的韻味在裡面。
錢鍾書說：“作品在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裡產生，在他生活的現實裡生根立腳。”這首詩的一個獨特之處，就在於它異乎常理，不去表現常人的離別之愁，而是著意表現的是一種充滿詩意充滿幸福的離別，表現的是一種積極進取的壯闊人生，有一種壯行天涯不許愁的韻味在裡面。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是兩位風流瀟灑的詩人的離別，還因為這次離別，跟一個繁華的時代、繁華的季節、繁華的地區相聯絡，在愉快的分手中，還帶著詩人李白的嚮往，這就使得這次離別有著無比的詩意。
李白與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剛出四川不久，正當年輕快意的時候，他眼裡的世界，還幾乎像黃金一般美好。比李白大十多歲的孟浩然，這時已經詩名滿天下。
他給李白的印象是陶醉在山水之間，自由而愉快，所以李白在《贈孟浩然》詩中說：“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這次離別正是開元盛世，太平而又繁榮，季節是煙花三月、春意最濃的時候，從黃鶴樓到揚州，這一路都是繁花似錦。
而揚州，更是當時整個東南地區最繁華的都會。李白是那樣一個浪漫、愛好遊覽的人，所以這次離別完全是在很濃郁的暢想曲和抒情詩的氣氛裡進行的。
李白心裡沒有什麼憂傷和不愉快，相反地認為孟浩然這趟旅行快樂得很，他嚮往揚州，又嚮往孟浩然，所以一邊送別，一邊心也就跟著飛翔，胸中有無窮的詩意隨著江水盪漾。
在一片美景之中送別友人，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美景令人悅目，送別卻令人傷懷，以景見情，含蓄深厚，有如弦外之音，達到使人神往，低徊遐想的藝術效果。
“故人西辭黃鶴樓”，這一句不光是為了點題，更因為黃鶴樓是天下名勝，可能是兩位詩人經常流連聚會之所。
因此一提到黃鶴樓，就帶出種種與此處有關的富於詩意的生活內容。而黃鶴樓本身，又是傳說仙人飛上天空去的地方，這和李白心目中這次孟浩然愉快地去揚州，又構成一種聯想，增加了那種愉快的、暢想曲的氣氛。
“煙花三月下揚州” ，在“三月”上加“煙花”二字，把送別環境中那種詩的氣氛塗抹得尤為濃郁。
煙花，指煙霧迷濛，繁花似錦。給讀者的感覺絕不是一片地、一朵花，而是看不盡、看不透的大片陽春煙景。意境是一種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有情無景或有景無情，都不能稱之為意境。事實上，情感的表達是需要一定的景物來顯示的。優秀的詩人總是想方設法將思想感情濃縮到一定的生活畫面之中，使人透過具體可感的生活畫面去感知和把握。三月是煙花之時，而開元時代繁華的長江下游，又正是煙花之地。“煙花三月”，不僅再現了那暮春時節、繁華之地的迷人景色，而且也透露了時代氣氛。
此句意境優美，文字綺麗，清人孫洙譽為“千古麗句”。
總之，這一場極富詩意的、兩位風流瀟灑的詩人的離別，對李白來說，又是帶著一片嚮往之情的離別，被詩人用絢爛的陽春三月的景色，將放舟長江的寬闊畫面，將目送孤帆遠影的細節，極為傳神地表現出來了，而且展現出一種壯闊的情懷。寫詩時如果在構思中不去追求意境，而是一味地空發慨嘆，或是一絲不苟地臨摹實景，即使將景物描寫得十分逼真，也不會產生出詩意來。情景交融只是意境的一個形象特徵。不論是景中藏情、情中見景，還是情景並茂都不能看作是意境的全部。美妙的意境，不僅要具有情景交融的形象特徵，而且要虛實相生，含有無窮的韻味。
這裡有許多景物形象：故人，黃鶴樓，煙花，孤帆，碧空，長江，天際等。但很顯詩裡的主要形象並不是它們，而是送別友人孟浩然去廣陵時立於江邊遙望天地的詩人。
唐詩，作為中華民族優秀的民族文化，一直流傳至今，長盛不衰。唐詩作為一種文化遺產，一直被許多學術界的專家青睞， 甚至如今還有很多人繼續創作詩詞。究其原因，是唐詩具有其獨特的文化魅力，而其中一個十分大的魅力，就是唐詩的藝術美。
不少詩歌作品，或音韻和諧、或氣勢磅礴、或意境幽美、或寫物淋漓盡致、或達意感人肺腑，讓文字的美麗達到了一個極致的境界。
魯迅先生說過：“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以後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而宋詩的代表作家如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正是“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在極高的起點之上，苦心孤詣終於唐詩雙峰並峙，各領風騷，亦不能不為後人稱道。
唐詩另一個特點是，沒有特定的語法。語序間的關係比較鬆散，沒有時態或單複數，甚至可以沒有動詞謂語。唐是在繼承六朝詩歌追求語言形式美的基礎上，進一步從兩個角度使語言詩化、純化。
唐詩的最重要的特點是以“情韻勝”。情是感情，韻是韻味，分開來講似乎就不能表達這個概念的全部內涵，合起來才真正能夠體現出唐詩的豐厚底蘊。
唐詩之所以以情韻勝，是因為與唐代的時代精神有關，唐詩在反映七世紀至九世紀這一特定時代的精神生活時，帶著獨特的“丰神情韻”，充分表現了唐人的生活理想與精神追求。
唐代是一個興旺發達的社會，人們生活在唐代，有一種自信心與自豪感，這樣的生活本身就容易激起人們的詩情。
而在時代精神的影響下，這一時期的詩人又往往更多地帶著一種詩意的眼光看待生活，因而也就會在平常的、習見的生活中發現豐富多彩的美。
唐詩描寫的材廣泛而內容深厚：
反映生活廣泛：政治鬥爭、田園山水、邊塞風光、普通人民生活，取得的高度的藝術成就。唐詩講究韻律，節奏和諧，語言精美，詩意醇厚；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眾多的流派。
唐詩雖然有一種很濃烈的家國情懷，有一開闊的心胸。在題材上比較偏重政治主題，以國家興亡、民生疾苦、胸懷抱負、宦海浮沉等為主要內容。抒發的主要是社會性的群體所共有的情感，但唐詩中大多數作品還是重個人情感的抒發，無論是表現玄理還是抒情，都是為了抒發個人情懷。
如獨立不羈，性情自由的李白就把自己的個人氣質融入詩中，形成了行雲流水的抒情方式，如他的《蜀道難》、《行路難》等詩作。
在唐朝詩歌中，往往採用象徵、暗示、隱喻、抒情等藝術手段虛化眼前的景象。
比如唐初詩人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全詩無一字關於幽州古臺的具體描繪，完全是人生的感喟，心靈的外射和意念的迸發。
登高臨遠，自古幽情，短短二十二字，讀來蕩氣迴腸。獨立在寂寞樓中，回顧蒼茫，緬懷古代明帝賢王風雲際會，獨恨自己生不逢時報國無門，半世坎坷，滿腔悲憤，看不到前途遙遙。
孤寂情懷，以質樸蒼勁的語言，沉鬱雄渾一傾而出，淡盡了六朝脂粉，唱出了盛唐佳音，令人擊節悲歌，一唱三嘆！
唐詩一般都氣勢順暢，起承轉合如流水般通達，尤其注意情與景融合、形式與內容和諧。繆鉞的《詩詞散論·論宋詩》說：“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貴深折透闢。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
牡丹唐詩豐腴，芙蓉宋詩瘦勁，非高非低，有感於心發自肺腑，手法或有不同，格律大抵一致。對於唐詩和宋詩，宋詩雖有借鑑唐詩，但是宋詩更加貼近人情，而唐詩更加貼近人性，但審美傾向歸根結底是對真和善的追求，進而達到文學的最高境界，對美的追求。
天地間的事物，有些是屬於實用的，有些是屬於欣賞的；前者有它實用的價值，後者有它欣賞的美的價值；
實用的事物常常要決定於時空的因素，權衡它的價值的高低，這種實用價值的觀念是形而下的，也不是永久性的。
人類所欣賞的東西不受時空的限制，它的價值的高低決定在它本身美感的水平，這種唯美的觀念是形而上的，也是永久性的。
唐詩氣象非凡，具有壯闊的面貌。這種壯闊是處在大一統時代的唐人心胸氣度的表現。
唐詩具有強健的骨力，也是剛健的特徵之一。唐代的人們，剛強雄健，尚勇行俠，表現了蓋世的大丈夫的風骨。
不少詩篇，或雄放，或沉著；或磅礴宏肆，或遒勁壯實；或飄逸中挾帶鵬飛千里的氣勢和力度，或以情韻風神取勝而又自具勁氣貞骨。
雄渾，作為唐詩的時代風格，特別是盛唐詩歌的時代風格，它反映了那個時代欣欣向榮的景象與朝氣蓬勃的活力，突出地具有剛健氣質，且能不斷振作將其維繫較久的，無疑應數唐詩。這就是唐詩流傳千載魅力不減的根源所在。
即使是日常的和平環境中的生活，在唐朝詩人的筆下，也往往顯得浪漫而舒暢。比如剛才講到的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廣陵》，就表現出一種春天般的心境，表現出一對美的嚮往與追求。人們的精神與情思，不是像秋水般地沉靜，而是象春潮一樣湧向浩瀚的海洋。李白的這首詩，就是一個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