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1019—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他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從政上，主持編寫了中國最大的一部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成書294卷，歷時19年完成，貫通古今。官居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被世人推崇備至，“求之歷代亦不可多得”。司馬光能夠取得這樣大的成就，可以說與其多年的讀書治學思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的讀書態度

　　司馬光知識淵博，學問精深。《宋史·司馬光傳》中記載：“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說他少年老成，7歲時就能懂得《左氏春秋》的大道理，擁有很強的學習理解能力。其實，小時候的司馬光對自己的智力並沒有什麼自信，常常擔心自己的記憶力不如別人。朱熹在編輯的《三朝名臣言行錄》中就記載：“司馬溫公幼時，患記問不若人。群居講習，眾兄弟既成誦，遊息矣;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止。”司馬光在和眾兄弟們一起讀書時，等到其他人都能夠背熟古文去玩耍了，唯獨只有他還在繼續背誦，一直要到能夠背過為止。

　　“刪削冗長，舉撮機要”的著書方法

　　司馬光治學的重點是史學，他自言對史書“自幼至老，嗜之不厭”。北宋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獨寵王安石，全力支援他變法，對於反對變法的人加以排斥，尤其是司馬光的同僚兼好友範鎮因直言上書王安石的變法之策是“殘民之術”而被罷官後，司馬光自感“了卻君王天下事”“解君之憂”無望，便自請外放，出任地方官。熙寧四年(1071年)，宋神宗批准他到西京洛陽御史臺工作，實則要他安心賦閒，不問政事。就這樣，司馬光在洛陽“獨樂園”一住就是15年，在洛陽期間，司馬光奉詔收集編寫歷代君臣的事蹟。在此基礎上，他主持編寫了《資治通鑑》《稽古錄》等多卷本史書，很好地展現了司馬光的著書方法和治學風格。

　　除了《資治通鑑》以外，司馬光又編集了《稽古錄》，該書包括《稽古錄》《歷年圖》《國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記》3個部分，共計20卷，記錄了從遠古時代到宋英宗時期歷朝歷代的大事件，所附加評論，都是關乎國家治亂興亡的剖析。後人都對此書評價很高，像朱熹就直言“小兒讀六經了畢，即令接續讀去亦好”。清代《四庫全書》評論道：“朱子甚重其書，嘗曰‘可備講筵，續六經讀之’。雖推之未免太過。然觀其諸論於歷代興衰治亂之故，反覆開陳，靡不洞中得失，其言誠不悖於六經。《通鑑》文繁，猝不易究，是編言簡而義該，洵讀史者之圭臬也。”後人將《稽古錄》稱之為《資治通鑑》的姊妹篇。

　　從上所述，可以看出司馬光著書治學的一些風格。首先，著書的目的性非常強，就是要“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司馬光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鑑戒，提供給最高統治者作為治國理政的參考。其次，著書資料蒐集要充盈。史料記載司馬光在動筆寫歷史事件之前，都要先廣泛收集史料，包括正史、野史筆記等，然後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辨析史料的真偽，以時間為“綱”，以事件為“目”，務求將事件的來龍去脈交代得清清楚楚，據說當時經他修改過的書稿堆滿了2間屋子。最後，著書語言要簡潔明瞭，簡單易讀。司馬光要求在編寫中“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史料和事件編排上有所取捨，專門撿取關係國家興亡、百姓生計的大事，編為一書。

　　“務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載道”的行文特點

　　除了史學上的成就，司馬光在詩詞、散文和雜文上的造詣也頗深。司馬光生活的年代，正值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完成階段，即革除五代舊習、擺脫西昆體的形式主義及浮華輕靡的文風，要求文章寫作反映社會現實。司馬光也不例外，必然受到詩文革新運動的影響。司馬光作為北宋朝堂上的政治家，他的文章無不針對社會弊病，為感於時事而言，為糾挽流習而發。蘇軾稱之為“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

　　王安石為相期間推出的諸多變法措施，在浸染儒學教育多年，“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的司馬光眼中有太多不合理之處，違背了孔聖人有關“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教誨。在當時炙手可熱、有皇帝堅定支援的王安石這裡，幾乎聽不到不利於變法的言論，但是司馬光還是冒著得罪神宗皇帝與王安石的風險，硬著頭皮前後3次寫信給王安石表達反對意見，這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與王介甫書》。他在信中向王安石直言：“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譭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炫鬻爭進，各鬥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司馬光信中直截了當地列舉了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徵利”“拒諫”“致怨”等弊病，要求王安石廢除變法措施，恢復祖宗舊制。

　　司馬光在與王安石的書信爭辯中，就事論事，沒有因為其他人對王安石的人品評頭論足，就趁機對其進行人身攻擊、貶損人格，恰恰相反，司馬光認為王安石是“賢人”，只是功利心太重、過度自信而已，切實體現了司馬光的“君子之風”。書信內容開誠佈公，直擊要點，不說假話空話，不寫華而不實的套話廢話，完全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充分體現了他“務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載道”的行文特點。

　　司馬光常說：“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司馬光治學之道給我們的啟示，就是要在治學過程中敢於付出行動，而不是崇尚空談。只有具備治學嚴謹、求實、勤奮、刻苦的精神，才能在治學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文章原標題為《“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司馬光的治學之道》《學習時報》2020年12月2日