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語出漢代劉安編纂的《淮南子·氾論訓》。原文是：“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

意思是：治理國家有常法，但利於百姓是根本；政令教化有常規，但有令必行是上策。如果對民眾有利，就不必非效仿古制不可；如果事情周密穩妥，就不必非遵循舊法……百川源頭各不相同，最後都歸於大海；百家學說各有擅長，但都以天下太平為追求。

何為利民？簡單來說，就是讓老百姓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過上幸福的生活。

在孔子看來，利民的首要任務是使百姓先富起來，然後在富民的基礎上教化民眾，使其能夠富而不驕、富而好禮。

管子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為此他還設計出一系列鼓勵農民廣積五穀的方案。比如，實施“相地而衰徵”，根據土地實際情況採取不同的賦稅標準；勸導農民精耕細作、因地制宜，使“務地利”等。

百姓能不能過上好日子，與政權的興衰存亡密切相連。這一點，歷朝盛衰有著充分詮釋與印證，以民為本、以民為重也因此成為我國古代治國理政的基本理念。

漢文帝、漢景帝時期，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注重節儉，所以社會安定、百姓富裕。據《史記·平準書》記載：到景帝后期，國家糧倉非常充實，新穀子壓著陳穀子，一直堆到了倉外；府庫裡大量銅錢多年不用，以至於穿錢的繩子爛了，散錢多得無法計算。正是文景之治打下的堅實基礎，為漢武帝后來征戰匈奴、開闢疆土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障。

唐初君臣親歷隋朝衰亡，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更加註重以民為本。《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曾對侍臣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還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清代萬斯大在其《周官辨非·天官》中表明觀點：只要有利於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危害百姓的事，再小也要除。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官員任上是拎著“烏紗帽”為民幹事，還是捂著“烏紗帽”為己做官，百姓眼中看得分明，歷史亦自有公論。

流芳千古者有之：東漢劉寵為官，剪除苛稅，禁查非法，深得民心。他離任會稽太守時，幾位鬢髮斑白的老人以錢饋贈，劉寵盛情難卻，“遂各選一錢受之”，留下“一錢太守”的美名。

明代況鍾任蘇州知府時，體恤百姓、護民如子，三次離任都被百姓聯名上書請求留任，“士耆民庶鹹候上道，且控輿臥轍”，傳下了“三離三留”的佳話。

遺臭萬年者亦有之：五代時期趙在禮在宋州為官，任上弄權謀私、魚肉百姓，以致民不聊生。他離任時，鄉民歡呼雀躍，奔走告知，相互祝賀道：“眼中拔卻釘矣，可不快哉！”南宋末期奸相賈似道，擅權誤國、貪婪無度，極盡搜刮民脂民膏之能事，百姓棄之惡之。

兩者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是否為民著想，是否真正利民。

隨著時代發展，利民的方式和內涵有所延伸拓展，但其作為根本執政理念的地位沒有變。當今世界正經歷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面臨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依然很多。既把握歷史規律、吸取經驗教訓，又不拘一格、變革創新，始終以為百姓謀幸福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順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抓住了這個“本”，就能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援，不斷夯實群眾基礎和執政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